在阅读此文章之前，感谢您点个“关注”，既能有很好的体验，还能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前言：

说起科举制，每个读过初中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大家对它多多少少有些认识。这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才选拔的方式。

科举出现

招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头等大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把“任人唯才”“野无遗才”作为时代要求。但制度化的探索，首推汉代察举制。察举制又分诏举和常举。

诏举是皇帝下诏，命令朝廷和地方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常举是定期选拔，由各州举荐“秀才”（又叫“茂才”），由各郡举荐“孝廉”（指孝子和廉吏）。茂才可以直接担任县令；孝廉要先任郎官，然后做县令。后来，为了防止孝廉一字不识，设置了学问考试科目。

到了东汉末期，由于请托盛行，察举制逐渐丧失了人才选拔功能，被讥讽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有问题当然要改。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建议，推出了“九品中正制”。运作方式是：国家在州郡设立中正官员，按照家世门第、道德才能，把人才分成九个品级，六品以上为中、上品，可以入仕。

不久，中正官被世族门阀把持，入仕标准简化成了只看门第出身，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窘境。世族子弟就算是块木头，也能平步青云，20岁就能担任郎官；寒门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没有出头之日，30岁才能从办事员干起。南梁的吴均，是公认的大才子，先是“待诏著作”，后来替梁武帝编写《通史》，就因为不是世族子弟，一辈子没能实现当官梦。一手好牌，就这样被乱世小朝廷打了个稀巴烂。

在大混乱中上台的隋文帝杨坚，果断向腐朽的人才制度开刀，以科举制替代了九品中正制。开皇七年（587年），他下令开设志行修谨科、清平干济科，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推选人才。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正式设立进士科，允许天下士子参加“试策”考试，以考试成绩作为入仕标准。简单地说，察举制是看德性取人，九品中正制是看出身取人，科举制是看试卷取人。

一千四百年来，杨广一直背着“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骂名。显然，他被后代史家严重脸谱化了。实际上，杨广天赋极高，敏慧好学，富有想象力，喜欢大手笔，绝对没有史书中写的那么不堪，他所开创的科举制、开凿的大运河、完善的三省六部制、营建的东都洛阳，虽然耗尽了隋朝的精血，却也成为后来的大一统帝国享用不尽的资源。

唐朝接过了科举取士的接力棒，实行了州郡“解试”和朝廷“省试”两级考试制度。按说，这是一个比前朝更加规范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在科举制的庄严宫殿里，开了一个后门，允许权贵公卿向知贡举（主考官）推荐录取人选，这个做法史称“公荐”。每到开科之年，往往尚未开考，录取名单和名次就预定好了，科举考试变成了走过场。有两个例子为证。

一个是诗人王维。他写过一首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岐王李范，是王维到长安赶考时遇到的贵人。为能金榜题名，经岐王牵线，王维认识了又一位贵人——唐睿宗的女儿玉真公主。见到公主，王维奉上自己的诗，又现场弹了一曲琵琶，一举征服了酷爱音乐的公主。经公主推荐，王维高中状元，做了太乐丞。

另一个是诗人杜牧。杜牧托太学博士吴武陵，带着《阿房宫赋》找到了知贡举——礼部侍郎崔郾。崔郾看完赋，大加赞赏。吴博士趁机要求把杜牧录为状元。崔郾摇摇头：“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他人了。”吴博士不死心：“第三名总可以吧？” 崔郾回答：“只能是第五名。”后来，有人反映杜牧人品不好，反对把第五名给杜牧，崔郾没好气地回应反对者：“我已经答应了吴君，杜牧即使是杀猪的和卖酒的，都须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恶习，一进宋朝，就被彻底禁止了。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下诏设置了殿试，从知贡举手中收回了取士之权。

宋朝科举

宋朝科举考试，有常科、特科两大类。常科，指贡举中的进士科、九经科、五经科、开元礼科、三史科、三礼科、三传科、学究科、明法科、明经科、明字科和武举。特科，指制科、童子科、博学宏词科等。其中，常科是主要科举形式，常科又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其他各科应举和登科人数较少。常科实行三级考试制度，每三年一次。

第一级是由各州府举行的发解试，秋天举行，所以又叫“秋贡”“秋闱”。考生除了国子监下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武学等学生外，还有各州县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通过的叫解士，第一名叫解元。北宋初年全国应考人数在10万左右，每次下达解额几千人；北宋末年应考人数达到40万，每次下达解额一万多人。

同时举行“别头试”，就是把与考官和本州郡官员沾亲带故的考生，安排在另外的考场，由没有亲嫌关系的别试官主持考试。这一做法，类似于今天的回避考试。

第二级是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考试，简称“省试”。鞭影匆匆，驿马长鸣。上万名从发解试中成功突围的士子，从接到通知之日起，就顶着秋霜、冬雪，从全国各地汇聚京城，第二年春天（一月下旬或二月上旬）参加省试，因此省试又被称为“春试”“春闱”。省试实际上就决定了考生的命运——是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考中的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北宋末期贡士录取比例为十比一，南宋录取比例为十六比一。

最高一级是皇帝主持的殿试，时间是省试发榜后的一个月，即三、四月。宋朝初年，殿试要刷掉一批人。从嘉祐二年(1057)开始，殿试不再淘汰，只是排定一二三甲的名次。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北宋第一名叫状元，二、三名叫榜眼，南宋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他科入选者叫各科及第。殿试通过的，都称“天子门生”。

如果三级考试都是第一，就叫“连中三元”。宣布进士名单时，皇帝和群臣都会行注目礼。状元及新科进士从皇宫走向街头时，京城往往万人空巷，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会蜂拥而至，纷纷从中挑选女婿。欧阳修，就是在这时被一位高官选为女婿的。

宋太祖当政时期，进士科和各科录取人数很少。开宝六年（973年）首次实行殿试，参加的贡士有233人，最终127人合格，赐进士或他科及第。十万士子挤独木桥，最终登科比例接近千分之一，实属凤毛麟角。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赵匡义扩招，录取进士109人，他科207人，另有191人“赐及第”，取士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07人，从而宣告了一个科举取士时代的到来。据统计，两宋三百年，登科的士子超过10万人，是唐和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

问题来了，录取名额如此巨大，难保没有官员请托或考生作弊吧？我们的担心，也是朝廷的担心。在防止官员请托和考生作弊上，朝廷煞费苦心，手段用尽。首先，推行了“锁院制”，这是防官员“请托”的。主持考试的权知贡举、权同知贡举、参详官、点校试卷官、监察御史等一旦定下来，须在省试之前50天左右进入贡院，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食宿全在贡院以内。

其次是“封弥制”，这是防考生和考官联手作弊的。就是把考卷上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编上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一来，考官在评卷时，不知道考生是何人，就算想作弊，也无从下手。

几轮考试下来，朝廷发现，“封弥制”并不能杜绝作弊，因为考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请托的考生。宋真宗时期，朝廷出台了“誊录制”，就是把每一份试卷，由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送考官评卷。此法一出，作弊者就傻眼了。但麻烦也大了，那么多试卷，得雇佣多少书吏去抄呀？看来，为了与作弊斗争，朝廷根本不计成本。

至于答卷评定，则采用“三级考校制”。第一步是初评，由初评官评定等次。第二步是复评，将初评意见封好，送复考官定等次。第三步由编排官根据初评、复评意见确定等次，如果初评、复评意见一致，就据此定级；如果意见不同，就送另一位考官评卷，采用意见重合的等次。假如三次评卷都不同，就采用最接近三评的等次。

为了保证寒门子弟都能应考，宋太祖下令，西川、山南、荆湖的解士进京考试，可以凭“公券”免费入住官驿、使用驿马。各州县还设立了贡士庄、贡士库，每三年向本地贫困解士发放一次补助。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受益者当然是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学子。

“庆历新政”的三位推手——宰相杜衍、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右正言欧阳修都出自寒门。杜衍少年时代投靠改嫁的母亲，受到继父冷落，被迫以帮人抄书为生。范仲淹随母亲从江南改嫁到山东朱家，曾用名朱说，少年时代在山寺读书，以稀粥为食。欧阳修幼年丧父，家里穷得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荻草在地上练习写字。

宝祐四年（1256年），南宋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417名。《宋史》中列传的北宋人物，出身高官的不过四分之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取士不问家世”成为宋代一大标志。可以说，是科举制创造了开放性的士人政府、流动性的平民社会和理性化的士大夫时代。

丰富的考试内容

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范进中举》，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因此，一提起科举考试，大家往往联想到“八股文”和书呆子。但宋代的科举制，不仅有严密的考试程序，而且有丰富的考试内容。

先来看进士科。省试的必考科目为诗赋、经义、论、策。其中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礼记》墨义十条。诗赋，目的是考察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唐代重“诗赋”，所以出了一批著名诗人；宋代重“经义”与“策”“论”，所以出了一批散文大家。经义，是从儒家经书中抽出一句话，请考生阐释其中蕴含的义理，相当于今天的论述题；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要求考生评论经史上的某个典故或历史人物。

嘉祐二年（1057年）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试策，类似于申论，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叫“对策”。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开封府试官，他针对熙宁变法出现的君相专制独断苗头，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帖经，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一两句或一两行，要求应试者将裁去的句子填写出来，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

墨义，要求应试者答出多条经义的内容，相当于今天的默写题。应付这类考题，只能死记硬背。庆历新政中，为了突出对道德品行和实际能力的考察，先考策，再考论，三考诗赋，取消了考记忆能力的帖经和墨义。王安石变法中，干脆把诗赋也砍掉了。

进士科好比是选通用型人才，其他各科则是选专业型人才。拿许遵应考的明法科来说，需要考律令40条，《论语》《尔雅》《孝经》各20条，内容涵盖法律文化、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法律实践四个方面，可谓今天律师资格考试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结合版。

九经科，考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科，考汉朝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科，考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属于实用“礼学”专科考试；三礼科，考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属于礼学理论专科考试；三史科，考《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三国志》，属于历史专科考试。

三传科，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经部史书专门考试；明经科，考三经，也就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谷梁传》《公羊传》），属于经书统考；明字科，是字学专科考试。

常科中的武举，又叫“右科”。三年一次，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一般是先考骑马射箭，再考对策、“武经七书”墨义。以对策的成绩定去留——决定是否录取，以骑射的成绩定高下——决定录取名次。殿试每次录取30人，依照名次分别赐武举及第、武举出身。

制科，又称大科、贤良，不是定期考试，皇帝下诏才举行，由皇帝亲自出题，是含金量最高的考试。制科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等十科。士子参加，要经地方官审查；官员参加，要经公卿举荐。先进行秘阁考试，考六道论题，每篇论要写3000字以上，还要将3000字的古文译成6000字以上的白话，难度可想而知。

合格者进入皇帝主持的御试。御试成绩分五等，前两等属于虚设，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授予京官官阶。两宋三百年，只进行过22次制科考试，成功通过的只有41人，进入第三等的共4人，苏轼是第一人。以上考试内容，足以检验出考生的真才实学，遴选出治国理政的能臣。

遗憾的是，从明代开始，答题必须模仿古人的语气，严禁议论时事政治和自由发挥，考试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文体一律采用八股文，所以科举取士又被称为“八股取士”，以至于选拔出来的官员多是书呆子，对军事、财政、水利、边塞漠不关心，应付不了复杂的政务，导致科举制无辜受累。

参考文献：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中华书局2004年版。

李尚英《科举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东晋〕葛洪《抱朴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