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罗马独裁官制度成为这些学者分析研究紧急权的起点。中止一般执法活动（iustitium）是独裁官制度的一种演化形式，所以阿甘本与阿克曼二者的观点其实无根本上的分歧。

本文赞同阿克曼等学者观点，但是阿克曼等对罗马独裁官制度着墨并不多，而且大多从法学角度论述，鲜有从政治思想史上角度进行阐释。

没有对罗马独裁官制度（Dictatorship）、元老院紧急决议苏拉与恺撒时期的独裁制度这三种罗马紧急权制度形式的产生与流变作过分析。

独裁官制度

关于独裁官制度的产生，自古以来就有诸多争议。但至少有两点还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这一制度是王政时期的王权残留物，是共和国时期在紧急状态下对王权的暂时的恢复。

第二，这一制度的产生与两个无可避免的客观情形有关：一是复杂精密的罗马宪制；二是连绵不断的外敌入侵与此起彼伏的内乱。威胁罗马安全与存续的外敌入侵与内乱的非常情势客观上要求迅速、果断、有效地解除威胁，恢复正常的法律与宪政秩序。

但是，在元老院、官制、民众大会之间及各自内部之间的监督权、禁止权、否决权、中止一般执法活动等一系列制约与牵制机制构成的罗马共和宪制结构，犹如一部缓慢运行的复杂精致的机器。

在紧急状态之时，这一几乎完美的混合与均衡的共和政体却立刻显得笨重，难以有效运作，拙于应对危机。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共和国的常规制度动作迟缓（因为议事会或官员不能擅自做主，在许多事上需要相互合作，集思广益也需要时间），利用它们去对付那些刻不容缓的事，便成了风险极大的手段。故共和国在其制度中应当有类似的安排。

他再次强调，应该有的制度安排就是独裁官制度。于是，大约公元前509年，取代相互牵制的两位执政官制度的独裁官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其中最典型最能体现这一制度特色的，也是为后来的诸多史家、学者乃至政治家津津乐道的。公元前458年一个名叫路西乌斯·昆提乌斯·辛辛那图斯的农夫被任命为独裁官击退外敌，挽救共和国的故事。

罗马紧急权模式的基本内容

第一，元老院确认、宣告一种迫在眉睫的危及罗马国家生存的外敌入侵或严重的内乱之紧急状态，并决定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裁者；

第二，由一名执政官（他是通过抽签、同僚推荐或元老院指命加以确定的）任命一位为期6个月的独裁官；第三，独裁官设定特别的任务，任命一位骑士统领，然后执行任务；第四，独裁官完成任务后马上卸任并交出其权力，宪政、法律秩序恢复。

罗马紧急权模式的特点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这一模式建立在二元性宪制基础之上。所谓二元性宪制，简单说来，比如在当今的民主宪政国家里，既有一套在和平时期运作的宪制，又有一套在紧急状态时期依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启动的宪制。这样一种二元性宪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萌芽了。

由此，他的结论是：“一个明摆着的判断标准是对非常形势与正常形势的区分。”根据研究，蒙森也认为，“由这些章程看来，独裁官制可以视为与执政官起于同时，其特殊用意在于一旦有战事，可免除分权之害于一时。”

在非常情势下，独裁官可以“在国内审判并处死人民，这不仅限于平民，也包括骑士和元老院元老。不管何人，甚至保民官也无权对他提出控告，或对他采取敌视行动，对他的行为也无权上诉。”

可见，罗马人自共和国建立之始就构建了一套在常态时期的宪制和非常时期的应急宪制。在常态时期，执政官、元老院、护民官、民众大会和向民众申诉等机构与制度等正常运行，罗马公民自由权利基本得到保障；

在非常时期，独裁官独享最高权力，“独裁官将其他每种职务都转到自己手中”，共和国政体的多元结构与罗马公民的申诉权利被临时悬置。

第三，独裁官拥有完整的治权。治权是一个具有罗马特色的概念，是国家最高权力即主权的体现。在平常时期，执政官的治权在城内受到向民众申诉制度的制约，在城外才允许行使“军事治权”，也就是说执政官的治权才是完整的。

然而，独裁官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他拥有完整的治权，在城内外都可行使治权，而且其决定不会被申诉，护民官的否决权也失去了效力。为了达到解除对共和国威胁的目的或完成既定的任务，他可以做任何他认为是必须的事。

“他不必与人磋商，即可作出决定；不必请示他人，即可实施自己的决定。”总之，除了立法外，“他可以做一切事情”。

此外，独裁官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还同样受到其他机构的监督与牵制，“元老院、执政官和护民官依然抱有自己的权力，防卫于他的左右，使他不至于偏离正道。”

比如独裁官在财政上依赖于元老院，还不能利用其权力发动对外敌的侵略性战争。

其次，独裁官的任职是有期限的。独裁官的任期只有六个月，在六个月或任命他的执政官的任期期满之后，独裁官都必须卸任，绝不允许延长，否则保民官就会强制其退位。“独裁者只许有时间来应付使他被选为独裁者的那种紧急情况，但不允许有时间来梦想其他的计划。”

如此可以避免此类官员逗留在如此强大的权力和不受阻止的威势中，会变得狂妄自大而失去理智地追求个人统治。再次，独裁官任务的目的具有保守性。独裁官采取非常措施的目的是解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恢复原有的宪政与法律秩序。

他可以临时部分或全部地悬置公民自由权利与申诉制度，但不能废除它们，更不能立法，也没有民事审判权。“他不能做损害国家的事，例如剥夺元老院或人民的权力，对城市的制度废旧立新。”“不能废除元老院的命令或另立新法。”总之，“他可以做一切事情，但却不能立法。”

最后，独裁官本人的德性与没有腐败的人民。在罗马，如前述的独裁官辛辛那图斯，能够被任命为独裁官的都具有人们所期待的一个独裁官的所具有的德行、领导能力与值得信赖的品质。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当一个人变成独裁官时，他获得更大的荣耀，是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野心。”

也正是由这些有高度领导能力与军事才能，同时又忠厚正直、品德高尚的独裁官（当然还有其他官员）和理智、忠诚、守法、有责任感且没有腐败的公民，以及罗马法制、礼制、习俗、传统等因素。

在罗马铸就了一种被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分别相当赞赏的罗马人的德性、罗马风尚、法的精神。

元老院紧急会议

当军事状况已经引起对独裁官制度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并且独裁官制度不再能够提供一个如同以往用在战争中的有效地处置紧急状况的制度工具的时候，罗马发展了元老院紧急决议。

所谓的元老院紧急状态令，是由元老院发布给执政官的一个建议性通告。这个通告建议，共和国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执政官应该采取任何他认为是必要的行动来消除威胁，如执政官可未经审判就处死罗马公民。

“在这种情况下，宪制保障暂时停止，正常执法官被赋予独裁权，并且不受‘申诉’制度的限制。”

执政官根据这一紧急决议确信，无论他做什么，元老院都会给予其支持，所以他一般都会迅速果断地作出行动。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元老院经常动用这一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影响也最大的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西塞罗处理的卡提林阴谋事件。

苏拉与恺撒时期的独裁制度

共和国末期，苏拉与恺撒时代为了党争与个人野心的需要与目的，两人先后恢复独裁制度。但是这种独裁官制度与共和国初期的独裁官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首先，运行模式完全改变了。由原来的“宣告—任命—执行三体分离的模式”变成“宣告、任命、执行三合一体分离模式”。宣告、决定与执行都由独裁官一人完成，苏拉、恺撒“一肩挑”。

其次，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了。苏拉在公元前82年被任命为独裁官后，一直到公元前79年他自己辞去该职位。恺撒于公元前49年被任命为独裁官，公元前48年被任命为不定期的独裁官，公元前46年被任命为10年期的独裁官，随后成为终身独裁官。

再次，经常利用元老院紧急决议制度与源于元老院紧急决议的“流放令”等制度为工具来打击与清洗政敌。公元前88年苏拉登上执政官席位后，利用元老院紧急决议宣布其政敌为国家公敌，后来还通过颁布“流放令”等法律来报复其对手。这种“报复是疯狂的。

……这种‘流放令’直接起源于‘元老院紧急决定’，它们成了苏拉派进行个人报复的出气筒。”利用元老院紧急决议作为党争与个人野心的工具在公元前82年苏拉被任命为独裁官之后以及公元前49年恺撒被任命为独裁官之后在各自的时代达到了巅峰。

结语

自此，苏拉已拥有史无前例的权力，他实际上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正是在苏拉的独裁统治时期，尤其是公元前82年和前81年，出现了一整套系统的立法。至于恺撒，自公元前49年被任命为独裁官之后，随着不断的胜利，各种职务和荣誉相继落在他身上。

被授予一系列权力、特权、称号、礼仪待遇、外部徽标、赞颂和神圣化的形式，这在当时意味着出现了真正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后来不断确立和巩固，在公元前45年的孟达胜利之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恺撒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和行政领域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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