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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主义

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绝对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的政治基础。

19世纪后期，随着巴尔干地区及北非领土的不断丧失，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色彩和伊斯兰教色彩逐渐加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采用哈里发的称谓，由保守的欧莱玛和苏菲派教团谢赫所倡导的伊斯兰政治理论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渐扩大，试图重建温麦和强调伊斯兰教的广泛实践，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威胁。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根源于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瓜分，体现穆斯林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情感，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反抗基督徒和异教统治的历史形式。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促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将争取独立和振兴伊斯兰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是为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政治基础。

贾马伦丁·阿富汗尼

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泛伊斯兰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的大土耳其主义（Pan Turkism）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核心思想是主张突厥人的广泛政治联合以及土耳其人的特权地位。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曾经将大土耳其主义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强制推行土耳其化的政策，否认奥斯曼帝国境内非土耳其人各民族的自治权，实施高压的民族政策。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包括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内的非穆斯林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相继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随之相继销声匿迹。

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衰落之后，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色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萌生，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所谓土耳其民族的特定标志，安纳托利亚则被视作土耳其民族的祖国和家园。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之际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塑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传统疆域的丧失和人口构成的改变，提供了奥斯曼主义演变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1927年，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97.3%，是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基础。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可谓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

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民族被视为具有共同的语言、政治疆域、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共同体，明显区别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米勒特即宗教共同体。凯末尔宣传的民族主义，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温麦及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进而包含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

奥斯曼文所用的阿拉伯字母表

土耳其历史学会成立于1931年，强调土耳其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宣称祖居中亚的突厥人曾经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宣称匈奴首领阿提拉和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皆为传播突厥文化的使者，宣称苏美尔人及赫梯人与突厥人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传承关系，旨在弘扬土耳其民族的辉煌历史，淡化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习俗相似，原本大都有名无姓，常以父名或出生地作为姓氏的替代。凯末尔的正式称谓遂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改作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贵族头衔帕夏、贝伊和埃芬迪被土耳其政府明令废止。

现代土耳其文所用的拉丁字母表

共和主义与民众主义

共和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基础，起源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环境。坦泽马特时代，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奥斯曼帝国初露端倪。19世纪后期，青年奥斯曼党的代表人物纳米克·凯末尔声称，共和制起源于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实践，共和制的建立是实现民众主权的前提条件，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则是共和制的典范。然而，青年奥斯曼党无意否定苏丹制，其所倡导的所谓共和制实为民众主权基础上的宪政君主制。

凯末尔的共和主义思想，在继承坦泽马特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之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否定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苏丹制度和米勒特制度，实行共和政体。1921年颁布的《基本组织法》规定，土耳其的国家主权属于土耳其人民。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政府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唯一代表”，“大国民议会不属于哈里发，而是属于土耳其人民”。自1923年起，共和主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反对传统的君主政治、宣传民众主权的政治思想与强调共和制度则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人民的声音便是安拉的声音”。

1928年9月，凯末尔在开塞利向人们讲授新字母

民众主义的历史内涵，在于实现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倡导民众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国家与民众之间双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919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发表演讲，初步阐释了民众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我们的组织内……全体国民拥有最高的权威……每个人都必须关注自己的命运。这种自下而上的结构，从地基到屋顶，将是坚不可摧的……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国民组织……已经拥有了它所依赖的关键性资源，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支持。从此，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也将开始形成。”

1920年8月，凯末尔表示：“权力应当直接交付给人民，并保持在人民手中”，“如果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政府下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的话，我们就把它叫作‘人民政府’……我们是不幸的民族，正在努力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独立……我们是遵循这样一种原则的人，即它将使我们能够为了保全这项权利和确保我们的独立，为了反对企图粉碎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和企图吞并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而进行全民性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基础”。1921年，《基本组织法》明确规定议会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

凯末尔（前左二）和伊斯梅特·伊诺努（前左一）等走出大国民议会大厦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众主义表现为共和主义的逻辑结果，主权在民构成民众主义的核心内容，大国民议会以及共和人民党则是民众主义的政治载体。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然而，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社会处于国家的操纵和控制之下，民众生活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民众主义具有明显的虚构性。

凯末尔强调民众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淡化土耳其社会的阶级差异、宗教差异和民族差异，禁止以阶级、宗教和民族作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1931年，凯末尔宣称：“我们的基本准则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人民并非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是由不同职业阶层组成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强调土耳其民众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诉求，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代表诸多职业群体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张源哲. 对立身份博弈视角下的土耳其政治生态研究[D].外交学院,2021.DOI:10.27373/d.cnki.gwjxc.2021.000305.

[2]姚琼瑶. 百年变局下土耳其外交转型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DOI:10.27316/d.cnki.gswyu.2021.001201.

[3]许枝阳. “一战”后希腊-土耳其战争研究（1919-1922）[D].辽宁大学,2021.DOI:10.27209/d.cnki.glniu.2021.00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