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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英国见证了社会组织、民主政治及大众文化的巨大变化。一战进一步催化了英国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导致不同阶级和力量的重组，其结果是把原先默默无闻的阶级——英国工人阶级推向了前台，而工人阶级的登堂入室，引发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冲击，导致话语体系的重置和大众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战后长期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英国国内政治制度极不稳定，国内社会暗流涌动。

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与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

1926年英国总罢工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总罢工，它的爆发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工人力量的壮大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其根本原因，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战后长期的经济萧条是其催化因素工人阶级的崛起是20世纪早期英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工业革命产生了工人阶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人阶级一直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他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体力和劳动，却在英国社会中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政治对他们来说似乎无可企及、高不可攀。这种状况在工业革命后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英国工人阶级才开始从一个松散的个体集合，逐渐演变为一个有力的代表性群体。

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开始通过一系列罢工斗争强调他们的存在和提出自己的诉求，试图与其它阶级分享政治权力。不过，要想在英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政党政治中分一杯羹，工人首先需要团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20世纪初期，作为工人代表的英国工会已受到全面的法律保护和承认,作为工人群众公认的代言人,工会已全面融入了社会主体结构。

在新工联主义(NewUnionism)的影响下，相对激进的工会逐渐取代了原先相对温和的工会，并获得了工会代表大会的领导权，它们不再刻意回避与资方的直接冲突。此后，英国工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会会员人数和工会数量急剧增长。

1900年,英国共有1325个工会，会员总数191万人,其中184个工会参加了工会代表大会,下属会员125万人,有组织的工人总数占全国劳动力的12.6%，到1920年，该比例增长到45.2%(但到1933年，比例跌落至22.6%)，会员总数也在1919年就增加至808.1万人。更重要的是，1916年，英国最重要的三个工会一一运输工人、铁路工人和煤炭矿工工会通过正式协议，组成了三方联盟(TheTripleAlliance)，并对现有工会组织和工会代表大会进行精简合并。

尽管英国工会在20世纪初期发展迅猛，但进入英国政治的真正敲门砖是政党。如果工会走不到工党，工会只能在政党政治之外仰人鼻息，难以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和提出他们的诉求,英国工人阶级也谈不上拥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影响力,更谈不上在议会舞台上推进他们的利益。

1904年,英国工会代表大会(TUC)将政治捐款设定为会员的义务,从此,工会成员的政治捐款就成为工会代表大会也就是后来的工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力量一工党的崛起创造了经济条件。

通向1926年总罢工之路

如果说，工人力量的壮大和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是1926年总罢工爆发的根本原因，战后创伤与工业冲突就是这场总罢工爆发的催化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投下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停战而抹去。一战中，工人阶级与社会其它阶层一样奉献了鲜血和汗水,但由于英国在战前的庞大资产伴随着年轻人的生命和鲜血消失在海峡对岸，战后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差，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越来越糟糕!

资本家拒绝为国民经济困局买单;出身上层的贵族政治家仍然把持着英国的政治命脉。不过，随着战争的离去，经济困难的加剧，战时被暂时掩盖的重重矛盾，在停战后几年的衰落中重新以更暴烈地方式集中爆发。

1924年11月，在鲍德温的领导下，保守党以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优势重新掌权。然而，鲍德温面对的形势并不乐观，昔时荣耀的日不落帝国几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外部，英国债台高筑，仅欠美国的战争债务就高达493,701,64美元，光利息一年就超过3500万英镑;在国内，英国存在大量的失业者。工业革命后，英国形成了以工业为煤炭、棉纺、造船和钢铁为主的四大产业。

大战结束后，这些产业因为弥补战争期间被压抑的需求而一度出现了短期的繁荣。一旦需求得到满足，紧接着的是漫长的经济疲软。煤炭业由于受到美国和德国煤炭的竞争尤其首当其冲。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家认为减薪是让其产品重回世界市场的唯一办法,但普通工人抵制减薪的做法。工会被短视的矿主所激怒,转而求助于政府。

甚至曾有官方调查建议将煤矿国有化,但最终不了了之。R.H代马雷(RalphH.Desmarais认为，战时，英国政府对关键行业的控制使其与工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如果这些联系得到明智的利用，战后劳资双方的冲突本可以避免。但是，有产阶级控制的英国政府使用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组织和控制技术，来迎接战后社会变革时期工人阶级提出的挑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斗争。

1925年4月28日来自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压力以及对上届工党政府政策的错误判断，导致保守党政府决定以战前英镑与美元的比价恢复金本位制相较于英国其它大宗产业，英国煤炭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对煤矿工人的境遇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当时，全球的煤炭业已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作为最早的煤炭工业开拓者，英国煤炭业的设备已经落伍，且管理权又散落在众多规模不大的公司手中，这导致英国煤炭的竞争力较低。面对德国与美国煤炭的竞争，英国煤炭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英国的煤炭出口量从1914年的每年6500万吨下降到4300万吨，到1925年，该行业每月损失100万英镑。

在外有竞争，内无消化能力的情况下，在矿主看来，煤炭业要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是削减矿工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必须由煤矿工人为这场危机埋单。鲍德温总结了矿主的立场,认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人必须降低工资才能使这个国家站起来”。

尽管英国煤炭业在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煤矿工人业因此成为首批落入鲍德温斧头下的工人，但在政治上，英国煤炭工业却处于相对强大的地位。煤炭矿工一直占据着英国劳动史学研究中心的位置”。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矿业作为英国的基础产业，达到了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

早在1914年，英国就有近十分之“的男性劳动力受雇于煤炭行业。作为英国最大的职业群体之一，煤炭矿工的工会化程度最高。工党的创建人哈迪(Hardy)就曾经是一名苏格兰矿工。当时，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是拥有80万成员的英国矿业联合会(MFGB)，他们的领导人是英国最激进的工会领导人A.J.库克。

更重要的是，煤炭矿工拥有劳工阶级的核心形象和价值观，采矿业发生的罢工规模及频率远远超过英国的其他行业，他们是英国工人的代表和前锋。鉴于煤炭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甚至在国有化到来之前，这些罢工往往涉及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根本问题。1925年6月30日，英国煤炭矿主宣布他们打算终止1924年制定的《全国工资协议》，这将导致全国工资谈判的破裂和工资的削减。

然而，英国矿业联合会(MFGB)的工人们抗议工资下降，并给代表全国大多数工会的英国工会代表大会(TUC)施加巨大压力。考虑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力量也可能受此打击，TUC同意对煤炭实行禁运，以一切方式支持矿工，工党议员也宣称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

尽管丘吉尔的预算报告为解决煤矿工人的危机寻找到了应急方法,然而，愤怒的工人和工党只能看到丘吉尔的强硬态度和鲍德温对于矿主的再三退让,矿工的抱怨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补贴而结束，矿主、矿工和政府不得不继续谈判。4月24日正午，鲍德温与工会代表大会总理事会特别工业委员会成员开会商讨事情的解决办法。

鲍德温认为，该行业的最大需求之一就是拥有一些更有效的谈判机制。这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做到的，但他认为除非有这样的机制，并且人们日益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稳定的长期劳资关系,否则不可能有一个常规且永久的解决方案，但矿主们在成本问题上以及矿工们在工资问题上互不相让。塞缪尔爵士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矿工的工资问题是关键，若想要谈判，政府必须在5月1日取消补贴前，与矿工和矿主就工资问题达成一致。

但政府、矿工和矿主在这一问题上各有打算，不断推拉。4月30日中午，鲍德温再次与工会代表大会总理事会特别工业委员会成员开会，表示“我已让他们(矿主)承诺在明天上午10点左右准备好一份建议书”，作为与工会代表谈判的基础。遗憾的是，双方仍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矿主们不仅要求减少工资,增加工时,而且还要求分区签订地区性合同,直接“回到1921年的最低工资额，即比1914年的标谁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把矿工们的标准工资一律减少百分之十三又三分之一”。这直接突破了矿工联合会的底线，工人们坚决不同意。就这样,矿主和矿工在工资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退让。有关煤炭矿业劳资纠纷的谈判完全破裂，总罢工一触即发。

结语

1926年总罢工作为现代英国国家历史书写和国民集体记忆的核心历史事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战争的催化下经历了社会组织、民主政治及大众文化的巨大变化。

在战后长期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英国国内政治制度极不稳定，工人、妇女等新政治阶级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一杯羹，传统的上层贵族面对来势汹汹的底层民众也不得不寻找新的政治修辞，开辟新的政治道路，努力保全甚至以新的方式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国内社会暗流涌动，各方矛盾终于在1926年总罢工时引爆。可以说，1926年总罢工是英国现代大众民主政治萌芽期的典型社会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