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一师军工办器材-51号兵站主角“小老大”原型张渭清自述

引子

1943年，上海地下党的物资站51号兵站由于被叛徒出卖，运往苏中新四军的物资渠道被掐断。为了尽快恢复新四军的物资供给，新四军青年干部梁洪奉命到兵站工作，他以帮会头子范金生的门徒“小老大”的名义做掩护，展开了一系列地下活动。梁洪这个角色，也让他的扮演者——年仅22岁的上影演员梁波罗一举成名。

《51号兵站》海报

“小老大”梁洪的原型，正是电影《51号兵站》的编剧之一张渭清。当年，张渭清是新四军一师后勤部的军需科长，奉粟裕司令之命到上海开展新四军军需物资采办运输工作，影片中的不少情节都是他的亲身经历。

《51号兵站》剧照

1943年，张渭清奉粟裕指令到上海建立秘密兵站，采办制炮所需的无缝钢管，以及无线电器材、印刷器材、西药、油墨等战略物资。

《51号兵站》剧照

通过苏北青龙港洪帮“老头子”潘海鹏介绍，张渭清以商人身份，来到了紧靠着黄浦江边的吴淞镇同江路24号——宝丰渔行。渔行老板蒋永清看到张渭清生意大，人又机警灵活，善于打交道，就让他在宝丰渔行当了“小老板（代理人）”。

《51号兵站》剧照

至此，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上海地下物资采办组的秘密联络点，在宝丰渔行扎了根。

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上海采办组原址

1944年，张渭清采办了一批无缝钢管，并通过江南造船厂的地下党员协助加工了一批迫击炮筒和炮座等10多吨物资，需要紧急运往苏中根据地。为了顺利通行，张渭清买通了伪海防大队长胡老九，托伪海军司令的联络官买来一张出口证明，假装走私贩子，贿赂日本电讯株式会社的朝鲜籍驾驶员，得到了敌海军部的给养车和伪海防团的哨船。

张渭清（左二）

之后，张渭清利用这些关系做起了买卖的“生意”。他将苏北的黄花鱼、食油、小麦、玉米等运到吴淞镇来卖掉，再由其他同志到上海市区采购草绿布、白报纸、印钞纸、车床、生铁等军需物资，然后打着“和平军”的旗子一船一船地运走。张渭清每次同自己同志联系时，都是身穿黄色制服，头戴日本军帽，佩挂刺刀，以“和平军”的身份作掩护，闯过了海关、水上警察等多道关口，源源不断地向苏中新四军根据地运送大量军需物资。

张渭清夫妇

除了张渭清，新四军的“小老大”还有很多，他们都曾以不同的身份潜入上海、镇江、扬州等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巧妙周旋，采购大批钢材、五金、化工原料以及机床设备，收罗技术人员，为新四军的军工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51号兵站》剧照

正文

1943年8月的一天，粟裕师长在司令部接见了我。他神情严肃地说：咱们部队自己要造武器弹药，可是器材、设备和技术工人很薄弱，需要到上海去搞。上海是日伪封锁得很严密的大城市，要将这些器材和人员弄到我们苏中解放区，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你对上海较熟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听了师长这番话，我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首长能将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担忧的是如此艰巨的任务我完成得了吗？……

粟师长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微笑着亲切地对我说：完成任务时要多动脑筋，考虑问题要周密、要力求万无一失，关键的是执行我党的统一战线，要做资本家、日伪人员的工作。这些日伪人员中，少数是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的；还有一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但是大多数是为了混碗饭吃的，你要和他们“交朋友”，学会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本领，打入敌营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为我们采办和运输军工器材开辟一条路子。

师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去上海之前，我按领导的要求，首先来到苦水洋渔民村一师军工部驻地。程望部长和罗湘涛政委知道我的来意很高兴，陪我到现场看了下。临走时，程部长将写好的购货单交给了我。

接着我又来到了苏北弥港附近海防团驻地。海防团是我新四军对付长江沿岸的敌人而成立的一支水上部队。有数百名战士和二三十艘船只（其中一部分船只是租用渔民的），团长由陶勇兼，具体工作均由吴福海副团长负责），他有很多帮会关系，在上海日伪里混事。这位战斗经历丰富的指挥员30来岁，个子不高，但很棒实。见面后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将我介绍给斗龙港青帮头目潘海鹏。

两人一见面，吴福海就指着我说：“这是我的朋友陈水福先生，想去南面做趟生意，老兄帮个忙如何？”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潘海鹏一听哈哈大笑，”我学生吴道生手下的账房先生邱浪琴正在我这里，过几天就回去，你搭他的船去没问题。”

于是我便与吴明义、郭熙炜在斗龙港办了200桶生油，准备随船运到上海，出售后的款子正好做为采办军工器材的经费。

启程那天，潘海鹏对邱浪琴说：“陈先生是我的好友，到上海让道生好生照应。”“放心、放心”。邱浪琴一口应允。

船在茫茫大海里朝着鸭窝沙艰难地驶去。一路上我的心潮起伏.始终不能平静。我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敌伪关系，今天却要去和日伪人员周旋，“交朋友”，然而这也是一种对敌人的战斗，而且是一场十分严肃的战斗。

我们的船安全抵鸭窝沙（今长兴岛），一靠岸邱浪琴就对我说：

“陈先生，请在船上稍候片刻，待小弟去禀报吴大哥。”

不多会，他领着一个瘦长脸的汉子走上船来，朝我一拱手：“陈先生远道而来、兄弟失迎了！”随即拉着我的手走下船，热情地对我介绍，他在吴淞开了个“宝丰渔行”，“你带来的200桶生油尽管放在那里推销”。并说有何难处尽管说、帮忙之事义不容辞。

第二天，我们的船驶近了吴淞口海关。这里大部分是中国关员，只是在离岸不远的江面上停泊着一艘日本军舰。突然一个中国关员向我们示意、让船靠过去接受检查。但当他看到站在我们船头上的吴道生时，随即又挥挥手、示意我们开走。我想吴道生在吴淞海关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今后对我们很有用处，要牢牢抓住它。

我们的船顺利地靠上了蕴藻浜码头。“宝丰鱼行”离码头四五十公尺，它和“协兴公”及“源和”鱼行紧挨着，是吴淞7个鱼行中最大的一个。它不单经营渔货，还向渔民放高利贷，暗地里还从事一些禁运物资的偷运勾当。有这样的场所掩护自己的身份，是非常理想的了。

经理蒋永清30来岁，很精明。我们到时，他已候在门口，一见面吴道生就吩咐：“陈水福先生是从北面来的，是我的朋友，有些生油放在行里推销，你多照应。”

“陈先生尽管放心，”蒋永清满脸堆笑，“有事我定会关照！”

将生油搬到鱼行后，我让郭熙炜先留在行里充当伙计，便在当天上午搭小火车赶到了市区。

我岳父是做五金机械生意的，寓所下面是益泰钢精厂的产品样品部，那儿有许多上海工业界的消息，他告诉我由于日军不断加紧对苏北江南一带的“清乡”，对上海的钢铁、机械物资，控制得很严密，绝对禁止购买和外运。这一情况粟师长早已料到，所以我思想也有一定准备。我决定先去物色技术工人。

事有凑巧，几天后我在路上碰到三师材料科长洪根生同志，他听说我要招收技工、就对我说，有个叫王志寿的青年，20来岁，原在“小江南”（南京机器制造厂）工作，该厂被日本人占领，他失业在家，不妨去找他谈谈。我立即赶到武定路他的家里，见面之后向他说明来意。他当即表示，不愿做亡国奴，愿意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后来，他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的师叔朱荣生。这位耿直热情的老工人，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觉悟很高。他对我新四军在苏北解放区建立兵工厂很关心、很支持。

一天，我突然收到程望同志的来信，要我设法在上海加工一批迫击炮的闷头。加工这种闷头工艺很复杂，一般小作坊不具备这种加工能力，有能力加工的厂子，敌人管制得十分严密，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得去找朱荣生老师傅。

为了将图纸安全拿到朱师傅家，我买了一篓水果，装扮成走人客的样子，顺利地通过了日本人的关卡、来到了南市朱师傅的家。他仔细地看着图纸，已料到这是派什么用场的了，于是严肃地望着我说：“好吧，我替你想想办法。”

我一听喜出望外。早就听王志寿说过，只要师叔答应下来的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两天后我们再见面，他物色的一位在中华船厂工作过的失业工人徐大兴也在场。徐眼下在斜桥与人合伙开了个小机器工场，生活很艰难，愿意为我加工这些闷头。我即与徐敲定报酬，于是他将这批加工任务接受了下来。

到1944年5月，徐大兴先后为我们加工了100门73毫米和300门52毫米的迫击炮闷头。

1944年夏天，经我动员徐大兴带领一家三口到了我苏中根据地，并且在军工战线上做出了很多成绩。在这同时，朱荣生老师傅也将他的儿子托我带到了苏中根据地，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先后介绍了莫子华等80余人（加上工人中的相互介绍共有120人）到一师兵工厂工作。这些同志成了一师军工部的技术骨干。

敏昌机器厂老板袁际盛，也是徐大兴介绍我认识的。袁对机械很熟悉，擅长仿造国际上一些有名的机床，那时他的产品销路不好，我以中间商的身份向他订购了车床、牛头刨床、铣床、钻床等共20台。

通过袁际盛的关系，我又认识了“源泰祥”五金号沈老板，买到52毫米和73毫米的无缝钢管400多公尺。后来我又结识了市内另一家五金店的老板，在他那儿买到一批钢锯条、钢丝、砂布、罗丝攻及硫酸等物资。基本完成了程部长的购货要求。卖掉生油的钱不够，还把苏中三、四分区卖掉棉花和猪肉的庄票顶上。这样，采购、招收技工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

要说采购难，运输就更加难。这批军工物资数量多，体积大。上海各个关口军警密布，要在他们眼皮底下将这一大批物资运往苏区。谈何容易！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好办法。夜里我辗转反侧地睡不着，想到了一师军工部简陋的设备，敌人碉堡里机枪吐着火舌我新四军战士倒了下去……我突然想起粟师长临别时的嘱咐……必须利用日伪和上海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在这关键时刻，粟师长的话又一次为我指明方向。我想到崇明有一批跑单帮的人。这些人为了赚钱糊口，常常冒着风险搞偷运。特别是那个叫王兴义的年青人，他三教九流门路很广，社会上各种朋友很多，做事胆大心细、敢做敢为、为人讲义气，且手下有几个如陆秉成等生死之交能干事的汉子。我为何不利用他这条路子呢！

不久，我在九江路一家旅馆里找到了王兴义。我仍以大商人的身份，将情况与他密谈了一番，运费报酬讲定之后，就与他研究了一套运输方案。

王兴义很快联络了一位在日商电讯株式会社开卡车的朋友。他用卡车将在“源泰祥”购买的无缝钢管和其他物资运到了王兴义包的旅馆里，然后又去找了吴淞地区“走私大王”耿丙生，他与吴淞日本宪兵队长混得很熟，两人经常以“查截”禁运物资为名，合伙敲榨商人和老百姓钱财。王兴义与耿丙生又是至交，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条路子。

王兴义将情况与耿丙生商谈了一下，耿当即同意。于是我与王兴义立即将九江路旅馆里的物资悄悄运到了杨浦发电厂附近的陈家巷、装上了船，然后沿蕴藻浜驶向吴淞口。

船刚到吴淞口，伪检查人员就象等候好似的要上船检查，我一看这情形，不觉暗暗叫苦。正在这时，从陆路赶到吴淞口的王兴义带着一个日军曹长也赶到。曹长对几个伪检查员破口大驾“八格牙鲁”！几个伪职员一看架势不对头，吓得抱头走了。日军曹长随即让一艘汽艇挂上我们的船，正大光明地驶出了吴淞口。直到安全地带，日军曹长让我们“开路”。日本汽艇开走后，我们鼓足风帆，竟直驶向鸭窝沙。

我们的船一到鸭窝沙，吴道生一见面就抱拳向我祝贺：“陈先生恭喜发财了！”他以为我卖完了生油赚了大钱，殷勤地向我凑近乎，并鼓动我在他的“宝丰鱼行”里入股。准备与我合伙做大卖买，我求之不得，赶紧说：“多谢，多谢！那就先借用一条船吧！”

当天，我们将货物从原来那条船上卸下，搬上了吴道生借给的那条船上。第二天一早，劳一飞和郭熙炜便押着这条船，驶向我苏中根据地。第一次押运任务就这样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

为了今后续续继完成运输任务，我留在上海，与吴道生和其他些伪头目联系。

那时，在鸭窝沙一带，除了吴道生之外，还有以胡老九、顾伯祥、朱富才等为首的伪头目，这些人均拜吴淞伪保安司令龚锦钦为老头子。胡以海防大队的名义赶走了盘据在横沙岛上的伪保安司令黄兆兴，并从黄那儿缴获了几十万发子弹。我得到这一消息后，让伪海防大队一中队长朱富才去做胡老九的工作，准备买他几万发子弹、谁知胡老九十分讲义气、坚持不收钱、并说这子弹是做为相互认识的见面礼，并由中队长朱富才亲自送到弥港交给粟裕同志，粟师长十分高兴，为进一步开展工作，特意送他们一挺机枪和十支步枪。通过这件事情，我和胡老九、朱富才、及教官史水芳军需官徐义德很快变成了老朋友。

在长江口一带海岛上，对一些伪头目开展了一段工作之后，我准备回部队请示工作。于是我借口到北面去做一宗大买卖，向吴道生告别搭船回到了苏中一师师部。

没几天，留在上海的吴明义突然回到师部，说吴道生不知为何已跳海身亡。我大吃一惊，我们好不容易联系的一条线断了，今后的任务怎么办？再说吴道生究竟为何跳海自杀，自杀之前有没有供出我们的关系？我在他们面前自始至终都是以大商人“陈永福”的身份出现的，不至于……。

我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粟师长详细地做了汇报。他沉思了片刻，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军工器材要续继采办，运输线也一定要保证，吴道生这条线断了，再做其他人的工作，特别是张阿六，要在他身上动动脑筋”。

遵照粟师长的指示，我又一次来到了我海防团。我将情况向吴福海同志汇报了一下，吴福海同志将这些情况认真地做了分析和研究，决定利用他在长江口一带帮会里的声望，与我同去上海走一趟。

我们搭船悄悄地来到上海浦东小圩滩。这里是张阿六部下的一个保安大队。大队长叫倪克英，是张阿六的结拜弟兄，与吴福海同志有帮会之交。

倪克英闻讯后，立即赶来拜望吴福海。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大哥来了，难得难得！怎不事先给个音信，兄弟也好远迎！”

“无事不登三宝败，有件小事有劳老兄帮个忙，只是走得仓促，不能事先来报老兄，失敬、失敬！”吴福海哈哈大笑。

“哪里、哪里，大哥有事尽管吩咐，兄弟尽力而为！”

“这位是陈先生，”吴福海指着我说，”是做南北生意的大商人，与兄弟是世交朋友，这次在上海办了点货，想借老兄的门路运出去，不知能否高抬贵手？”

倪克英在江湖上混了多年，一听此话，自然明白不是什么小事，于是说：“大哥所托之事、兄弟照办，只是这事得告诉我大哥阿六一声。”

“再好不过了，你先代我问声好，改日登门去拜望他老。”

第二天傍晚，倪克英来了，一见面就说：“大哥说了，都是江湖上走的朋友，相互关照理所当然，只是近日里日本人在这一带查得很紧，你们的事等个机会再办如何？”

我们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就和他客套了一番便分手了。我们又悄悄返回苏中弥港。虽然这趟南下没能将事情直接办妥，吴福海同志却为我在伪军里又拉了个关系。

回到苏中后，我整天忧心忡忡，留在上海的一部分机床和钢管，万一暴露了目标怎么办？时间不能久等，为此，我决定再到上海找王兴义。

回到上海，王兴义和我一见面就说：“海防大队长胡老九与吴淞海防司令龚锦钦交往甚是密切，如果做好胡老九的工作，胡就能通过龚到日本登部队弄一张通行证，那时，咱们的货物在这一带就通行无阻了。”

我想，王兴义说的有些道理。胡老九是个讲义气的人，请他帮忙他不大会拒绝，就单独与他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馆商谈了几次做大买卖的事宜，他一听有利可图，立即答应为我搞张通行证。

通行证办妥之后，我立即与王兴义商量，仍然请他那些开车的朋友，将乘余的和新采办的物资运到吴淞码头。王兴义打听下来，这几位朋友的卡车已被日海军司今部征用，他们每天上午都要将“百老汇大厦”的给养拉到江湾附近的海军司令部。要用车，也只能按排在中午以后的时间。

我想下午起运问题也不大。为了防备不测，决定事先与朱富才商量一下，让他们在装船海运时多加关照。我们约好在四马路会乐里一家妓院里见了面。这天朱富才全付武装，马靴擦得乌黑净亮，指挥刀在腰间晃动着，个儿又不高，象个日本军官。他的教官史水芳高大魁梧，一看就知道是位山东大汉。

我们详细研究了货物的起运日期和具体步骤，正要分手。不料青龙港伪稽查处的汉奸周锦标闯了进来。他一见是我，脸色刷地拉了下来，走近我冷笑了一声：“这不是新四军的张渭清吗？怎么样跟我走一趟吧？”

我知道事情糟了。自己被捕是小事，一大批物资运不出去，想失就大了！我焦急万分，盘算着如何脱身。在这紧要关头，只见朱富才向史水芳递了个眼色，史永芳一步站到周锦标的面前，一拉怀，两支大头匣子枪露了出来：“陈先生是我大哥，你他妈的别看错了人！”“他、他不是姓陈，他叫张渭清，是新四军！”周锦标急急地申辨！

“我看你他妈的像新四军，我问你，你要红的还是要白的？”史水芳步步通近。周锦标一看这架势不对，赶紧哆哆嗦嗦地说：“误会误会！”朱富才带我乘机离开了。

1944年6月19日，王兴义按我的要求，联系了两辆大卡车，一辆运一师军工部的器材、另一辆根据粟师长交待的任务，装运八路军鲁南军区采办的电讯器材。

下午1时，第一辆卡车按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们立即将一师的器材装车，并今其先开车，在指定地点等我们。车子开走后，我焦急万分地等了又等，直到下午2点半车子才开来，我以为出了意外，十分着急，后来他们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给鬼子拉给养时耽搁了些时间，我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我让司机将车开到威海卫路成都路，赶紧将鲁南军区的器材搬上车。为安全起见，我没坐这辆车，我向四川路汽车出租公司要了一辆挂兰旗的轿车（兰旗是标志日军尉级军官租用的坐车），一路领先朝吴淞口开去。

下午4时半，我到达吴淞码头。这时胡老九也被请到了现场。就在我们将二部卡车上的器材卸下往船上搬运时，一个日本海关长带着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我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对胡老九说：“鬼子来了，你先上去应付一下。”胡老九说：“我去拿派司。你先应付着。”我朝郭熙炜使了眼色，示意他马上离开，我若无其事地站在船舷上，但心里十分紧张。

“你们的什么的干活？”日本海关长大声地对我。

“太君，我们船上装货地干活。”我赶紧笑着迎向前。

“什么的货？”

“太君，海防大队的货，到横沙的。”我尽量克制着紧张的情绪，将那张通行证递给了他。日本海关长反过来正过去看了一番，叽哩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一挥手带着人朝海关走去。我意料到出事了。我和吴明义、郭熙炜焦急万分，无可奈何。不多会，日军开来一艘汽艇，将我们的船搭上绳索，命令我们将货物统统装上船，然后拖着我们的船，朝海关开去。

我们几个回到“宝丰鱼行”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先到海关摸摸情况，然后再做打算。其时海关已下班，与几个伪职人员扯了半天，问题不单没解决，还要敲一大笔竹杠，我只得回去与蒋永清，郭熙炜，施文钰等分析研究眼下的情况，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海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偷关”！我们将“偷关”的具体步骤反复地进行了推敲，事不宜迟，夜长梦多，“偷关”成与否，就在当晚。

我和王兴义到上海市区找到朱富才做了一些布置，回到吴淞时月亮已经很高。蒋永清对我说，海关那边没有任何动静，估计天亮之前不会有什么变化。我决定立即分头行动。这时，胡老九也做好一些紧急措施。

海关的关轮，停在江心，在朦胧的月光下，宛如一座小山，我们被扣押的船，就在它旁边，在阴影里显得那样小，远远看去如同江面上的一块漂浮物。

因为日海关长等人，平日食宿都在船上，所以我们首先买通了值夜勤的伪警人员。然后王兴义和郭熙炜悄悄地撑来一条木船，靠上被扣押的那条船后，立即动员船工将军工器材往这条船上搬运。

我同朱富才为了监视日本宪兵队和伪海防司令部的情况，分别躲在码头的两个方向。行动前就约定以手电为信号，亮二次有情况，亮三次就是让他们立即撑船离开。

快佛晓约4点钟时，除了一台8英尺车床太重搬不动和几箱非禁运物资之外，大部分军工物资已搬运到另一条船上。就在这时，朱富才的方向手电光亮了三次，小船很快离开了关轮，向吴淞口外悄悄驶去，其时东方已微微发白，远处的人家传来了雄鸡的啼鸣声，我望着远去的船儿，想黑暗即将消失，光明即将到来。……

事情虽然已过去44年之久，然而每想到这些情景，就心潮波动，粟师长的铮铮教导，也会重新在我的耳边响起。

项扬 邱琳之 高胜章整理

资料来源：

《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