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举国哗然。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持久战”，康熙足足用了八年时间，才彻底平定三藩之乱。

然而，战争结束后，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摆在康熙眼前：要如何处理三藩的余部？

康熙知道，这个问题不容马虎，否则后患无穷。为此，他费尽心思，才想出了一套万全之策。事实证明，康熙通过了考验，带领着帝国走向盛世。

康熙究竟做了什么？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三藩之乱聊起。

一、历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

顾名思义，三藩之乱与三位藩王有关，而说起这三位藩王，就必须要追溯到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群雄争霸，四位明朝将领脱颖而出，分别是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与吴三桂。清军南下后，他们率部归降，成为了满人的先锋，帮助清朝平定南部，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战争中，孔有德牺牲，其余三位受到了清朝加封，镇守云南、广东、福建三地，史称三藩。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藩势力逐渐强大，到了康熙初年，三藩已经成为了危险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影响了中央的统治。

康熙认为，三藩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因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彻底铲除三藩势力。为了警醒自己，康熙甚至将这件事刻在了宫中的柱子上。

康熙年少即位，铲除鳌拜后亲政，亲政后，康熙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三藩，不仅想尽办法裁撤三藩兵力，还禁止藩王与别省进行贸易。

而康熙的举动自然也引起了藩王们的警惕，尚可喜敏锐察觉到风向不对，果断决定跑路，他在康熙十二年向皇帝上书，自请归老辽东。

但是，尚可喜狡猾的提出交换条件，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尚之信能够继承藩王之位，继续镇守广东。彼时，耿仲明已经离世，而他的孙子耿精忠便继承了位置。

然而，康熙根本不吃这一套，即刻命令全藩撤退，打响了削藩行动的第一枪。

消息一出，吴三桂和耿精忠坐不住了，为了试探康熙，他们假意上书请撤，没想到康熙果断同意。

吴三桂和耿精忠惊诧不已，康熙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皇位还没坐稳的毛头小子，竟然如此不给面子。

两人怒从心起，直接拉上了尚之信造反，三藩之乱就此爆发。

面对这场意料之中的动乱，康熙沉着冷静，第一时间便采取措施，遏制事态恶化。

康熙选择先在政治上分化三藩，将所有矛头指向吴三桂一人。康熙向天下人公布了吴三桂的罪状，说他蛊惑了耿精忠与尚之信，只要他们二人迷途知返，康熙保证既往不咎。

吴三桂的儿子与耿精忠的弟弟均在京城，但康熙杀了前者，却宽赦了后者，令三藩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军事上，康熙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将军队分为两拨，一拨人奔赴前线，阻断吴三桂与援军的联系，一拨人部署后方，埋伏在兖州与太原，随时准备支援。

在康熙十五年前后，朝廷先后平定陕甘、福建与广东，耿精忠与尚之信也相继投降，只剩下吴三桂一人负隅顽抗。吴三桂逃往湖南，搅乱云贵川各地，康熙十七年在衡阳为帝，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便气绝身亡。

吴三桂虽死，可动乱仍未结束。直到康熙二十年，清军攻下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当场自杀，这场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才彻底画上了句号。

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朝臣们纷纷松了一口气，但端坐皇位之上的康熙却目光深沉。他知道，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

罪魁祸首已死，但三藩的余部，究竟该如何处置？

身为天子，这是康熙必须要解决的一道必答题。

二、区别对待：宽严相济与严惩首恶

自古以来，平叛艰难，平叛的后续工作也同样不易。思量再三，为了谨慎起见，康熙首先为处理三藩余部的工作制定了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宽严相济，第二，持续分化。

康熙规定，所有的处理措施都要紧紧围绕着这两项原则来制定。而这两个基本原则的背后，蕴含着帝王的大智慧。

先说第一点，所谓“宽严相济”，实际上还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严惩首恶。

实际上，这是满族统治者惯用的一种善后方法。在草原上，当有部族前来归降时，部族首领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为了斩草除根，但普通的部族臣属便会得到宽赦，甚至被重新起用，这是为了收买人心。

因此，在处理三藩余部时，康熙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了极致。

康熙下令，将罪魁祸首吴世璠斩首之中，更刨开了吴三桂的坟，鞭尸示众，吴三桂的六个孙子也均被正法。

尽管康熙先前对尚之信与耿精忠有过承诺，可最终还是将二人凌迟处死。既然是三藩之乱，那三藩的领袖就必须严惩，唯有如此，才能杀鸡儆猴，威慑天下。

不仅如此，与三藩关系最密切的那批判臣也必须被清算。

比如，尚之信的手下百人无一幸免，均被处以斩刑，而李本深、王永清、夏国相等人阵前归降，但由于他们在叛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还是难逃凌迟。这些人的亲属也一并被处死，财产全数充公，可谓下场凄惨。

但是，对于那些罪名没那么严重的臣子，康熙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

这些臣子可分为两类，一类在叛乱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担任了将军等职务，而另一类则是纯纯跟风走，大多为中下级官员。

对于前者，康熙优待更多，因为他知道，相比于只知跟风的小官，这批官员更有才能，在处理政务或军务上有一定经验。

相较于亲信，这批官员又更识时务，他们贪图的只是功名利禄，而非真正忠诚于三藩。

身为大清帝国真正的掌控者，康熙有自信驾驭这批官员，因此，这批官员才是朝廷主要招揽的对象。

这些官员大多醒悟得较为及时，早早向清朝投降，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清军。康熙不但免除了他们的惩罚，还按照表现论功行赏，重新授予了官职。

投献云南城池的三位将军便在战后官封三品，康熙甚至特批他们被编入上三旗，以示皇恩浩荡。

而对于另一类跟风倒戈的中下级官员，康熙也并未过多为难，而是选择了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康熙下令，要么将这些人发配边疆，要么将他们没入内务府为奴，不论如此，这些人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家人也逃过一死。

康熙赦免的官员里有一位名叫陈梦雷的翰林院编修，他才华卓然，康熙九年考中进士，却在十二年回乡省亲时被耿精忠抓住，被迫留困家乡。叛乱平定后，康熙认为他“系微末小人，并不曾为首”，于是免除了他的死罪。

正是因为康熙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才有了那本名传天下的《古今图书集成》。

在以第一项原则处理完涉案大臣后，康熙决定以第二项原则继续处理三藩余部。这一次，他有更加长远的打算。

三、长久之计：分散各处的余部

康熙知道，唯有持续分化三藩的余部，才能在长远意义上遏制地方势力膨胀，威胁中央。

战乱前，三藩人数众多。吴三桂麾下有53佐领甲兵，另管辖1.2万人，而尚可喜麾下则有15佐领和超过6000名绿旗兵，耿精忠则管辖15佐领与7000名绿旗兵。历经战乱后，吴三桂与耿精忠损失惨重，唯有尚藩受影响较小，保存了实力。

因此，如何分化尚藩，成为了康熙关注的核心。尚藩是典型，只要尚藩安置妥当，那么其余两藩效仿即可。

康熙召集诸臣，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经过反复的酝酿与斟酌，君臣最终达成一致，康熙决定，要彻底打散尚藩。

在康熙的安排下，尚藩余部大部分北迁，小部分留居广东，自此一分为二，再不相见。

康熙二十年冬，一场浩浩荡荡的迁徙自广东开始，一路向北，超过四千名尚藩降附人口离开故土，前往北京，而这不过是迁徙的第一支队伍。纵然同为北迁，但这批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朝廷根据他们罪名的轻重给予了不同的处置，有的人留在京城，被编入了京旗汉军，有的则被送入内务府，还有的人被安插去了东北的台与站，甚至有一部分被遣送至盛京、吉林、宁古塔，条件艰苦。

其余两藩也仿照这一方法进行处理，康熙不光打散了同藩人，也格外注意切断三藩之间的联系，以免死灰复燃，给帝国的未来造成隐患。

至于留在广东的那批余部，康熙也未曾放松对他们的监视。

首先，康熙在选人上便很有讲究，他将尚藩中最精锐的那批官兵留在了广东，命令他们继续驻守边防，为国效力。

这批士兵约有2100人，他们不光保住了小命，还避免了背井离乡的命运，心中自然对康熙充满了感激。

但是，为了防止他们生出异心，康熙又从京旗中调遣了3000精兵，直接从北京远赴广州，与原本的尚藩余部一同组成了广州驻防。

福建驻防也是同理，康熙留下了耿藩的1000精兵，在此基础上增派1026名杭州驻防汉军，由内地迁向沿海，共筑福建驻防。

康熙此举，可谓是一箭双雕，既妥善安置了三藩余部，又趁势重整了边境防御。对于三藩余部而言，一来朝廷对他们有恩，不应辜负，二来外部势力加入，打破了原有的体系，即便他们有再次造反的心，恐怕也不具备这种力量。

回溯历史，康熙安置三藩余部的影响极为深远。

除了重整沿海防御外，南北疆的军事防御也随之加强，八旗驻防的整体布局由此重建。清朝建立之初，八旗军队主要集中于京城，尽管地方也有一定的军队驻扎，但调动频繁，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息，割据势力被铲除，全国军事编制统一，八旗在全国的布防格局由此建立。

不仅如此，康熙安置三藩还在无形中开发了东北地区。

据统计，三藩余部迁入东北后，编入官庄的人口最多。几百年间，他们不断繁衍生息，促进地区经济繁荣。

更让人感到惊叹的是，三藩余部还为康熙二十四年中俄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战争爆发前，三藩余部调入东北边防，正是这批人修建了驿站，从而保障了雅克萨之战中的通信与后勤，为清朝成功抵挡沙俄入侵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康熙化危机为机遇，不仅顺利平定了三藩之乱，更以非凡的眼光妥善处理三藩余部。而这一切，都为大清走向盛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