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的宏观框架

　　在古籍中，史书称得起是汗牛充栋的，史学自然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史也成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可是这一门学科起步特别晚，和汗牛充栋的史书比较起来，几乎是不成比例的。因此，关于史学史，须作一番开创性的工作，从实际出发立起一个宏观的框架，再图完成各个细节部分。

　　一、早期的史学

　　在史学史上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史学开始于何时？过去一个比较有力的说法是从史官设置时开始（见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其实这只能是正式史书记载的开始，在史官未设置时，实际上已有关于历史知识传播的事实，所以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于是有人提出应以人类发明了历法和文字时开始（见仓修良同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等一编第一章）。可是发明历法和文字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出现的，而现在有许多关于未有文字的历史知识，保存在神话传说中，可见保存远古的历史知识是在文字记载之外的，那时人们只有记忆和口传之法，所以历法和文字的发明也不足以说明史学的起源。最早的史学应出于人类结为群体后，既要加强内部的组织，更要抵御天灾和防御别部群体的侵害，其中一些重大的胜负兴亡事迹，成为人们提高警惕最现实的教材，这些使人们长久不能忘怀的事迹，设法记下来就成为最早的史学了。当时还没有文字，所以有结绳记事的办法，但结绳记事并不能保存具体的事迹，而记忆和口传正是最有效的办法。在一个部落群体之内，须有专人来记忆这些事迹，这项工作以盲人最为适宜。盲人的记忆力和听力都比较强，而又不适宜作一般的工作，在国家组织正式形成时，便有了“瞽史”一职。《国语》中多次记载瞽史的职事，但后世人硬把瞽史分为乐师和太史二种职务，因为古代的乐师也是由盲者充任，而文字发达以后，记诵古代事迹的任务已为史官所代替，于是瞽史的来历逐渐不为世人所知了。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瞽史》，发表在《文史》第二十一辑，可以参看。

　　掌握历史知识，可有察往以知来的本领，所以瞽史曾被称为“知天道”者，他们传述的事迹经笔录下来便称为“瞽史之纪”（见《国语·周语》下与《晋语》四）。较早的史官，不仅要记载当时的语言事迹，更兼有推知未来即巫卜的任务。甲骨文所占卜的人，同时也就是史官，《易·巽卦》爻词“用史巫纷若”，都说明当时是史巫不分的。后来史官的任务繁重了，方与巫卜之官分开，成为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后史官本身也有了分工，主要的有内史和太史，也称为左史和右史，分别记载重大的言论和事迹。《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和《尚书》，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所记者都是关于统治者的活动。其记载是单独的，孤立的，好像流水帐目和发言稿一样，看不到各事之间的关连之外。这种形式虽然很不完备，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记言的《尚书》，以商代的《盘庚》三篇为最早。能够了解到的《春秋》，是西周初年鲁公伯禽之子考公时开始的。后人追写的，不能作为当时的记录看待。大约在商代后期，史官的分工还不够明确，西周时候才逐渐明确了。正式的记言和记事的史书，缺乏各条之间的必要联系，日后查阅起来很不方便，大约自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另外兴起了两种辅助性的史书，可以同时记言并记事，其侧重记言者称为《语》，侧重记事者称为《志》。这两种史书出现后，使古代史学又得到一次重要的发展。各国的《语》，后来有人编成《国语》一书，得以流传于后世。《志》惟见于古书中多处称引，原书则无法见到了。我写过一篇《国语的作者和编者》，又一篇《释志》，分别发表在《文史》第二十五与三十二辑，此处只论其在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详情请参阅那两篇小文，不必重述了。在记言和记事的史书之外，还有一种专记贵族统治者世系的书，称为《世》，从始祖以下，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记载各代的名字，自国王到诸侯列国都是这样作的，后人合编为《世本》一书，所以后世也还能够看到。《史记·夏本纪》的后半部和《殷本纪》，所记夏、商各君之名号次序，历历分明，显然是以当时所见到的《世》为依据而写成的。

　　二、成熟期的史学

　　在春秋末年和战国中前期，古代史学有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则为孔子，孔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实也是重要的史学家，不过他在思想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更大，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就不受重视了。孔子对于古代史学的贡献，其一是传授六经。六经在政治和礼教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是记载古代历史的资料，这些资料能够流传于后世，孔子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而孔子对于史事的重视，则是更为重要的贡献，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他非常重视近现代史，传世的《春秋经》，就是他教生徒所用的近现代史教材。在孔子的时期，鲁君已是架空的傀儡，实权操在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手中，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所以称为三桓。桓公是与其史隐公争位得为国君的，所以《春秋经》以鲁隐公元年为始，保存了三桓产生以来的完整系统。孔子删定《春秋经》，从来没有异词，其意义却很少有人指出。因为后世把《春秋经》说得太神秘了，甚至如《公羊传》说，孔子修《春秋》是为汉代立法，牵强附会，迷雾掩盖了真实的本义，这是须要辨明的。其次对于重要史事，孔子作了有系统的评论，在《左传》、《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同时孔子更对于史学方面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可见当时的史家有“文胜”的缺点，也就是言过其实，花架子摆的太多，冲淡甚至淹没了史实的记载。当时的史家还有一个缺点，在史书有缺文时，常常凭主观任意填补文字，孔子有些慨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无矣夫！”（《论语·卫灵公》）《公羊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反映了孔子对于史书缺文的慎重。昭公十二年书：“‘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春秋经》中有很明显的缺文，如桓公十四年：“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五”字下明脱一“月”字，而《公羊传》曰：“‘夏五’者何？无闻焉尔。”可见孔子对史书缺文的慎重，可谓一丝不苟了。

　　孔子除自己讲史评史之外，更启发了世人对史学的重视，最重要者为配合《春秋经》而写成《左氏春秋》一书，约成书于战国中上期，作者虽未能确切指明，而为深受孔子的影响者，则可以断言。其书起讫时间与《春秋经》约略相当，内容则远较《春秋经》为丰富详尽。《春秋经》虽依年月次序记事，而皆为孤立事件，《左氏春秋》则以时间为中心，详叙事件之原委，有言有行，既可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而且有分析，有评议，有细致的描写，又有概括的综述，是以时间为纲以记录史事，而不是简单的排年逐月记事者。可以说正式的编年体史书体裁从此创立了。在古代史学史上是一项极重要的成就。不仅如此，旧的记言记事之书，都是专记贵族统治者之事，在《左氏春秋》中，才正式见到人民的言行活动。如宋国筑城时，大夫华元去巡察，受到了筑城工人的嘲笑（宣公二年）。又如晋国梁山崩，时伯宗在外地，景公召他回来，商议如何对待这件异事。路上遇见一个重载车夫是绛人，车夫不知所遇者为伯宗，告诉他国君正召伯宗来商议这件异事，伯宗忙问要怎样办，回答说：“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下面说了一套应行的礼法，“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很想引他去见景公，却被谢绝了（成公五年）。

　　《左氏春秋》既为配合《春秋经》而作，二书的关系自然很密切。汉代经学盛行后，经学家改称为《春秋左氏传》，到晋代，更分解原书，逐年附于《春秋经》文之后，内容受到某些错乱。从史学史上说，应恢复其本来面目，方可作出正确的评价。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也是古代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期，从孔子以后，逐渐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左氏春秋》的成书，首先完成了编年体史书，至西汉前期，司马迁写成了《史记》一书，更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其后，纪传和编年二种体裁支配史学著作达二千余年，始终为编撰史书的主要体裁，其中纪传体的影响尤为巨大。《史记》包括本纪、年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综合性的体裁，《汉书》改定为本纪、表、志、列传四个组成部分。后世所修的史书，常常只有本纪和列传，故称为纪传体。

　　《史记》的成就，除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外，其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色彩。如所载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结论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又如在《货殖列传》中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些见解都是很深刻的，而人民本位的觉悟，较《左氏春秋》之仅偶尔涉及人民活动者，更为提高一级。原来西汉初年的帝王将相，本多为平民出身，到汉武帝时，虽多数已成为新贵族，而人民地位应受重视，在史家的思想中则已确立不拔。收于《史记》书中者的标准是“俶傥非常之人”，有政治地位者，也要视其实际功业影响而定。如汉惠帝，只附在《吕后本纪》中，不为他立本纪，而孔子、陈涉列于世家，孟子、荀卿、老子、庄子以及游侠、货殖等，皆入于列传。这都是司马迁的见解过人之处。

　　三、从属于经学的史学

　　自西汉中期以后，统治者提倡经学，用为控制学术思想的手段，史学便成为经学支配下的附属品。南朝梁的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又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其后，实圣文之羽翮，记载之冠冕也。”又说：“立意造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经以居宗。”（见《文心雕龙》《宗经》与《史传》等篇），将史学完全降为经学的从属地位。《汉书》正是这样的典型著作，而后世修撰的各史书，几乎都以《汉书》为标准，陈陈相因，惟有量的积累，未见有质的突破，甚至有人以《史记》为“谤本”。（《后汉书·蔡邕传》载王允说）从孔子到司马迁所形成的优良的史学传统为之打乱，而演化成专为统治者服务的史学。宋代的曾巩为这种御用史学总结成四句话，道足以济天下之用，明足以周万事之理，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见《校定南齐书进书表》）。所谓“道”，即符合经学的理论，成为史家必须具有的条件。

　　为统治者控制和经学支配下的史学，在编写方面出现了官修和私撰的争夺，最初则为史官本身起了变化。司马迁曾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文史星历”，都是汉代太史令的本职任务，从东汉以后，太史令只管星历，文史工作由朝廷指定文人来作，多为兼任，称为著作，统治者实现了直接控制修史大权的企图。可是他们修的史只是积累史料，正式的史书要在改朝换代之后才能修成，所以史料虽为官方所积，史书仍为修成于私人之手，南北朝以前各史书，多半是这样修成的。到唐代设立史馆，指定史官编写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和隋朝的史书，从此史书由史馆官修，成为定局。所修史书都用纪传体，称为“正史”，到清代编成《明史》，共有二十四部，相对的说，编年体便落后了。私人修史者则从史书体裁方面别开蹊径，首先有唐代杜佑编成《通典》二百卷，可称为典志体；苏冕编成《唐会要》四十卷，可称为会要体；北宋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二九四卷，重行振兴了编年体；南宋初年，袁枢将司马光的《通鉴》一字不易的改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朱熹也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因此，有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二种史书体裁。各种体裁的史书，后来都有人续作，其中以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重要，与杜佑之书合称三通，与廿四史齐名。其实这些史书只是编排形式不同，内容基本一致，甚至许多段落文字都是相同的。

　　唐代以后，在史学理论方面有特殊建树者，应推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三人为代表。刘知几著《史通》，其中《史官建置》与《古今正史》二篇是论述古代史学史的；《惑经》、《疑古》等篇，向有绝对权威的经学作了冲击，不过他只提出了某些可疑之点，而非全面否定经学。郑樵著《通志》，其《总序》是一篇绝好的史学论文，对于汉代以来各家的经说，都持否定态度，但他深信经学所宣扬的圣道，因而他的史学思想也脱不出旧的圈子，虽力主博通，而不免偏重于形式。《通志》就是博通思想的实践，而难免粗疏之处，以此多遭讥斥，到清代的章学诚，写了《申郑》和《答客问》等篇，方为郑樵恢复了应有的学术地位。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二书，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史学见解和对当时学风深切的批评。原来章氏生当乾嘉时期，当时盛行考证之学，也称为汉学，又承宋明以来空论性理的宋学，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又说：“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得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其下自注云：“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浙东学术》篇）所谓“舍今而求古”即指汉学家，“舍人事而言性天”则指宋学家，批评之言都是切中要害的。

　　四、转化中的史学

　　官修史书内容枯涩，私修史书虽在体裁方面有所创新，其资料仍以官修史书为主，故同样为官样文章。其能反映下层社会人民之实际情况者，为民间传述的人物和史实，即明清时期盛行的小说。其性质本为通俗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而所反映者非正式史书所能及，在史学史上不能置而不论。就明代而言，三言、二拍、一型（《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以及《石点头》、《醉醒石》等，都是晚明时期的著作，反映明代的社会政治问题最为真切。如明初所定的里甲之制，在保持地方治安，促进社会生产，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逐渐变质成为害民之具。《石点头》中有一篇《王本立天涯寻父》，指出民间称之为“累穷病”，作了很细致的分析说明。又《醉醒石》第二回，记明初江西地方的刘巡检剿匪，为地方官所误丧身，其子刘琏，结合义士，设谋攻入匪窟，擒贼报仇。其下写道：“众人将他前日父亲死节，与近日刘琏设谋擒贼，写了呈子，申呈本府。本府前日不敢挑衅，到此敢于居功。就出文书转申，带一句‘又得本府夙练乡勇协力’，扯在自己身上。行省具题，也带句道：‘本省严饬守御，贼已潜处山林，不敢猖獗。’后边道：‘此皆圣上天威，诸臣发纵，而该府县训练之功亦不可没也。’这也是积套。”好一个“积套”，这一类的官样文章，在史书中数见不鲜，而多少真实的事实，则被湮没无闻了。

　　古代史学到清代时已入绝境，又因内政腐败，对外军事外交多次失利，政治上的变法要求日盛。于是学术上有经今文学派应时兴起，在政治上有助于变法，在史学上又受西方学术思想传入的影响，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们提出孔子托古改制说，无形中把孔子降低到与诸子相等的地位，戳破了圣人的外衣，为科学地研究史学扫除了障碍。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对于历史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如李大钊在他写的《史观》中说：“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诚亦不失为丰富参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之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朽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从理论上说，史学的新途径已经明确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可是实际的发展并非十分顺利。我们既然有丰富的陈编记载，正需要从基本功夫上作起，不能作一步登天的妄想，这是明如观火的，详论之便不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了。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史学史的框架。

来源：《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