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万物君

上世纪三十年代，“客家”研究有过一次热潮。

当时有篇文章说：“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明显有贬低嫌疑。

对于客家人和客家话，不少人认为，客家人不是汉人，客家话也不是汉语方言。例如，有人认为客家人是苗族的一支，有人认为客家人是古越人的子孙。

为了弄清客家人和客家话的来源，海内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将客家研究推上第一个高潮。

1

其实，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人开始研究“客家”了。

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乃是土客之争。

1639年，崇祯年间的《东莞县志》称客家人为“獠”。

修于清代雍正初年的《归善县志》中，记载了明代中期归善县有“异邑民入县”的情况，这些异邑民被称为客民，他们进入惠州租佃土地，因常与当地土人发生矛盾，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1754年，乾隆年间的《增城县志》对客家人开发和占据当地的土地表达不满。

19世纪，土客之争日益激烈，在许多地区，客家人被称为“匪”和“贼”。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客家人开始自觉地阐述自己的历史渊源。

1808年，即清嘉庆13年，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讲述客家源流及语言习俗，被其学生整理成《旭曾丰湖杂记》。这本书开创了客家研究的先河，被后世誉为“客家宣言”。

徐旭曾首先问道：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士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以客者对土者而言，寄庄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

对此，他自己的答案是：

“客人语言，虽与内陆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陆，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者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之今日也。”

“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这是徐旭曾对客家人的自我认同和定位，可谓客家人高度自觉的表现。

2

1854年，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在广东地区爆发。这场大械斗整整持续了十三年之久，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才算结束。大械斗波及广东恩平、开平、增城、新宁、鹤山、高明、阳春、新会等17个县，死伤超过一百万人。

这场大械斗让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客家”源流。

很可能因为客家人在大械斗中被指称为“蛮族”（《新会县志》将土客械斗中的客民称为“贼”；《四会县志》则称其为“犭客”），林达泉在随后的《客说》中强调，客家人为中原南迁的“唐虞三代之遗”，是具有正统来源的中华贵胄之后。并称，后人想要识得“唐虞三代之遗风流俗”，就只有通过客家人了解了。

在林达泉眼中，出身中原，华族后裔，代表着一种文化与道德上的高端，确认客家人的中国性，无异于确认客家人在行为上的正当性。

客家人黄遵宪在《送女弟》诗中也称客家人为中原旧族：“中原有旧族，迁徒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小诗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客家人的历史。

1890年，黄遵宪同窗温仲和主持编撰《嘉应（今梅州）州志》，书中探讨了客家的源流：“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之地多涝瘠，其语音多合中原之音韵。”

另外，一些在华传教士也发表了介绍客家人的文章。例如，1890年，英国人爱德尔在他的《中国访问记录》中这样写到：“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之中最值得赞叹的了。”

此一时期的研究，源于大械斗事件，讨论的重点是客家人的血脉来源。因此，既无研究体系，也无学术规范。

3

客家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是从罗香林的研究开始的。

1933年，他的学术专著《客家研究导论》正式出版。作者在书中对客家主要问题包括客家源流、历史、环境、民性、民俗等方面的论述，多有开创之功。他提出的客家“三支五次迁徙说”等观点，影响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客家研究。

所谓三支，是指永嘉之乱后，汉人南迁大致分为三支：

第一支多入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地区；第二支多入安徽、河南的南部及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地区；第三支进入江苏及浙江的太湖地区，以及福建的北部等地。

所谓五期，分别如下：

东晋至隋唐为第一期；唐末黄巢起义促成第二期；宋室南渡，元人入侵，闽赣粤交界的客民流入粤东、粤北为第三期；清初粤赣客家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入川，同时，惠、韶、嘉及赣州诸属之客民向粤省广肇诸属迁移，以及嘉应各属客家向台湾迁移，此为第四期；咸丰六年──同治六年之土客大械斗，客家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远至海南岛崖县、定安等地，为第五期。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客家研究暂趋沉寂，只有零星的、主要以客家方言词汇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问世。

20世纪80年代至今，客家研究再次繁荣。

此时，针对客家人的来源，学术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例如，陈支平教授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房学嘉教授提出客家人“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百越后裔”；谢重光教授指出不能“断定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等等。

除此之外，对客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元，如民俗、宗族研究，田野调查，学科交叉研究，等等。

4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对赣方言之子系统临川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临川音系与客家方言的相似性。他说：“我颇疑心他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并且从客家迁徙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线索来。”

赣语与客家语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他们之间是同源共生关系，还是因果传承关系？

如前所述，永嘉之乱后，有三支汉人南下。其中第二支移民进入鄱阳湖和赣江流域。他们在那里休养生息，直到黄巢之乱，赣江流域成为主战场之一，他们才再度离开，奔向赣南、闽西、粤东北等地。

很多客家研究者试图论证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的直接继承者，问题是，历史上并没有中原先民直接进入客家地区的现象。与之相反的案例是，固始人王审知三兄弟，直接从中原进入闽南。

考虑到移民们先是生活于赣语区，有的历时上千年，有的历时数代，然后才南下客家语区，只能说，中古赣语才是客家话的直接源头。而中原话是客家话的远源。

上述论断，可以从赣语和客家话的形成时间上，再次得到证明。

秦汉之际，大批中原移民南下入赣，他们带来的北方语言象楔子一样打入赣地，使古吴、楚语的地理分布向后萎缩。到汉末，迅猛发展的人口为方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于是赣语酝酿而生。

唐朝末年，受黄巢事变的影响，大批赣语居民进入赣南、闽西避难。中古赣语与闽西土著语言融合，从而使客家话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在宋代成立。

宋代以后，两种语言分途发展，相互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赣语区便捷的交通推动中古赣语不断地演变，从而形成当今的方言面貌。而客家地区的闽西和粤东，由于交通闭塞，而使客家话更多保存着唐宋古音词汇，以至于成为古汉语的“活化石”。

当然，赣、客语之相似，也与后来客家语北上赣地影响赣语有关。

5

如上所述，第二次南迁，客家语形成。

接下来，第三次南迁，使得客家民系形成。

宋室南渡，元人入侵，客家人由闽西、赣南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清初，客家人第四次迁徙，去处有三：有的迁往台湾，有的向粤北、粤中和粤西迁徙，有的随“湖广填四川”迁向广西、湖南、四川。

清末，粤中地区发生历时13年的大械斗，之后，客家人第五次迁徙，主要是向海南和广西迁徙。

其实，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除了在国内迁徙，还向东南亚各地迁徙。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6

客家人曾五次迁徙，从而成分布广阔的汉族民系。在迁徙的过程中，曾在多地居住过，从而形成若干重要的聚居地。

（1）客家摇篮。受黄巢事变影响，客家人第二次南迁，第一站到达赣州，因此赣州被誉为客家摇篮。

（2）客家首府。第二次南迁时，客家人沿着汀江两岸定居，故汀江流域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而历史上的建制汀州，成为客家首府。

（3）世界客都。第三次南迁，客家人到达梅州。在这里客家民系最终形成，因此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

（4）客家侨都。惠州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之一，是客家民系海洋文化的象征之一，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认为，惠州是客家四州之首，因此，惠州被称为客家侨都。

（5）客家吾州。韶关居民以客家人为多 ，占全市总人口的80%，是我国内地客家人四大聚集地之一，被誉为客家吾州，为客家五州之一。韶关客家人主要是元末明初时迁入的，也即客家人第四次迁徙时迁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