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个“关注”，既是对我们的支持，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前言

国大党的重新统一是极端派和温和派的共同呼声，也是自治同盟的共同呼声，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以及其他民族运动领袖都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大党在1907年苏拉特年会上的分裂、殖民当局对司瓦德西运动积极分子的打压以及1909年温和派宪法改革梦想的破灭，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国大党的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因此，国大党必须实现统一，振作起来。

国大党的统一

统一国大党的呼声首先源于极端派的提拉克和自治同盟的贝桑特夫人。从一开始，提拉克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到重新回到国大党中，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其他极端派的成员。他清楚地知道，国大党是印度唯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是组织任何政治活动的强大后盾，因此一贯主张把国大党变成一个全民反殖统一战线组织。当初极端派由于不能接受温和派制定的新信条，而被迫离开了国大党。如今，提拉克领导的极端派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与温和派的分歧越来越小，没有理由再滞留在国大党之外，任由温和派把持国大党。此外，提拉克不满温和派领导人思想僵化，将国大党变成了一潭死水，渴望彻底扭转这个局面。

贝桑特夫人虽然加入国大党的时间不长，但她热衷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颇具声望。当时，贝桑特夫人正在致力于发动自治同盟运动。建立自治同盟需要得到国大党的支持，同时也要与极端派密切合作。因此，她对国大党温和派施加压力，竭尽全力说服温和派的领导人为提拉克及其同伴打开国大党的大门。

在1914年9月的国大党年会上，以梅塔为首的孟买温和派说服了以戈·郭克雷为首的孟加拉温和派，一起把极端派拒之门外。这一结果令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决定自己开展自治运动，对国大党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极端派重新回到国大党。

国大党重新统一的呼声在温和派中也不乏回应。其实，温和派的许多成员都不满意1907年苏拉特年会上作出的分裂决定。鉴于国大党几乎沦为一潭死水，他们非常赞同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的主张。在国大党年会上、在报刊上，越来越多的温和派人士表达了他们的心愿。他们认为，极端派开展的自治运动温和派没有理由不赞成，况且极端派已经放弃抵制策略，国大党分裂的理由不复存在。当贝桑特夫人出面就国大党重新统一问题在两派中进行斡旋时，得到了温和派多数人的支持。此外，1915年温和派资深领袖梅塔和郭克雷相继去世，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消失了。国大党也对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为极端派重新进入国大党廓清了道路。

1916年12月，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年会，极端派和温和派终于实现统一。出席这次年会的代表达到2310人，当提拉克出现在主席台上时，雷鸣般的掌声伴随欢呼声响彻会议厅，经久不息。国大党温和派主席阿姆比卡·马宗达声情并茂地致辞，热烈欢迎提拉克及其极端派成员重新回到国大党：“经历了将近10年的痛苦分离和游离，将近10年的误解和困惑，将近10年的不愉快争议和迷茫，如今，印度民族主义政党的两翼终于认识到‘合则立，分则垮’，兄弟最终携手相聚。”

在勒克瑙年会上，提拉克提出一个重要提议，希望成立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国大党日常事务，同时也负责执行年会上通过的议案。通过这个提议，提拉克希望能把国大党由一个只具有审议作用的团体转变为一个有能力领导一场持续革命运动的政治团体。然而很不幸，这个提案被温和派否决了。4年后的1920年，圣雄甘地对国大党进行了改革，实现了提拉克的愿望。

从国大党勒克瑙年会起，提拉克成了国大党最孚众望的领袖。国大党宣布完全赞同自治同盟的活动，这促进了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提拉克的主张被国大党接受，极端派与温和派的区分也就消失了。提拉克领导国大党直到他1920年去世为止，这段时期的国大党被称之为“提拉克时代”。

国大党的统一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统一后的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重新获得了力量，重新成为领导全国运动的中心，为战后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准备了组织领导条件。

国大党与穆盟的合作

1916年是印度民族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年头，它不仅见证国大党两派的重新统一，而且实现了国大党与穆盟的第一次合作。

国大党与穆盟两大组织合作的建立，是双方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印度民族运动发展的需要。首先，从1913年起，穆斯林联盟中的新势力占据优势和上风，穆盟的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变。这一年通过的新章程中明确规定，穆盟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宪政手段争取在印度建立适合于印度国情的自治。这标志着穆盟的政治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穆盟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的政党。

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穆盟的视野已经超越了伊斯兰教的范围，开始从印度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民族利益优先于宗教利益。（2）穆盟的活动不再限于为穆斯林争取更多的席位和担任文官的机会，而是提出了印度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政治问题，整体利益优先于教派利益。（3）穆盟的矛头不再是与殖民当局合作对付国大党，而是转而与国大党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向殖民当局提出印度民族要求。穆盟政治方向的转变，不仅对穆斯林运动本身，而且对整个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从1915年起，国大党同意穆斯林单独选举制，扫除了两大组织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国大党和穆盟之间的主要分歧是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国大党以往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硬的反对立场，双方没有协商的余地。

为了民族自治的全局利益，国大党放弃了以前的强硬立场，第一次同意穆斯林单独选举，并逐省拟定了穆斯林在立法会议中所占席位的比例。穆斯林占人口少数的省，其席位略高于人口比例；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省，其席位略低于人口比例。国大党对穆斯林单独选举制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1）接受穆斯林单独选举制，有利于争取穆斯林衷心支持自治运动，有利于团结穆斯林共同对英斗争。（2）这是第一次由国大党和穆盟自己通过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排除了殖民当局插手和挑拨的可能性，为两大组织的合作铺垫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国大党和穆盟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争取英国殖民统治者兑现其给予印度战后自治的许诺，国大党和穆盟持同一立场，都积极支持英国作战。两个组织进一步接近，双方约定以后两个组织的年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城市举行，以便双方领导人互相列席，交换意见。

在上述背景下，国大党和穆盟在合作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915年12月，国大党和穆盟两个年会同时在孟买召开，双方领导人互相列席，“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两边会场。在穆盟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苏·班纳吉、贝桑特夫人、奈杜夫人、甘地，同穆盟领导人真纳、玛兹哈尔·哈克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这是自两大组织成立以来国大党领导人第一次参加穆盟年会，奈杜夫人为此盛赞真纳为“谋求团结的无畏战士”。

在真纳提议下，穆盟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国大党商讨制定以实现印度自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方案。国大党也赞成相应地成立一个委员会，与穆盟委员会合作，共同制定方案，向殖民当局提出联合要求。

国大党—穆盟勒克瑙协定

1916年12月，国大党和穆盟同时在勒克瑙召开年会。国大党年会主席是阿姆比卡·马宗达，穆盟年会主席是真纳。双方同时通过了共同拟定的行动纲领，即著名的《国大党—穆盟勒克瑙协定》，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在促成国大党和同盟协议中起了重大作用。协定规定：战争结束后，印度应取得英帝国自治领式的自治地位；各级立法会议中应有4/5的民选议员；各级政府官员应有半数由议会任命；中央立法会议不得干预中央政府在对外政策和领导武装力量方面的权限。

国大党在协定中还第一次接受了穆盟坚持的穆斯林单独选举制的原则：中央立法会议民选议员的33%应为穆斯林；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孟加拉和旁遮普，穆斯林选民可略小于人口比重；在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省，则可相应超过穆斯林在该省的人口比例。

《勒克瑙协定》的要求虽未被殖民当局理睬，但它标志着国大党和穆盟合作的开始，为战后初期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以及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真纳在年会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该协定，盛赞它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印度的未来、印度的团结和争取获得宪政自由的共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个协定的实施。提拉克也称颂该协定，它融化和瓦解了有害于民族和社会的分歧，标志着民族意识的增长。既然印度团结一致的声音已经向英国殖民官僚们发出了走开的最后通牒，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国大党以承认穆斯林单独选举制为代价换取穆斯林联盟的合作，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然而却被某些伊斯兰教派思想严重的人用来作为鼓吹穆斯林政治实体的新依据。某些教派主义思想浓重的印度教徒也指责该协定对穆斯林作了过分的让步，是牺牲印度教徒利益讨好穆斯林，并为此责难提拉克和国大党。

提拉克对此作出答复：“先生们，有人说我们印度教徒对我们穆斯林兄弟让步太多。但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并未作出让步。我这样说代表了全国各地印度教徒的心声。我不介意自治权利是否只赋予了穆斯林团体，也不介意是否赋予了拉其普特人。如果英国政府认为印度教徒最低层比印度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适合享受这些权利，那我也不介意把自治权利赋予他们。我不介意将这些权利赋予印度社会任何阶层。当我们不得不与第三方战斗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政治信条，团结一心。”面对提拉克如此强大的气场，那些原本就不占优势的反对声音渐渐地消失了。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国大党与穆盟合作的基础比较脆弱，合作的意义也有限，在良好的合作愿望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印度不同宗教、政治和社会势力对勒克瑙协定的不同反应，为印度教派矛盾的加剧和殖民者挑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曾说，国大党在1916年的行动，实实在在地为30年后巴基斯坦的出现奠定了基石，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参考资料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432～437页

Bal Gangadhar Tilak，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Madras：Ganesh & Co.，1919，p.362.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32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