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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最后推定的发生在殷王武丁时期的五次月食制成表格。乙酉、庚申、甲午三次月食所在的殷历历月,卜辞或已明记,或可推知。现在我们根据张培瑜先生编制的《冬至合朔时日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5年)》推步这三次月食所反映的殷历岁首。可以相信,该表是目前国内外精度最高的合朔表。

首先我们考虑庚申月食,此年闰十三月,置闰的目的在于正四时,显然次年的岁首已经过调整。

一月庚申月食

冬至日干支,上起第一行是周历,“冬至月”即冬至所在之月,“二月”即冬至月后一月,余类推。第二行是儒略历,第三行是朔日干支,第四行是合朔时间。

公元前1218年1 1月1日是丙午日,后推至11月15日正逢庚申日。由于月食只能发生在太阳和月球的地心黄经等于180°的时候,这实际就是朔望月的望日。所以,我们设此庚申日为殷历某年的一月十五日,则是年殷历一月朔即为丙午。此去冬至六十二日,若按中国农历的节气换算,则殷历某年一月朔丙午在霜降前二日。

一月甲午月食

公元前1 198年10月21日是庚辰日,后推至1 1月4日得甲午日。我们设此甲午日为殷历某年的一月十五日,则是年殷历一月朔即为庚辰。此去冬至七十二日,若按节气换算,则殷历某年一月朔庚辰在霜降前十二日。

八月乙酉月食

公元前1227年5月17日是辛未日,后推至5月31日得乙酉日。我们设此乙酉日为殷历某年的八月十五日,前推七个半月,则是年殷历一月朔为甲辰,相当于公元前1228年10月22日。此去冬至七十一日,若按节气换算,则殷历某年一月朔甲辰在霜降前十一日。

殷历岁首时间

甲午和庚申两次月食所反映的殷历岁首时间,可以认为是三个时间的上、下限。据此我们初步认为,殷历的一月朔日摆动在儒略历的10月下旬至1 1月上旬,当中国农历节气的寒露至霜降间。殷人测定合朔不很精确,所以,真实的殷历正月月首可以允许较真朔出现±1日的误差。

殷历岁首的天文学依据

历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自原始物候历、观象授时到推步历法三大时期。殷历无疑已摆脱了物候历的原始内容,但又远未达到推步的水平,所以它应该处在观象制历的阶段。

观象授时在中国古代关涉到两个重要方面,即测日晷和观候星象。这些对于长期从事户外生产活动的古代先民是十分容易掌握的事情,现存民族志材料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殷历岁首的天文学依据也不可能超越这两项内容。

很多学者认为,殷人已知测定二至,因为度量日晷不仅可以确定季节,同时也可以确定时间和方向,而这些内容在卜辞和考古发掘中都有所反映。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测以求得二至,恐怕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已限定了殷历岁首的时间范围,其正月朔日摆动于儒略历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相当于农历节气的寒露至霜降间,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与冬、夏至日存在着一定距离。因此,殷人观测晷影的活动对于确定岁首并没有直接意义。

事实上,在否定了测度日影对殷人确定岁首的作用之后,我们就只有在观候星象方面寻找答案了,而中国古文献恰恰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记载。

《国语·晋语四》: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

大火也叫大辰,即中国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七宿的心宿二,西名天蝎座α星(AntaresαScorpius)。上引文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殷人主祀大火星;(二)殷人以观测大火星的周天视运动作为纪时的标志。

标准星

大火之谓大辰,前人有过很好的解释。《左传·昭公十七年》孔颖达《正义》:“大火谓之大辰。何休的解释尤其透彻!

古人以大火为授时的标准星,对其周天变化自然有着详密的观测。现在,我们根据先秦文献提供的材料,将大火星的周天变化情况揭示。

《国语·周语中》: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火之初见,期于司里。韦昭《注》:“火,心星也。觌,见也。……朝见,谓夏正十月,晨见于辰也。……霜降以后,清风先至,所以戒人为寒备也。”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火见而致用。杜预《集解》:“大火,心星,次角、亢见者。”孔颖达《正义》:“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后而晨见东方也。”这是记大火的偕日出,此周之天象。《礼记·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孔颖达《正义》引《三统历》:“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这是记大火的旦中天。此战国之天象。

《左传·昭公四年》:火出而毕赋。杜预《集解》:“火星昏见东方,谓三月、四月中。”杨伯峻《注》:“则夏正三月,天蝎座α星于黄昏时出现,于是食肉者皆可以得冰。”《左传·昭公六年》:火见,郑其火乎!《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

这是记大火的昏见,时值夏历三月。校之岁差,殷代大火星昏见于清明、谷雨间,此统言三月,若以较殷商晚十日计算,则相差约七百余年。此战国以前之天象。

《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这是记大火的昏中天。竺可桢先生定《尧典》之“日永”为夏至日,此则殷末周初之天象。《夏小正》所记当亦如之。

《左传·昭公三年》:火中,寒署乃退。

杜预《集解》:“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孔颖达《诗经正义》引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这是记大火的昏、旦中天,古人视此可知寒来暑往。服虔、杜预不知岁差,他们所测大火昏、旦中天的时间,比《左传》的记载要晚得多,《左传》反映的天象应属战国。

《集疏》:“流火,火下也。火向西下,暑退将寒之候也。”这是记大火的西流。此周之天象。

《夏小正》:八月,……辰则伏。卢辩《传》:“辰也者,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这是记大火的昏伏。《夏小正》:九月,内火。……辰系于日。王聘珍《解诂》:“九月日躔心、尾,故大火入而不见也。”这是记大火的伏没。此皆殷末周初之天象。

对大火的记录

古文献所提供的材料应该说是充实的,几乎对大火的每一次记录,都涉及了它的授时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古人所测大火所在的天球视位置俱十分完美,这使我们领略了先民对大火星周天变化规律的精审认识。庞朴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确曾存在过一部以火纪时的历法。

古人通过长期的辛勤观测,对大火星运行规律的认识在逐渐深化,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具备的有关各种天象的知识在日益丰富,但是,这种以火纪时的古老方法却长时间地为人们所沿用。“商主大火”并“火纪时焉”这两条文献明确地向我们表示,殷人仍以大火星的周天变化作为其授时的标志,这同样在我们推定的殷历岁首期间有着充分的反映。

我们据卜辞所记的殷王武丁时期三次月食发生的时间,得到了三个殷历岁首时间,它们的正月朔日摆动于儒略历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所以,此三年的正月均摆动于儒略历的10月下旬至11月,约当中国农历节气的霜降前至立冬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检验大火星在此时间范围内的变化特点。

由于岁差的缘故,春分点在黄道上约每71.6年西移1°。我们以公元195 0.0年为今之历元,则今日春分点在室7°13'。我们推定的武丁王时期最早的一次月食发生在公元前1227年,据此推算,则今之春分点已较殷商西移44°。我们将依此推得的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日躔和昏、旦中星情况列成表格。

寒露、霜降间日躔房、心两宿,此时天空中大火星伏而不见。经过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当太阳走到心宿以东15°以外的地方时,火始晨见,即太阳将出之前,大火星朝觌于东方,时间约当霜降后九日。如果我们将这一现象同前节推定的殷历岁首时间联系起来考虑,则大火星的偕日出都发生在殷历一月,准确时间约相当:

一月十一至十二日(依庚申月食推算)

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依乙酉月食推算)

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依甲午月食推算)

我们再检查与大火星相关的参星的变化情况。处暑日躔轸3°.4,旦参2°中。时过约两个半月,即至霜降与立冬间,参伏。

据此我们认为,殷人以大火星的偕日出作为确定岁首的标志,即将大火星朝觌,同时参星伏没之月定为殷历的一月。《国语·晋语四》:“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且以辰出而以参入,……而天之大纪也。”韦昭《注》:“所以大纪天时。”上面的分析与《晋语》的记载正相吻合。

李约瑟先生指出,以一颗恒星的偕日出或偕日没确定季节,相差不会超过很少几天。我们推得的结果符合这一看法。毫无疑问,这种历法较之推步是疏阔的。殷人通过对大火星两次晨见的观测得到的是恒星年,但它与真实的恒星年必然存在着一定误差。当然,恒星年与回归年之间存在的微小差别,古人就更无法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