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机和尚和高阳公主这段恋爱史，历来是值得怀疑的，但史官欧阳修为何要把这件事记述在《新唐书》上，难道他老人家真的不辨真假还是心存其他目的？

欧阳修

我们不妨拨开历史的迷雾，去一探究竟。

恋爱史的存疑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文章多不胜数。主要疑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时空的错位。

根据先有的资料显示，唐朝时候的僧人管理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水平，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可依循。

其中包含有八大类，一共348条，条条需要背诵。在那种高压下成名的僧人辩机，是不可能有机会离开寺庙的。

高阳公主和辩机

《资政通鉴》和《新唐书》都记述了这件事，而且把地点设在高阳公主的封地。这就可疑了。

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人和人之间天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何况是一个皇家公主，一个是和尚大叔。两人地位上有着天差地别，好比大象看蚂蚁，这能一见钟情就见鬼了。

史书记载，贞观19年，也就是645年这一年，辩机作为玄奘的助手，参与翻译经书，地点在长安弘福寺。这与欧阳修说的封地结庐完全矛盾。

而高阳公主于贞观15年出嫁，嫁给房玄龄的第二个儿子房遗爱。根据唐律，出嫁女子年龄应当选在13到20岁之间，按照最低结婚年龄计算，此时高阳公主应当有16岁。

小雁塔，离弘福寺最近的地方

至于辩机的年龄不难计算。我们可以参考佛教戒律规定：沙弥20岁受戒，这一点来确定他的年纪。

辩机有个很有名的师傅——道岳大师。

而道岳大师于贞观10年圆寂，再根据史料上说的辩机15出家，可以推算出，至贞观15年时候，辩机最少28岁了，而此时高阳公主只有13岁。

按最高年龄算的话，他们之间年龄差和地位差还是存在的，而且贵为公主的高阳交友范围比较广泛，辩机也不一定入得了唐朝公主的法眼。看看太平公主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

也就说，把整个恋爱史当做一个案件来看的话，辩机既没有作案时间和地点，作案动机也存疑。

二，史料的残缺和家风的存疑。

一般情况下，皇室的家丑要闹到天下人皆知的地步的时候，都会被记录在史书上的。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然而这件事不管是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的《房玄龄志》上没有任何只言片语。

而且这两部史书，对房玄龄的妻子的态度没有只言片语不说，且说卢氏性格刚烈不输男子，连太宗李世民都怕见到。何况高阳公主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女孩，无论是心机手段，还是人生阅历，又怎么斗得过掌管一个大家族的主母？

卢氏只需要稍稍吹下枕头风，时任宰相的房玄龄，有千万种办法让高阳公主死的光明正大，让这段家丑消弭于无形当中，又怎么会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平白遭受绿帽王的侮辱。

更大的疑点在于案情的描述，整段辩机风月案，把李世民纯粹当做一个不懂是非的傻子一样戏弄。

事发在贞观23年（649），这一年太宗李世民已经病入膏肓了。史书还言之凿凿地说，太宗李世民亲自审理。

还夸张地说高阳钱财亿万，假设我们都是李世民，房玄龄是第一个值得怀疑的，想都不想就先拿下房玄龄，再去寻本溯源。怎么还用得着去为难一个和尚？

再说了根据《唐律疏议》，辩机和高阳公主这件事根根够不上腰斩的处罚。

这个故事从逻辑说不通！

欧阳修为什么要选取这段故事

其实在贞观23年时候，辩机不仅没事，还在继续编撰翻译佛经。

据《大唐內典录》《开元释教录》等记载，李治时期，辩机参与《本事经》第七卷的编写。这与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讲述出现很大的偏差，所以说《新唐书》里面关于这段恋爱史的描写是站不住脚跟的。

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选取这一段呢？个人觉得，原因出在信仰上。

欧阳修修《新唐书》的时候，正值西夏国运昌隆，西夏崇尚佛教，东北的辽国也崇尚佛。

为了彰显宋朝的正统，有必要把佛教的地位降一个档次，以免日后三国论道的时候分不清楚主次尊卑。

就像阿Q一样，我无法在军事上战胜你，也要想方设法在文化上碾压你。宋朝的君臣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种想法就是宋朝文人修史人的心理。

修史最大的问题是史学资料的选取，这个资料选取方向不一致，史书的质量就值得怀疑。就好比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资料推翻高阳公主和辩机之间的恋爱史。

只能通过一些矛盾的记载来证明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能完全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