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交往日益频繁，伴随着内地官员、军队和民众入藏，内地蔬菜被引种入西藏地区，并在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得到了继续。

一 民国时期内地蔬菜品种交流至西藏的背景

1959年之前，蔬菜这一含有丰富维生素的物种在西藏是稀缺资源；同时，高原居民的饮食中比较缺乏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又没有其他的营养补充渠道，而内地出产的茶叶因为含有可以补充高原居民的饮食所缺，因此为高原居民所需要。所以，内地与西藏的民间茶马贸易在唐朝前已经兴起，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现今拉萨附近的一处蔬菜大棚基地

清初，随着国力的强盛以及大一统局势的形成，加强了对于西藏地方的管辖。而驻藏的部分官兵退役后，与当地藏族通婚育有子女，逐步在当地定居下来。此外，清政府在川西北藏区实行屯垦政策，招募和吸引了陕西、四川等内地大量汉族军民前往，农业生产技术、蔬菜等农作物品种亦随之带入，客观上起到了在藏区传播推广蔬菜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内地蔬菜品种，辗转传入了西藏地区。乾隆时期成书的《西藏记》卷下《物产》之中，记载了内地传入拉萨河谷的蔬菜品种，“拉撒（即拉萨），谷属产青稞、小麦、胡豆、豌豆、菜子。自他处贩来者皆绿豆、黄豆、冰豆、稻米……蔬属则圆根、葱、蒜、芫荽。近汉人自中国带来菜种，有白菜、莴苣、菠菜、苋菜、韭菜、萝卜、茼蒿、四季豆、胡豆”。可见，清代中期来自中国内地的所谓“汉人”在西藏的居住，新的农作物品种随之从“中国”即内地传入，在西藏的拉萨等中心城市小面积试种。

由于西藏“政教合一”社会发展的原因，西藏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民国时期与此前大致相同，无本质区别。

藏族人民的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作物中以青稞和元根（生长在高原的一种特有植物）为大宗。青稞的形状像大麦，只是颗粒比较小。……西藏的农产品除青稞外，还有大麦、小麦、燕麦、荞麦、豌豆、黄豆、蚕豆、油菜、马铃薯、玉米、高粱等。在藏南谷地的东南部，还有部分地区出产稻米。蔬菜在西藏种植的并不多，住在拉萨附近的汉人，多开辟园圃，栽种蔬菜，有白菜、辣椒、芥菜、葱、蒜、萝卜等，尤其是萝卜，长得非常肥硕，味道很好。

民国时期西藏农户家庭

二 民国时期内地蔬菜品种引种至西藏

（一）巴塘与理塘

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知直隶州知州姚莹贬官四川，奉命从成都出发进藏。他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在四川“打箭炉”厅（今四川甘孜州康定），已经有蔬菜供应。再往西，到达“里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巴塘，则蔬菜逐渐稀少。

姚莹的记载表明，近代初期，理塘不能出产蔬菜，巴塘则情况全然不同，蔬菜品种较多。

23年后的同治六年(1867)，近代第一个在西康探路的英国人古柏（Thomas·Thornville Cooper，1839—1878）游历了西康。古柏从号称“Paris de la Chine”（中国巴黎）的成都出发，于同治七年(1868)春到达了理塘、巴塘，在他的笔下，巴塘是“藏东的伊甸园”，他如实记录巴塘所种植的蔬菜：

当地一年收割两季麦子，小白菜豆长势繁茂，味似芜菁的长形蔬菜、黄瓜、大白菜、土豆、韭、葱、豌豆、梨、核桃、西瓜等水果、蔬菜，也是如此。

民国时期种菜的农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巴塘事件”后，清政府对西康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同时，在巴塘等西康各县设“农事实验场”，从四川内地引进蔬菜品种实验栽培。各县试种的内地引进蔬菜品种，有土豆、黄豆、绿豆、豌豆等品种，以及葱、蒜、韭菜、芹菜、茄子、辣椒等，并向农民推广，“提倡改良农业”，于是，西康地区均有蔬菜产品，“可供汉夷官民采食，则试验场之效果，已有萌芽”。

民国时期，西康地区虽然在前期有“农事实验场”，后期有“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设立，通过引进新的蔬菜与作物品种，推广新式农具，采用精耕细作等措施，西康的蔬菜种植经验得到了丰富，从而促进了西康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西康经济的发展。

所以，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史料说，巴塘与康定出产菜蔬丰富。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官员刘曼卿奉命进藏。9月，她在巴塘目睹了美国传教士史德文(Albert.Shelton, 1875—1922)等人所居洋楼，附近就专门设有“草坪、菜圃、树林、池沼、养畜园等”

此时，已经是史德文开始在巴塘引种了多种美国蔬菜的20年后了，巴塘蔬菜的品种自然更为丰富。

（二）昌都

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同知直隶州知州姚莹贬官四川，在昌都停留数月。品尝了几顿当地汉族人种植的蔬菜后，他感慨道：“打箭炉（康定）以西，菜味甚不易得。行过巴塘，馈瓜蔬者，如尝异味焉”“察木多有四园户，日市莴笋、菘、韭，喜而赋诗云：‘菜根百岁腐儒餐，千里西来入馔难。佛地伊蒲甘露好，满园香馥胜芄兰’。”所谓“菘”是蔬菜一大类的总名，分为白菜、青菜、黄芽菜数种，通称为“白菜”。色白的叫“白菜”，淡黄的叫“黄芽菜”。

姚莹这一记载说明，汉族人在昌都地区种植蔬菜，至少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了。这一记载还表明，打箭炉（近康定）以西，蔬菜“甚不易得”，到了金沙江东侧的巴塘，“馈瓜蔬者，如尝异味焉”，就更为珍稀了。而在金沙江西侧的昌都（察木多），能够吃上蔬菜，则难上加难了。

民国时期西藏租地种菜的汉人

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西康实行“改土归流”，从赵尔丰时期开始到1918年，昌都各县知事均负有改进农业、推广农作物新品种之责，具体而言就是在昌都各地引种马铃薯以及各种蔬菜。民国县志对此均有记载。如：

昌都县，自1912年设治“后教种马铃薯，现为人民大宗食料”。

察雅县，“临城附近，因居有汉人，种有南瓜、白菜、王瓜、扁豆、葱、韭、芥、蒜，自设农民试验场教种稻谷豆类，应有尽有”，“而大路各处凡有驻塘官兵之地，皆种有汉人花草，瓜棚豆架，形同内地”。

（三）拉萨

民国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继续大力鼓励西藏发展农业。当时，拉萨一地的农作物有多种，曾作为英国商务代表多次造访西藏并且于1920—1921年在拉萨停留11个月的英国人贝尔认为：西藏不宜于种植蔬菜，“因气候不适故也”，并且当时西藏一般人也不喜欢食用；他又指出居住在藏的内地人，“恒于可能范围内，种植青菜”，所以，在“拉萨及其他大城市附近，常有汉人菜园触于吾人眼帘，而园中菜蔬，则贩卖于西藏铺户（开店的老板）”，“若辈将菜售于西藏各地之店铺内，上流人物食者最多，少数富商亦食，但平民食者颇少”。从他记录的“西藏富有阶级之菜单”可见，从早餐的蔬菜汤，到正餐之间的“小食”也不缺蔬菜，再到西藏贵族还要“通常再加中国蔬菜四五种，每种皆有少许”。

1936年8月非法入藏活动的英属锡金政务官古德(Sir Basil Gould)使团随员斯潘塞·查普曼(Sperlcer Chapman)，在拉萨滞留，直到次年2月才离藏，他们走遍了拉萨各个角落，在大昭寺周围的商铺，他们看到，“邻近地区生长的新鲜蔬菜，有豌豆、土豆、白菜、圆白菜、萝卜及大萝卜。调味品有一盘盘的辣椒、丁子香、肉蔻及各式各样的干根和干叶”；

他们也参加了西藏上层的宴会，宴会上蔬菜种类多，菜肴品种多，来自内地的器皿也被视为是“汉式大碗”，甚至于海参、鱼翅等海货干品亦来自内地，所以，斯潘塞·查普曼感叹道：“上述许多菜肴都是中式的，一些美味佳肴如海参和鱼翅都是晾干后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我认为一般是通过加尔各答的代理商），通常在正式场合才有这样的宴席。”

除了种植蔬菜品种接近，有白菜、葱、蒜、萝卜等，而且种植人群、引进蔬菜品种均与“住在拉萨附近的汉人”或者“蔬菜有内地品种”等有关。拉萨市政协《老城史话》明确记载了当时的多块“菜地”的地理位置，如位于“拉萨古城玉托桥西面”的菜地，“菜农们在这里种菜、养猪，维持他们的生活”。

曾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一任处长的孔庆宗，1948年发表的文章指出，当时“留藏各地之汉人，生活情形极为困苦……除仕商外，最大多数均系赤贫，仅赖苦工小技，或租地种菜以谋生活，处境至苦”。孔庆宗所谓“质地种菜以谋生活”，就是对当时拉萨汉人租地从事蔬菜种植的描述。

民国时期西藏一蔬菜交易市场

民国时期拉萨一地的蔬菜种植户的数量，多种调查资料表明，至少应有四五十户。20世纪80年代一份“专门采访过几户菜农”的调查资料说：

到和平解放前夕，拉萨的菜农大约有四五十户，著名的有十几户。如“张家菜园”、“龙家菜园”、“措郎菜园”、“阿班菜园”、“泽麦菜园”等。菜农大都分布在城南靠近拉萨河一带，城西南鲁普附近就有12家，西郊、北郊也有零星菜园，回族菜农大都集中在城东河坝林地区。这些菜农有的只有几亩地，富裕的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如措郎家有35亩，“阿班菜园”有34亩，张家也有20亩。……和平解放前，拉萨大多数菜农所种蔬菜品种单一，只有萝卜、白菜、土豆等几种产量高、容易成活的家常菜，但少数菜农及一些贵族家庭的蔬菜园里就不同了，这里琳琅满目，花菜、莴苣、韭菜、芹菜、大蒜、苤蓝、菠菜等，许多蔬菜都是从内地和印度引进的。一些菜现在已经绝种，可能是产量过低而被淘汰了。

1941年进藏的河北人韩修君（1925—　），如是回忆道：当时“四川商人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他们大都住在河坝林和鲁布一带，一般是种菜、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茶馆”。可见，旅藏汉人的生计之一就是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