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历经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中原大地上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明王朝——大宋。

这一时期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古代最富有的朝代，被文学家誉为开一代之风气的时代，被科学家誉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迭代的黄金时期。

较之过往，宋朝在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吞吐天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何以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会出现令人激动人心的变革？又何以这种变革没有助力宋朝成为一个更加强盛的王朝？

社会经济的转型时代

宋王朝是建立在一个废墟上的王朝。自唐末以来，整个中原大地都笼罩在无尽的战火中。

唐末的黄巢起义揭开了杀戮的大幕，而五代十国如同走马灯般的皇帝轮换使得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持续的动荡之中。

因此，当时的百姓十分可能能够有一个强有力的王朝建立起来，结束这一乱世场景，让天下黎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起初，最有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人是后周世宗柴荣。然而谁都没有料想到，柴荣的英年早逝令他辛苦打下的江山给他人做了嫁衣——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开创了大宋王朝。

然而，赵匡胤在对待柴荣子孙的时候，并没有采取类似五代时期那样赶尽杀绝的处理方式，而是选择厚待之。

正是从这个举措中，我们可以窥见宋朝的开国皇帝是何等的胸襟，而他的这种非凡气度投射在宋王朝的制度建设中，就使得整个宋朝凸显出一种开放的姿态。

这种一改前朝高压统治的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便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据统计，当时全球一半的财富汇集于宋朝，足见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即便是唐朝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天宝盛世，也难以和北宋的经济繁荣相提并论。

促成这个繁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宋朝有效继承了隋唐时期积极开放的经济政策。隋唐是继两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又一个大一统时代，也曾创造过辉煌的盛世。

宋朝统治者吸收借鉴了隋唐时期积极的经济政策，并进一步将其完善推广。

如在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都城开封彻底打破坊市制度，使得北宋的夜经济空前繁荣。

其二，宋朝创造性地设立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如颁布发行的全新的土地私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在城市中确立街市制度；为鼓励商品经济发展出台了商税制度及间接专卖制度；同时还大力发展海洋贸易，大赚“贸易顺差”。

以上是从宏观层面对宋朝繁荣的社会经济进行剪影，而如果从细节出发，宋朝社会的高度繁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

首先是商人地位的抬高。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后便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然而宋朝打破了这一壁垒，形成了官民共利、藏富于民的机制。

宋朝给予商人更多的经济活动权，作为代价则通过征收商业税来充实国家财政，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得到商人的积极拥护。

如前朝磨坊、酒坊等国家专营的领域全部向商人开放，因此我们才能够从现存的《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开封城中有如此众多的茶楼酒肆。

据统计，宋朝的商业税与农业税几乎持平，这在此前历代王朝中是不敢想象的。

前人只看到了商人逐利做大造成土地兼并，去没有看到经济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个红利最终被宋朝率先吃到。

其二是宋朝程式化的进程大大加速。

在开放的商业环境中，一批富商巨贾出现在各大城市中，他们的出现带动了当地城市的投资建设，使得城市的虹吸效应更加明显，大量周边的平民被吸引到城市中从事手工生产，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向商人收税获得充足的财政收益，再用财政在城市中开办福利院、养老院等公益性机构，进一步完成城市的职能。

与此同时，城市生产的工商品满足周边农村的生活生产所需，而周边农村的农产品由供应给城市中的市民食用，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其三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相互促进。

随着宋朝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细，有效地推动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规模产业聚集地。

如江南成为主要粮食产地和丝绸产地，闽浙两省是主要的书籍和茶叶产地，江西生产瓷器，安徽四川则提供大量的矿石资源，而广东除了提供水果外甚至还要负责进口各种国内紧缺货品。

由此，宋朝在境内形成了各区域间的互补与联动，拉动了内需，促进了货币流通与消费水平。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更加繁荣。

对外贸易的双管齐下

和此前的历代王朝相比，宋朝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开放了海禁政策。

在宋朝之前，无论是两汉时期还是隋唐时代，朝廷都是明令禁止老百姓私自出境的，当然出海贸易也不可以。但是宋朝开放了这一条禁令，允许平民百姓开展远洋贸易。

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朝老百姓办理“出境手续”十分简易。

主需要填写清楚所贩卖的货物名称和数量，再请人作为担保，就能够到官府领取出海公凭。

尤其是南宋时期，面对西北的军事高压，统治阶级充分意识到了发展海洋贸易能够为国家带来大量的财富，从而维持高昂的军费开支。

宋高宗就曾经不无得意地谈到南宋初年的宽松政策：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以动以百万计。”

为了进一步规范航海贸易的市场秩序，朝廷还专门颁布了《市舶条法》，规定了抽税比例和官方指导价。

为了进一步引导、促进、刺激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热情，宋朝还提高了当地富商的政治待遇。

据史料记载，每逢冬季朝廷征收海外贸易税时，都会邀请富商代表到场，共同检验当年的制定的税额比例和账单，确保没有弄虚作假，切实保障商人的合法利益。

与此同时，朝廷还会宴请来大宋开展友好贸易的商人代表，史载“设宴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

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南宋时期朝廷还出台了“商人治商”的政策，即当某一名商人的财富额、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直接授予其官职，令其辅助管理市舶司。

福建商人蒲寿庚便因富甲一方且心向朝廷，被授予提举福建市舶之职，负责管理、运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港，其成就至今在闽南一带传为佳话。

上述主要介绍了宋朝沿海地区海洋贸易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宋朝内陆的边境也呈现出全新的活力。

宋朝面对西北各民族所采取的贸易原则基本上继承了隋唐时期的“驭戎制度”。结合现实情况，宋人依照各民族间不同的习性而采取了不同的贸易方式。

辽、夏、金三朝是西北疆域上的主要政权，对方提供的贸易货物以战马为主，因此宋朝在边境上设立有榷场，专门与这三个政权开展贸易往来。一旦出现战争冲突，宋朝有权单方面关闭榷场。

由于河西走廊已经失去，因此宋朝在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以及西域诸国的胡商开展贸易时，沿袭了互市贸易传统，给予商人更多的自由。

而在与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开展贸易时，博易场贸易最为常见，其形式类似于今天的赶集和庙会。

从总体来看，宋朝在西北和西南的经营策略与鼓励海洋贸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此处更加凸显“驭戎”的政治目的，因此不过度追求实际的盈利情况。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十分需要宋朝的茶叶，因此一旦发生军事摩擦，宋朝就会主动关闭贸易市场，以此来作为政治上的要挟。

可想而知，内陆的贸易受到朝廷的监督和介入较多，远没有东南沿海的经商环境来得宽松。不过，事实证明，宋朝一东一西、一南一北双管齐下的对外贸易政策行之有效，十分符合宋朝的切身利益和统治需求。

时代视域下的局限性

宋以前，历代王朝严格恪守“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划分中，商人是地位最底下的一等人。

因此，即便富商巨贾腰缠万贯，但是他们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商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

但是宋朝就废除了这一条规定，抬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宋朝在科举中实行誊录、糊名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再受到排挤和针对，同样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地给予底层人民实现阶级跃升的通道，也极大地刺激了传统商人，让他们对朝廷充满感激，进而自觉地把自身利益与朝廷牢牢绑定在一起。

然而，看似开放的宋朝也存在着自身的历史缺陷。

宋朝看似商业繁荣、城市化进程迅猛，科举开明，但真正能够享受到这些发展红利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繁荣的商业背后是大量的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削。

加之靖康之变后北方贵族大量南迁造成了南方人地矛盾加剧，许多底层农民的生存空间被彻底挤占，因而南宋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而两宋的科举录取率极低，每年平均录用的进士不足200人，其中寒门子弟的比例也低得可怜。

而官场上大量的官职还是通过“恩荫”的方式传给了“官二代”。范仲淹就曾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指出：北宋的庙堂上，只要是当了20年京官的人，家族中就至少有20个兄弟子侄在朝为官。

显然，两宋仍旧存在着明显的特权阶层。

当然，今人无法用现代的眼光来过度批判一千年前的宋朝，毕竟在那个时代里，宋人已经努力挣脱出前朝制度的束缚，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灿烂增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朝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迈汉唐”，也令此后的“元明清”三朝难以望其项背。“瑕不掩瑜”或许是对这个特殊的王朝最为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①魏天安：《中国官营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范仲淹全集》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