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描绘北宋繁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图源：视觉中国）

“在4月19日公布的《2023年全球最富裕城市报告》中，香港、北京、上海三座中国城市进入榜单前十，其中香港位列第七位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回望两千年前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东京开封，与香港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通过开篇的论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梁建国教授将北宋都城东京与香港这两座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城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北宋东京的公租房、人口混居与分布的不均衡、“海纳百川”的治理政策等特征，均让笔者感叹其与香港的相似性。尤其是关于东京“大城市病”及其治理方针，也引起记者对香港城市现况的联想与思考。

东京的繁华不亚于香港

对于北宋的印象，有人描述它是中国古代最小资、最文艺的时代，北宋东京城也是这个时代最美好的一个城市。不管是在城市布局上以街巷制代替里坊制，还是通宵达旦的街市，“全民皆商”、“桥市文化”、“品牌意识”、“外卖雏形”、流动商贩等特色，都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开放性，这些从描绘北宋繁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便可略知一二。

关于东京繁荣的原因，梁教授认为：“首先是天时，中国古代的城市经济到宋代达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形态确实繁荣；其次是地利，开封位于运河的枢纽位置，交通优势带动了南北贸易往来的繁荣；再者是人和，北宋统治者对于城市管理有很多善政，比如对外来人口、小商小贩比较包容，扶持陶瓷、印刷、纺织等各种产业门类的发展，调整雇佣制等生产关系。”

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京的繁华还体现在许多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的融合。在 《东京梦华录》曾这样记载东京人口情况：“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可见其人口数量之多。与香港相似的是，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也是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内城。据研究，东京外城的人口密度大概是每平方公里1.2万人，内城最高达到每平方公里4.5万人。这种人口的高度集中，应当与当时的交通工具落后有关。梁教授说，“如果宋人在内城上朝或者经商，住在城郊很不方便，所以许多人宁可在城里租房，住得非常拥挤；或者住在外城靠近城门口的地方。”当然，“京城居，大不易。”北宋东京的房价也是非常昂贵。即使像王安石、苏轼、苏辙这样的名臣都买不起房，只能租房子住。如此听来，这和香港倒颇具相似意味。

“大城市病”该怎么治？

人口高度密集、活动空间局促、生活成本高昂……对于这样的“病症”该怎么治？

“一个是向城外疏解城市的功能，一个是空间的优化利用。”梁教授对此解释道：“疏解外迁包括住宅、寺观、园林、官营作坊以及次要的机构如国子监、太学、都进奏院等。”

按照梁教授的看法，北宋东京的城市功能向外疏解并不成功，更多的是通过空间的优化利用来缓解城市用地的压力。首先是深挖居住空间的潜力，比如私宅被用于出租，官府建设、改造公租房等。其次是寺院的多元功能，比如大相国寺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承办朝廷礼仪活动，更是全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甚至还有杂耍表演等娱乐活动，再如福田院被作为慈善的机构，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第三是商业空间的多维延展，想办法扩大店铺的营业面积，延长营业时间。第四是官署的相互借用，比如用于招待高丽使节的同文馆在闲置时被用作招待进京的地方官或是科举考试的考场等。第五是近郊农业的转型，从宋初的荒地到种植粮食作物，再到种植花木、蔬菜等。”

在城市管理中，人文关怀也是重要的内容。北宋朝廷和开封府对弱势群体充满包容和温情，默许东京的“地摊经济”的存在，从而为外来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是“东京欢迎您！”。梁教授补充道：“君民共享城市空间也是北宋东京的时代特征。在皇家园林金明池春天举行盛大的开池仪式时，普通市民被允许免费进入观看。而对比唐朝，皇家园林曲江池就不对市民开放。北宋东京的城市管理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柔性化治理’——以人为核心，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更具包容和人文关怀！”

北宋东京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城市功能呈现内聚化的特征。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城市，也是多元文化的熔炉。集约用地的模式，空间格局紧凑；不同功能空间相混杂，便利日常生活；土地拓展的节制，涵养郊区的生态——这是梁教授对于北宋东京城市治理的总结。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治理，才会出现小资、文艺、自由、开放等对于北宋东京的溢美之词，不知对于如今的大城市是否会有何启发？

（文 ︱ 本刊记者 韩琪）

（原文刊登于2023年5月1日出版的香港《经济导报》，总3542期）

本文为香港《经济导报》新媒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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