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4年，秦派驻岭南的将领赵佗趁秦末混乱，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宋代《太平寰宇记》中有一段记载：“铜山，昔赵王赵佗，于此山铸铜。”，记载中提到“铜山”，位于广西北流市东北约十公里左右的民安镇，如今叫铜石岭。铜石岭主峰高约420米，富含铁质的紫红色砂岩构成了山岭主体，奇峰兀立，层峦叠彩。
而在紫红色的山石之下，又有一段由石灰岩构成的灰白山体，怪石嶙峋，鬼斧神工。这是被地质学者们命名为“丹霞”与“喀斯特”的两种地貌特征，在铜石岭双壁结合，相映成画。
广西地质调查院工程师 王学恒：它底下一层是石灰岩，是距今大约在3亿到3.2亿年之间的石炭纪晚期形成的，然后这套丹霞地层就是在距今9000万年以后才开始沉积，这套红色地层就直接盖在了前面，这种现象在我们整个华南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的北流，关于赵佗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其时，刚刚统领一方的赵佗，为缺铜感到发愁，在汉代，从兵器到钱币再贵族的生活器皿，都不可避免地使用青铜，铜矿也成为了国家的命脉。
而南越国核心地带的广州附近历来并不产铜，当他得知西边有铜山，可以出铜矿，赵佗感到非常欣喜。于是兴师动众，征集5000多名士兵，不惜跋涉千里，进驻铜石岭。又从当地征集数百名冶铜工匠，在铜石岭开矿、冶炼、铸铜。
循着这段传说，1966年，在广西地质普查活动中，地质专家在调查北流铜石岭一带地质矿产背景时，发现了一处古代冶铜遗址。
在1977年到1978年间，广西文物工作者们又进一步对铜石岭周边进行挖掘，揭示了铜石岭附近地层中的古矿井、炉渣、风管、炼炉等遗址遗物。专家们初步判断，这是一处自汉代就开始存在的冶铜遗址。
在北流铜石岭发现的炼炉，平均内径有40厘米，仅1978年对铜石岭试掘时发现的炼炉就有14座，不少炉子相隔只有10多厘米。而冶铜遗址内发现的鼓风管，一次发现就有几十节之多。不难想像，在两千多年前，汉代俚人（八桂先民）活动最鼎盛的时期，铜石山上热火朝天，冶炼场中炉光赤红的场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 蒋廷瑜：根据鼓风管的鼓风量来推测，一个炼炉大概每天能够生产0.9公斤的铜，如果按照每年180个工作日，那就一年一个炉就可以能生产3.2吨铜。一个炉如果炼铜的话，最少有七八个人来操作，如果整个场面有十几个炼炉的话，那就差不多近百人。
这种规模的铜矿不可能是个人所为，必然是动用公帑、以严密法规管理的国家行为。那么，开垦铜矿的人，真的如传说一样，是那位南越王赵佗吗？如果是真的，他又用如此大量的铜，生产出了什么呢？广西民族博物馆中，收藏了300多面铜鼓，是世界上收藏铜鼓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在展厅正中央，展出着1955年在北流市水埇庵发现的“铜鼓之王”——世界上最大的一面铜鼓，它的面径宽达1.65米、重达300公斤。按照铜鼓的八大类型划分，它属于“北流型铜鼓”。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翻开文献，仅清代《北流县志》中就有12次相关记载：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有渔人在铜鼓潭中获铜鼓；清朝嘉庆二年（1797年）六月，石一里庞陂上里许溪边水潦冲激，出一铜鼓，乡人移入泗洲庵，以为更鼓……
到现代，民众在生产生活获得铜鼓的故事更是不绝于耳：1972年11月，北流县大坡外小学组织学生在大坡内白马山东坡劳动，挖到一面直径70厘米，残重37千克的铜鼓；1983年1月20日北流县平政镇六沙村寨顶屯村民陈开宫锄宅基地时挖得一面铜鼓，保存完好；1998年8月5日，掘土机手罗广在北流北宝公路平政镇凌云冲段驾驶掘土机掘出一面铜鼓……
今天所能见到的北流型铜鼓，都以体型高大著称，这种体量的铜鼓，每次铸造都需要大量的铜料，而北流型铜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正是南越国存在时的汉代。需要大量铜料的北流型铜鼓屡屡在北流附近发现，铜石岭是一处铸造铜鼓的遗址似乎符合逻辑，可今人如何才能知道时隔两千年的真相呢？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畔，这天一早，广西铜鼓研究专家像往常一样出现在科技楼的研究室里。1985年，他接触到铜石岭的相关研究，使原本研究物理学的万辅彬，与铜鼓结下了不解之缘。广西民族大学原副校长 万辅彬：我原来是物理系的系主任，结果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李志超，他说小万，你在研究什么？我自己还以为蛮了不起的，我研究物理学史、量子力学史什么的，他说你没有出息，那些东西肯定是人家二手、三手的材料，你应该就地取材，就研究你们广西的铜鼓，你如果把你们广西的铜鼓的矿料来源搞清楚，这个比你去研究西方的那个量子力学史意义大得多了。
当时，对于铜石岭的种种猜测停留在考古和文献研究的层面，用物理学方法研究铜鼓的道路，这是一个前人没有涉足领域。作为物理学教授的万辅彬，立即意识到地球上所有的矿物中都含有铅，铜矿与铜制品中自然也不例外。
而自然界中的铅有四种天然同位素，其中，只有铅204保持着地球形成之初时的丰度，不随时间改变。而铅208、铅207和铅206都是由其它放射性元素衰变而来。这就使得放射性铅同位素与铅204的比值可以像矿物的“指纹”一样，让今人能够追溯到矿料的产地。
1966年首次发现铜石岭冶铜遗址后，一些单位大量收购炉渣，使得当地群众争相到铜石岭挖掘，对冶铜遗址的遗存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万辅彬和团队只得通过最初收集到的19份北流铜石岭一带的矿石、矿锭样品，与17份北流型铜鼓样品、17份灵山型铜鼓样品，使用同位素质谱仪检测样品中的铅同位素比值。
最终得到了令人可喜的结果——铜石岭一带铜矿与铜锭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区间，几乎完全覆盖了北流型铜鼓与灵山型铜鼓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区间。这从物理上证明了，广西北流型铜鼓与灵山型铜鼓的矿料，正是来源于北流铜石岭。
1986年，新华社发表了“当今世界上第一次找到铜鼓铸造遗址，发现北流型铜鼓铸造遗址——铜石岭。”的新闻，轰动学界。1988年，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与铸造遗址研究科研项目，获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古代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发表于核心期刊《物理》，获1992年度广西科协授予的优秀论文一等奖。
万辅彬教授也在广西民族大学建立了科技文化史研究室（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成为了铜鼓研究领域的专家。
两千年前铜石岭上人声鼎沸，无冬无夏，先人用灼热的铜水，在这里铸就了岭南铜鼓中一个个巨硕的传奇。今天的铜石岭不复往日却依旧熙攘，成为了游客们欢闹的乐园。它岿然不动的身姿，连接起古今流转的血脉中，难以割舍的铜鼓情缘。
本周六（4月29日）21:00
广西卫视
《广西故事·南岭奇峰 铜铸鼓声》
广西地质调查院工程师 王学恒：它底下一层是石灰岩，是距今大约在3亿到3.2亿年之间的石炭纪晚期形成的，然后这套丹霞地层就是在距今9000万年以后才开始沉积，这套红色地层就直接盖在了前面，这种现象在我们整个华南是独一无二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 蒋廷瑜：根据鼓风管的鼓风量来推测，一个炼炉大概每天能够生产0.9公斤的铜，如果按照每年180个工作日，那就一年一个炉就可以能生产3.2吨铜。一个炉如果炼铜的话，最少有七八个人来操作，如果整个场面有十几个炼炉的话，那就差不多近百人。
广西民族大学原副校长 万辅彬：我原来是物理系的系主任，结果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李志超，他说小万，你在研究什么？我自己还以为蛮了不起的，我研究物理学史、量子力学史什么的，他说你没有出息，那些东西肯定是人家二手、三手的材料，你应该就地取材，就研究你们广西的铜鼓，你如果把你们广西的铜鼓的矿料来源搞清楚，这个比你去研究西方的那个量子力学史意义大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