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个“关注”，既能有很好的体验，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文|小盖史说

编辑|小盖史说

前言

土邦王公是英国统治的支柱，绝大多数人对国大党抱不信任和敌视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不愿打乱现行的英国统治的秩序，还特别因为，他们害怕国大党代表的新潮流波及土邦，会危及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

土邦王公资助国大党

但是，有少数土邦王公同情国大党，积极提供财力帮助。如西印度的巴罗达、印多尔、瓜辽尔、科哈浦尔、朱纳格、巴伏那加尔、冈达尔等土邦王公都向国大党、其他民族主义组织或活动家个人捐过款。巴罗达的盖克华1873年给在伦敦的瑙罗吉50000卢比作为活动经费。

90年代，他和冈达尔的王公给瑙罗吉提供了更多款项，资助他在英国活动和参加议员竞选，据某些英国报纸说，瑙罗吉得到28000英镑。驻巴罗达的英国驻扎官也报告说，90年代头几年，有10万卢比从巴罗达国库出手，去向不明。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但长期捐款资助确有其事。在南印度，迈索尔、特拉凡哥尔、柯钦等土邦王公资助过国大党。迈索尔王公1887年给国大党1000卢比。杜富林曾亲自警告迈索尔王公的迪万（首相），今后不得再继续捐款。

这些王公资助国大党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王公本人就是民族企业的投资者，或本人受过西方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也希望在全印度和自己的土邦实行改革，因此支持国大党的活动。如巴罗达、迈索尔的王公都受过西方教育，在土邦内实行一些改革措施。科哈浦尔的王公80年代初在赴英期间与印度改革协会成员一起工作，支持放宽文官考试年龄限制的要求，回印后支持国大党的活动。

有的王公是想通过资助国大党，取得国大党政治上的支持，来抗衡英国驻扎官的专横干涉。也有的王公是为了换取开明的外表，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消除人民的不满。无论属于哪一种，他们的财力援助国大党都是极为欢迎的。

国大党对王公的态度

国大党对王公的态度并不作区分，而且对待王公也并不因为是否提供援助而有根本区别。它的基本态度是，把土邦看做是还残留的印度自主地位的可贵象征，用伦纳德的话说，是“还在跳动的印度心脏”，希望土邦王公能在英国统治者面前维护内政自主地位，并以良好的治理成绩向英国人显示，印度人在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方面并不比他们差。换言之，他们希望土邦能成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可行性的实际佐证。

所以，每逢土邦王公与英国驻扎官发生纠纷，他们总是站在土邦王公一边，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干涉。例如当英国驻扎官专断地干涉巴罗达、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内政时，他们提出抗议。1896—1898年国大党年会连续通过决议，谴责殖民当局废黜王公。国大党并不准备把改良运动扩大到土邦，避免通过任何涉及土邦内政的决议，但真诚地希望土邦王公自动改革内政，发展经济，跟上时代潮流。

巴罗达、迈索尔王公自动改革内政，发展经济，跟上时代潮流。巴罗达、迈索尔王公的改革政策国大党非常赞成。国大党有些著名活动家在参加国大党前就曾在土邦供职，如瑙罗吉、费·梅塔、罗梅什·杜特、奥若宾多·高士等，或担任迪万，或担任部长、大学校长，都曾为土邦的改革作过努力。国大党一些活动家（如提拉克）还设想未来的印度采取联邦政体，现有的土邦都将作为成员参加这个联邦。

国大党对土邦王公的期望是过高估计了他们。事实上，绝大多数王公只是过时的封建制度的遗老遗少。他们满足于英国主子的庇护，过着奢侈的寄生生活，但求维持现状，对国家的前途是很少关心的。政治经济改革这类新事物他们很少能够接受。就是有些比较开明的，也只是作表面文章，如模仿建立立法会议，兴办近代教育等，事实上英国驻扎官也不会允许他们实行真正的改革。

所以，尽管国大党以友善甚至讨好的态度对待王公，王公大多数还是对国大党抱有恶感。例如贝拿勒斯的王公指责国大党提出的民主要求是西方结构，不适合建立在种姓基础上的印度教社会。

他以讥讽的口吻问道：“你怎么能让下层种姓的人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呢？”海德拉巴王公秘书赛义德·侯赛因·比尔格拉米则呼吁所有土邦王公和封建地主行动起来，积极维护社会上层的“最高权力”和“旧有的思想传统”，以对付“盲目地居心叵测地模仿欧洲激进主义”的势力的“破坏活动”。海德拉巴的王公向反对国大党的地主阶级的组织印度爱国者联合会大量捐款，资助它的活动。

又如国大党反对英国把在印度境外作战的军费加到印度头上，王公们却支持，并大量捐款资助英国在印度境外的侵略战争。瓜辽尔的王公马德浩·拉奥·信地亚提供一艘医疗船随英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他因而被授予骑士勋章和少将军衔。英国统治者经常拿土邦王公的忠顺态度向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示威，并压制后者的改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