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肃托，不该被忘却的记忆

“‬肃托”‬，‬在山东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最严重的湖西“肃托”近几年随着大量资料的公开，真相已经公示于众。

​发生在同一时间段的胶东肃托，由于种种原因，见诸文字的甚少，导致今天人们对那段惨痛的历史了解也‬甚少。

“肃托”起始于王明和康生。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开始在党内鼓吹“肃托”。

1938年2月，中共中央于下达《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肃托运动就此展开。

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管“肃托”大权。“肃托”开始从主观臆断出发找寻“内奸”，并以严酷的刑讯逼供、辗转株连，造成大批同志被错捕冤杀。

胶东“‬肃托”‬始于1939年秋山东分局向胶东区委发的要求“肃托”的紧急电报。

之所以是紧急电报，是因为山东的“肃托”起始于1939年春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而到了8月，湖西“肃托”已经大规模展开了。

行动没有跟上的胶东区党委接到紧急通知后，马上紧急行动，成立了由区委书记王文为书记的锄奸委员会，统一领导胶东的“肃托”工作。

在具体安排上，军队和地方的“肃托”分别由5旅、5支队的锄奸科和区党委社会部负责。

从组织安排上来看，锄奸与“肃托”是紧密结合的。

而在实际操作中，从1940年到1941年，“肃托”是作为锄奸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的。

胶东区的“肃托”甚至包括山东分局的“肃托”极少见诸‬正式文字，提到的也是一笔带过。

但是，从一些后来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当年胶东的“肃托”还是比较严重的。

开国少将刘居英

一个是刘居英和杜明带队的分局巡视团1942年10月来到胶东后，向胶东区党委提交的胶东1941年延续下来的所谓托派奸细案的审查结果和锄奸工作的几点意见。

刘居英时任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杜明时任山东纵队保卫部部长，2人是分别作为地方和军队代表来到胶东的。

之所以派出这么两位重要人物来到胶东，一是山东根据地的“肃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其间多次指示予以纠正，另一方面，恐怕跟胶东“肃托”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有关。

资料显示，巡视团提交意见后，胶东区党委于1943年3月27日给审查委员会做出3点指示。

第一点是指出锄奸工作存在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这一点不奇怪，不单单是胶东，也不单是山东，整个“肃托”都是先主观地设定托派在地方和军队中有一套系统的组织，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刑讯逼供所谓有嫌疑的干部。

第二点要求马上重审案件和清理嫌疑。

第三点是对审查方法上要以教育和学习为主。

第2个文件是42年之后的1981年10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省纪委关于清河区肃托遗留问题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下发全省及转发济南军区党委的同时，做了一个强调：“对于原湖西、泰山、滨海、胶东等地区肃托中个别遗留的冤错案件，经组织部门调查结论后亦可按照上述精神办理”。

这个重点强调，其实也挺说明问题的。

胶东肃托错误有多严重？

从相关文字记载中可以归纳为3点。

1．采取刑讯逼供、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的错误方法。

2．整出了“胶东八总特”、“托洛茨基胶东区党委”等所谓托派组织。

3．错杀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张安基、李新民、胡治兴、王兴、甄石屏、阎冬、褚秋风、于连易、隋寿三、于益寿、薛峨、李大卫等党员干部。

1940年11月，福山县委怀疑共产党员于连易、李新民是“托派”分子。将两人送到北海地委社会部，次年，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胶东区委社会部批准处决两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肃托”，区党委内部一直有不同意见。

林浩担任区委书记后，反对逼供信，反对无证据杀人，在当时极为艰难的形势下，保护了部分干部，胶东文协的韩力因林浩的干预而保住了性命。

分局巡视团来胶东后，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审查委员会以两个月的时间，重新逐人逐案审查。

1943年4月，胶东区党委决定：对大批所谓“托派”嫌疑对象解除嫌疑；对被错误扣押审查的同志予以释放，恢复名誉，分配工作；对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在内部予以口头宣布平反。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对“肃托”的性质没有做出明确结论，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

直到198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为1941年胶东“肃托”中被错杀的16名同志平反，享受烈士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