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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贵族等级不断致力于“将俄国贵族联合于同等级政治联盟下”，但由于俄国政府的反对，该目的并未达成。

20世纪伊始，俄国处于危机、战争、革命共同爆发之期。

当时，贵族各派别间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他们深刻认识到本等级的生存面临着空前威胁，在此情形下，要想巩固贵族领地和历来特权，就必须团结全等级力量，组建能代表贵族在政治舞台上有力发声的全俄贵族等级政治机构。

1906年，在多省贵族的共同努力下，全俄省贵族团体联合会（下文简称贵族联合会）正式成立，该组织虽非官方机构，但得到了俄国政府的认可。

贵族联合会一直存续到1917年，在沙皇统治末期的俄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06-1917年，该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在召开的12届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俄国内政外交中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民族纲领。

为了更深刻地影响国家政策，该机构还积极利用自身与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大臣会议以及沙皇本人间的密切联系。

贵族联合会的成立

19世纪下半叶，贵族等级的政治自觉意识空前觉醒，他们不断致力于“将俄国贵族联合于同等级政治联盟下”，俄国政府虽未许可，但也做出让步——召开省首席贵族会议、成立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迈出全俄贵族在政治上走向联合的第一步。

20世纪伊始，贵族各派虽有分歧，但面临空前威胁，他们求同存异，促成贵族联合会的成立，目的是要巩固贵族领地和历来特权，团结一致地在政治舞台上有力发声。

该机构具有在中央政府参政议政的先天优势。

贵族等级政治自觉意识的觉醒

帝俄时期，贵族作为俄国最高统治等级，是沙皇政权的首要支柱。

俄国政府将贵族等级划分为各省、各县贵族团体，1906年以前，贵族从未组建任何全俄

性等级代表机构。

贵族之所以长期安于此状，首先是因为大部分贵族长久以来在政治上持保守倾向，缺乏独自建立政治团体，组织集体性政治活动的意识和经验；

其次是因为各地贵族会议基本掌控着俄国的地方治理权，它们既有权讨论本等级事务，也有权针对地方管理问题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因此贵族等级进行联合的迫切性并不强；

三是因为沙皇政权害怕贵族威胁皇权，不愿意让该等级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因此不允许贵族成立任何政治性代表机构。

但是“将俄国贵族团结在本等级政治联盟之内”的思想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

大改革动摇了贵族特权地位，俄国贵族意识到需要全俄性等级代表机构，一些省的贵族会议向最高当局提出选举由贵族组成的咨议性代表机构，这一请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最高等级保持和加强主导地位的愿望，欲使国家改革服从于贵族利益。

贵族对全国性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招致了俄国政府的不满，因此要求各省贵族会议不要超出本身权限，妄议改革、甚至要求参加国家管理。

1865年莫斯科省和彼得堡省的贵族会议再次要求让贵族组成的中央代表机构参与国家统治，俄国政府果断否决了贵族的这类诉求，并以超越了职权允许的范围，侵犯君主无上权力为由，迫使这两省的首席贵族辞职。

1868年俄国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贵族会议的请愿活动不可涉及不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更不应讨论改变国家机构基本原则等与此相关的问题。

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还严格限制贵族会议讨论等级事务之外的全国性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就算是一定程度上涉及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也不被允许。

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全国性社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几乎从贵族会议的议程中消失了。

但俄国贵族的政治自觉意识继续觉醒着，为了成立本等级政治联盟，他们不断进行努力，然而成效始终甚微。

事情在1896年迎来转机，该年尼古拉二世批准召开首席贵族会议，目的是讨论贵族需求。该次会议成为全俄贵族在政治上走向联合的起点。

这类座谈会议每年均会召开，甚至一年召开数次（通常是由莫斯科省首席贵族П.Н.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主持）。

这些座谈会的组成人员不固定，它们本身具有协商性、建议性特点，主要涉及等级问题。

但有时它们也会超出狭隘的等级范围，涉及政府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是社会经济问题。

它们所做出的结论可以为贵族团体提供信息情报，甚至发挥推荐介绍作用。

同时，参加这些会议的人无需向贵族会议汇报工作。而且，首席贵族的观点经常与本省贵族会议中多数派的观点相左。

求同存异：贵族联合会的成立

19-20世纪之交，激进倾向与反对倾向在俄国社会中不断增强。受此影响，少数在政治上最活跃的贵族代表加入各种政治党派和团体，然而大部分贵族在政治方面仍旧被动消极，他们中许多人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举旗不定。

当时有官方刊物指出，“倘若政府不将贵族纳为己用，不尽快将这一思想涣散的群体联合在‘为秩序与真理奉献’的统一旗帜下，那么有些贵族便会转变为极端派别，持反对派倾向”。

1905年俄军在日俄战争的失利极度激化了国内各方面矛盾，此起彼伏的革命令贵族惊恐不安。

在俄国政府被迫表明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意向后，贵族等级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歧，并划分为两个具有一定对立性的政治派别——一派是以首席贵族会议成员为代表、具有某些自由主义色彩的温和保守派；

另一派是以各省贵族会议成员为代表、坚决捍卫专制制度的右翼保守派。实际上，不仅这两个派别间存在矛盾，在其他各派内部也存在分歧。

《2月18日诏令》颁布后，温和保守派贵族认为应该“立即着手组建人民代表机构”，以巩固沙皇与贵族及平民之间联盟。

右翼保守派贵族则认为，组建代表制机构不仅不能巩固沙皇统治，反而会导致宪法制与民主政权，沙皇倾向于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该派因此活跃起来。

虽然贵族等级内部分歧加深，但是在俄国内外皆危的客观条件下，贵族认识到，本等级的衰落进程已历经近半个世纪，贵族的重要性已极度下降，未来甚至面临着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将全等级联合在同一个政治联盟下，以提高自身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巩固自身在俄国的统治地位。

右翼保守贵族最先为成立全体贵族机构做出努力。1905年开始组建的右翼地主党派在贵族中很受欢迎，例如，库尔斯克省流行的是“法律与制度联盟”；在彼得堡出现了“贵族—保守派联盟”；在莫斯科则出现了莫斯科帝制派会议。

但是这类地区性党派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在贵族团体的生活中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只有1906年初在萨拉托夫省首席贵族В.Н.奥兹诺比申倡导下，成立于莫斯科的“贵族忠诚宣誓团体”是个例外。

贵族忠诚宣誓团体

“贵族忠诚宣誓团体”表明自己忠诚于君主专制原则、东正教原则和民族性原则。

在该团体的宗旨中，除了要一如既往地保持贵族地产外，还要将所有忠诚于专制君主、履行先辈誓言的贵族们联合起来，更要保护贵族的等级利益，恢复领地贵族在帝俄国家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所有认同“贵族忠诚宣誓团体”思想的世袭贵族都可以成为其成员，不论有无地产。

1906-1910年，“贵族忠诚宣誓团体”多次召开全体代表会议和常委会会议。这一贵族团体实际上受到很大一部分贵族的欢迎，它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促进了贵族等级自觉性的形成。

1906年5月成立的贵族联合会实现了贵族最广泛的团结。

从1905年下半年起，各省贵族团体便开始酝酿召开全俄贵族代表大会，当时莫斯科省首席贵族П.Н.特鲁别茨科伊同所有省的贵族团体都进行了书信往来，他就是否需要召开全俄贵族代表大会征询了各省贵族的意见。

在特鲁别茨科伊收到的信中，有30个省份明确表示必须举行贵族代表大会，有6个省表示反对（特维尔省、奥尔洛夫省、梁赞省、普斯科夫省、喀山省、爱斯特兰省），此外还有13个省未予回信。

1906年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首席贵族代表大会上，34位参会的省首席贵族又热烈讨论并初步确定了全体贵族代表机构的行动纲领。

此次首席贵族代表大会之后，很快，不仅首席贵族开始热衷于谈论整个贵族等级的联合，各省贵族也纷纷加入到了对贵族等级联合的讨论中来。

首先是在坦波夫省和库尔斯克省，这两个省分别于1906年1月12和1月17日召开了贵族会议，会上提出并明确了有关召开第一届全俄贵族代表大会的问题，指出代表大会是俄国贵族对国内事务发表观点的合法途径。

坦波夫的В.Л.沃尔孔斯基公爵和萨马拉的А.Н.瑙莫夫率先向П.Н.特鲁别茨科伊表明：贵族联合以及组织第一届贵族团体全权代表大会均是必须的。

康斯坦丁-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征询了所有省贵族团体对贵族联合的态度，并建议它们在俄国贵族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会议上选出全权代表。

该建议得到27个省贵族团体的赞同，但有6个省贵族团体坚决反对（奔萨省、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省、诺夫哥罗德省、奥尔洛夫省、爱斯特兰省），还有14个省未做出回复。

1906年3月5日，在27个省首席贵族召开座谈会期间，他们继续就“必须及时召开全权贵族团体代表大会”进行了争论。

以库尔斯克首席贵族В.Ф.达列尔伯爵为首的许多人都坚决认为：阻挠贵族联合是不可能的、徒劳无益的，应该让贵族以第一届省县首席贵族代表大会为榜样，继续团结起来。

下诺夫哥罗德省贵族团体还派出代表团去觐见沙皇，为的是说明他们希望召开全俄贵族代表大会，尼古拉二世对该想法表示赞许，并且和代表团交谈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