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确实立有「不杀士大夫」的秘密誓约

编者按：宋太祖赵匡胤究竟有没有留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是当代史学界争议了数十年的一个问题。目前的基本共识是：实体的“誓碑”究竟是否存在尚难断定，但宋代确实存在着“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

“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然后由皇帝亲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

仪式庄重而神秘。碑中“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 陆游《避暑漫抄》中关于宋太祖“誓碑”的记载。亦有学术意见认为，《避暑漫抄》并非陆游所抄录，理由是书中的部分内容产生于陆游之后。该书有可能是明代人编写，真实抄录者已不可考。据书中交待，关于宋太祖“誓碑”的文字，抄自一本叫做《秘史》的著作，此书究竟是何人所写，也已不可考。

在迷信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毒誓。到了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秘密就此公开。

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勋向宋高宗转达重要口信，据曹勋向宋高宗上奏：

（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 曹勋《松隐集》收录了宋徽宗要他转达给宋高宗的口信，内称赵匡胤在太庙内藏有誓约，内容之一是“誓不诛大臣、言官”。但未提及“誓约”究竟是以何种形态留存。是纸质、绢帛还是石碑？不得而知。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众所周知，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是出了名的，但这只属个人的政风，并未立下什么制度性的死规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官员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

♦ 北宋哲宗年间，大臣吕大防奉命向哲宗讲授“祖宗之法”，提到其中一项便是“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可见“不杀士大夫”之说在当时已广为人知。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古代的专制政治当然是残酷的，且不说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动辄遭杀身之祸。宋人谢逸在《读阮籍传》中说：“魏晋之交，王室不竞，强臣跋扈，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无所顾惮。一时名士，朝不谋夕，如寝处乎颓垣败屋之下，岌岌然将恐压焉。”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又何尝不是“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

汉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尝杀戮大臣，然窜逐岭表固有之矣。

南宋末年，黄震的《黄氏日抄》卷八〇《引放词状榜》说：

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育天下三百余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

♦ 北宋神宗年间，皇帝欲诛杀漕官，大臣们拒绝执行，理由便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见宋代史料《蓼花洲闲录》。

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

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党争中，大批反变法派被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狱，确实想将他们定为“大逆不道之谋”，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说：“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宋徽宗认为宋钦宗诛斩王黼、朱勔、童贯等人“不祥”，故命曹勋传话，要宋高宗引以为训。

♦ 宋哲宗拒绝杀戮党争失败者，理由是“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见《文献通考》。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政治冤狱和文字狱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开了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害岳飞、张宪和岳雲。秦桧得势之后，睚眦必报，杀心极重，但毕竟受到了皇帝的羁束，而在大部分场合，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约的羁束，对许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惩，也就是流放岭南或海南岛。

南宋第二个权臣韩侂胄得势时，“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也是贬窜了事。为时不久，“伪党之祸浸解”，并未开杀戒。后韩侂胄在政变中被杀，宋宁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诏斩其同党苏师旦，才开了杀戒。苏师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当韩侂胄之“厮役”，属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

♦ 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内心深处其实很反感“不杀士大夫”这条祖训。他于淳熙六年（1179）在一道策论后面写下批语，称宋朝自赵匡胤开国以来“过于忠厚”，对那些误国的宰相、打了败仗的将领，“皆未尝诛戮之”。宋孝宗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懋赏”与“严诛”并行；上古三代之时王权尚且可以对大臣“不用命，戮于社”，宋朝当然也可以对士大夫实施杀戮之刑。见宋代史料《癸辛杂识》。赵匡胤当年将祖训秘藏起来不对外界公开，或许便是为了给后世子孙们留下“权变”的空间，防止士大夫在批判皇权时拿祖训当免死金牌。如果没有靖康之变，没有宋钦宗诛杀宋徽宗的宠臣，该祖训可能便没有机会由宋徽宗透过曹勋之口公布于世。

第三个权臣史弥远为人阴鸷，他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了武学生华岳和济王赵竑，但对许多名士，也仅是设法将他们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个权臣贾似道，对政敌和名士，“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也未开杀戒。贾似道最终流放到漳州，在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拉杀”，即击杀，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斩杀的，只有其幕僚翁应龙。

由此可见，陈公辅和黄震的说法是符合史实的。后世认为宋政“宽柔”，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来，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确实体现了“宽柔”的积极方面。当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此种政治文明的进步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计过高。特别宋高宗不顾宋太祖毒誓，亲自下令进行的两次屠戮，即使在中华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凶残。

♦ 宋太祖赵匡胤像

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则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淫威不断强化，动辄迫害和诛戮，草菅人命反被视为司空见惯。从珍视人命的现代人权和文明理念看来，这是理应被批判、谴责及至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