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中国只有蔡元培和我两个好人！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请辜鸿铭任教。

其实，辜鸿铭在1915年就应聘为北大教授了，聘他的是蔡元培的前任胡仁源。由于辜鸿铭处处维护帝制，与当时学生的主流思潮有所冲突，所以要求解聘他的呼声已经有了。

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考虑到辜鸿铭确实有真才实学，且蔡元培也留学过欧洲，深知辜鸿铭在西方的影响力，因此力排众议，还是续聘他为文学教授。

所以，辜鸿铭特别认可蔡元培。蔡元培虽然是进士出身，却辞官搞革命推翻了皇帝，但辜鸿铭认为他这是“一以贯之”：“他搞革命就一直搞革命，我保皇就一直保皇。……当下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我。”

但辜鸿铭的“热情”也给蔡元培惹过不少麻烦。比如，蔡元培旗帜鲜明地支持“白话文运动”，支持文言文的辜鸿铭却到处说蔡元培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是无奈之举，是“以毒攻毒”。

又比如，蔡元培招收女生进北大上课，辜鸿铭却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理由，拒绝上课。

还比如，蔡元培受当局压力请辞北大校长，众师生力挽，辜鸿铭自然也保蔡元培，但喊出的口号却是“蔡元培就是我们北大的皇帝”。

辜鸿铭在北大教与西方文学相关的课，还是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他熟知东西方的文化。比如他把弥尔顿的《失乐园》比作“洋离骚”，把华兹华斯比作“中国的杜甫”，这样学生们就很容易理解和记忆。

但辜鸿铭上课的真正目的并非讲授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宣扬他的政治思想，以及驳斥他不认同的主张。这也是他后来真正惹恼北大学生的地方。

辜鸿铭在面对北大学子时曾有过一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诸位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他其实还有段比较完整的话：“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

这段话在当时提倡“兼容并包”的北大，其实也成不了什么大问题，真正触及一批北大学生“底线”的，是辜鸿铭在五四运动时的举动。

1919年，以北大学生为先锋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与当时社会各界声援学生不同的是，辜鸿铭在当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撰文，指责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根本连宪法都不需要，只要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观，国人自有道德感和廉耻心来约束。

其实，对五四运动的指责与辜鸿铭一贯提倡和主张的“道德与秩序”并不矛盾，但这却彻底触怒了当时的北大学生。

一向尊敬辜鸿铭的他自己的学生罗家伦（也是胡适的学生）在第二天拿着《北华正报》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质问辜鸿铭：“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应该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可是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文章骂中国人，你怎么解释？”

一向能言善辩的辜鸿铭愣在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最后只能一拍桌子：“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1923年，蔡元培最终还是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没多久，辜鸿铭也宣布辞职。

他在最后一堂课上对学生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教诸位学习英文，是希望培养对中国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国化或英国化的洋奴，望诸位同学知我苦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