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白衣领职”是中国古代特殊官吏处罚制度，对整饬吏治与维护统治有着一定作用。

一、“白衣领职”的历史演进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官吏处罚方式，“白衣领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对“白衣领职”的历史演进进行回顾和梳理并挖掘其演进背后的根源是研究“白衣领职”必不可少的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时间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白衣领职”就是在这样一个封建人治、诸侯割据的情形下出现的，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时间较长，由魏晋南北朝延续至唐后消亡。

通过对各类资料的梳理，“白衣领职”实际上是学者对以白衣守、领、兼某职等这类处罚方式自正史中提炼出来的统称。目前查到的史籍记载中，“白衣领职”始于晋武帝时期。武帝与羊琇关系亲近，虽必须要对其施以处罚但武帝并不想重罚他。因而将他先“免官”，让其以列侯及白衣身份兼领护军，相当于剥夺了他的官职、官服等但保留了职权、仍可以办公。在这之后，“白衣领职”逐渐盛行，多次被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为何“白衣领职”自西晋始出，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在唐朝后期又逐渐消失于史书记载呢。本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二、战乱频发，政权更迭的史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时代，篡夺皇位的事件屡见不鲜。而政权更迭就意味着战争频发，封建皇权需要巩固。根据史料，魏晋南北朝主要包括三国两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涉及多个政权。由于缺乏统一而稳定的大国，政治局面波诡云谲，无法形成持续有效的政治权威。

而古代封建君主称自己为“天子”，正如在《诗经》中就存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描述，诸如历代统治者的国号等，也呈现出“天子受命于天”这一特点，以“天”来解释权力的来源，而在权力归属上王朝的最高权力也汇集于皇帝一人。魏晋南北朝政权林立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天子”也林立，王朝版图缩小，权力实施范围也随之缩小。同时，诸多“天子”并存的局面，使得民众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谁才是天命之子。

导致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权威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呈现的不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可能是两、三朝天子一朝臣或是一朝天子数新臣。这就使得当时的统治者一方面渴望大量的人才来维护王朝运转，另一方面政权的屹立也亟需官员及官员背后世家豪门的支持，“白衣领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

政治动荡的时代背景使得统治者不仅要树立权威，也要增强官员的身份认同乃至培养政治认同以维护政治合法性，才能有效地将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从而维护王朝的统治。基于此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政权林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并盛行“白衣领职”这一现象了。

三、官僚、法律、监察等制度的发展

“白衣领职”是对犯罪官员的惩罚措施，最早是作为官吏处罚制度的补充出现。从东汉到曹魏王朝的官僚体系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白衣领职”之前官吏职务处罚制度只有“免官”同时，权力与制度、制度与制度是互相作用的，当时的官僚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等也是“白衣领职”出现的诱因。皇权一方面需要建立建设相应的制度来对其进行巩固，另一方面制度运行之后也会对权力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魏文帝曹丕在魏初制定九品官位制度后，九品中正制盛行于魏晋南北朝。这一举不但定下了官位等级，同时提出了以颜色区分官服等级，“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休，朝代更迭频繁，新王朝诞生之初，常常要改国号、易服饰，究其根本，服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政治权力的归属。

“白衣领职”处罚中罪官被剥去官服，实际上也体现了官僚体制的发展变化。另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刑律发展由封建刑律的初创时期发展到成熟的封建刑律的过渡时期，处置官吏职务犯罪正是统治阶级在法律上体现阶级观念的地方。这一时期形成了“重罪十条”、“封建五刑”等封建刑律制度，在法律上非常注重礼的等级。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体系也在发展，御史台内部职权有所变化，朝廷经常派出巡御史加强对官员的监察，而当时的政策下士族一般是不能担任监察主官的。

简言之，由于魏晋时期延续继承了入礼于刑思想、礼法进一步融合，以及对官员监察的加强，使得当时的官员也“为官不易”，若对被弹劾的官员皆处以严重的行政处罚即“免官”，这无疑是不适于朝廷运转的。再加上受当时看重人才风气的影响、法律对士族阶级利益的保护，种种情形共同推动了“白衣领职”的出现，与诸如官僚制度、法律制度等一起发挥作用，从而巩固皇权。

四、维护等级制度的需要

为何认为“白衣领职”的产生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来理解，一是出于需要处罚犯罪官员来强化权威，二是“白衣领职”中的官服某种意义上也与等级制度挂钩。具体而言，在处罚犯罪官员来强化君权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有着鲜明的特色——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自原始社会制度废墟中兴起的夏始，世袭制王朝逐步在强化等级从属关系与等级秩序，到商周时期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与政治体系。封建制度出现前，各氏族部落崇拜着不同的图腾，掌握了“神灵”授予之名的少数者拥有了一定的权力与话语权。

而世俗王权则以各种名义获取神圣的政治资源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以构建封建等级制度，即强调“君权神授”，通过神权来确立王权的合法性。西周初年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等级制度并逐渐演化，阶层金字塔的顶端就是天子。秦始皇统一六国取消分封制转而推行郡县制，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使最高执政集团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往往版图比较小，官僚体系也相对萎缩，是以当时的皇帝对自身的权威十分敏感。翻阅史书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统治者对礼制极其敏感和看重，将“汉制”作为楷模，深究其思想即是对大汉朝曾经强大的向往。

北方十六国“五胡”的君王也开始学习使用冕制等华夏礼制，意味着统治者想要凸显尊贵的身份，强调等级制度。这也即是“白衣领职”对罪官虽是明惩暗保，但统治者始终牢牢把握住明惩这一道理，表明了不论如何绝不姑息的态度，所以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国之为国。

同时，皇帝实施“白衣领职”处罚时，罪官被剥夺官服，而官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等级制度的显性象征。中国古代服制有着细致的服饰体系和规格划分，对不同阶层所着服装有着强硬的要求，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划分，不能轻易逾越。“官服”不仅是一种礼仪的规范形式，更是维持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

通过服制既展示了统治者们在人世间的权威，还可以在祭祀场合中映射天地万物，以标志这种统治权力由天所得的正统性和尊贵感。服制也是展示官阶的重要途径，官服就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官僚政治强调严密的官制体系，而官制体系的关键节点在于划分官阶，官阶的不同，也就展示了不同官僚之间的分级与分工。魏晋南北朝时期奉行九品中正制，由于王朝政权更迭频繁，再加上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使得魏晋的官制官阶变化多样而复杂。

从魏晋开始的官制史从品的角度可以列为官品——中正品——勋品框架，也可从阶的角度列为从两汉到隋唐的散官——文散阶以及军号——武散阶的演化历史，在这里笔者就不再过多赘述。但显而易见，由于官制官阶变化复杂多样，官服就更能成为官员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贵贱有级，服位有等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

“白衣领职”是犯了错的官员被剥夺品位，但保留职能的一种处罚措施。由上文的论述，不难得出官服对于官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剥去官服，虽然保留了职权，但剥去了其享有权力的象征，对当时的官员、士族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和尊严上的惩罚。

出于加强皇权、维护尊卑的需要，这种对官员及官员背后的世家贵族犯错后区别于“免官”的惩罚方式，既体现了皇权的威严，保护了其权益，也激励了被剥夺官服的官员重回原阶级、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再次确认和维护了等级制度。

五、容错用人思想的继承

“白衣领职”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历来有着容错用人思想。在晋之前，不少经典著作中的名言蕴含着对人的错误的基本认识，在用人容过方面也留下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言。如春秋末期《左传》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及“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表述，体现了不因为人有个别的错误而抹杀其功绩的思想；西汉《淮南子》中的“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意为宽大的胸怀可以吸引人才，德行高洁的人可以让别人更加怀念；被“白衣领职”者“冠服禄恤，尽皆削夺，若三年有成，还复本任”，对于犯了错的官员虽然罚去了官服与俸禄，但三年的考察期内工作取得有成效即可官复原职，充分体现了统治者想要容过用人、激励罪官戴罪立功的想法。

典型的案例有南朝名将周盘龙。据史书记载，周盘龙外表看起来瘦弱木讷，但骁勇善战，屡打胜仗，北虏畏惧之甚。永明五年，身为平北将军更晋爵为侯的周盘龙因属下张蒲与敌人暗中勾结，由于此事牵连，被有司上奏，“角城戍将张蒲与虏潜相勾结，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载虏二十余人，藏伏惣下，直向城东门，防门不禁，仍登岸援白争门淮阴军主王僧庆等领五百人赴救，虏众乃退，坐为有司所奏，诏白衣领职，八座寻奏复位，加领东平太守”。

皇帝下诏让其以白衣身份处理事务，但不久后朝廷八座长官皆上奏皇帝，意在让他复职。后世有人评价周盘龙勇猛比肩李广，曾有北虏听到其名就闻风丧胆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劳苦功高的名将、老臣，为何周盘龙被下诏“白衣领职”引的诸多大臣皆为其辩护。一是因为他本身能力出众，战功累累，二来也是出于王朝戍边守疆、维护统治的需要。

皇帝以“白衣领职”暗保他，既体现了有错必罚，又展现了用人容过，也不至于使朝廷功臣寒心。后来周盘龙因病逝去，皇帝追赠其为安北将军、兖州刺史，但时至今日，后人仍能通过史书窥见其功勋的一生。

总而言之，“白衣领职”虽不是中国历史长河中蜚声中外的政治制度，但它的出现也体现了时代背景下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纵观“白衣领职”现象，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点。如东晋与刘宋“白衣领职”现象出现次数较多，背后就有东晋与刘宋时期门阀士族鼎盛的原因，在下文笔者也会进行相关论述。

另外，由于有的官员是同时“白衣领职”，所以仅算作一次现象出现，如公孙良、乞伏义因未尽到劝谏上司的责任同时“以白衣守本宫”等。又由于王朝更迭频繁，可能出现同一人在不同王朝几次“白衣领职”的情况，如陆澄在刘宋和南齐先后两次“白衣领职”。

总结

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宏大的历史命题之中，一国建构政治认知、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是由政治知识来承载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