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畿的生平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王畿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享年八十六岁。

纵观王畿的学术生涯，依据其与心学之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学于王阳明之前，未认同阳明心学思想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受学于王阳明，一心致良知之时期；第三阶段是王阳明逝世后，王畿弘扬心学思想，无处不讲学的时期。

1、未正式受学阳明的时期（1498—1523）

第一阶段是从王畿出生到受教于王阳明之前的一段时期，从时间跨度上讲大致是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这段时期。

王畿生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五月六日。王畿系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人，世代居住在山阴，与王阳明亦是同郡宗人。王畿的父亲王经，曾任贵州按察副使者，母亲陆氏，兄弟王邦。

王畿可谓少年得志，刚刚二十岁的便在乡试中中举。少年得志的王畿，行为也愈发放荡不羁。

王畿对当时的儒者深表唾弃，与王阳明为邻也不拜见，当时王畿对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厌恶之深。

出自对程朱理学的厌恶，王畿最初对王阳明亦持有偏见。王阳明亦不落窠臼，以“投壶雅歌”的新型教学方式将王畿吸引至门下。此时的王畿虽与王阳明有所接触，对心学亦有所涉猎，但其并未真完全认同阳明学致良知之学。

嘉靖癸未（1523年），公试礼部，不第，成为王畿的一个转折点。对于此次落第，王畿叹曰：“学贵自得，吾向者犹种种生得失心，然则仅解悟而。”因为有了此种认识，王畿立刻将京兆所给路券烧毁，从此拜入王阳明门下，一心从事致良知之学。

在王畿未受学于王阳明之前，他的性格当中自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气质，此气质与阳明心学中所彰显的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高度契合。这种气质也随着王畿致良知之不断深入而愈发精粹，并渗入其思想体系之中。

2、受学于阳明时期（1523—1529）

王畿受学于王阳明后，凭借其自身的英迈天启、颖悟绝伦，他很快地对阳明心学有了透彻的体悟，成为王门中的佼佼者。

随着心学影响的不断扩大，来王阳明门下求学之人也日益增多，王阳明分身乏术，不能一一指导学生。于是王阳明让王畿和钱德洪等高足弟子分别教授学生。因此王畿、钱德洪成为了王门中的“教授师”。

随着王畿对阳明心学地不断学习，王畿亦有了自己的体会。王畿与钱德洪就四句教，是定本亦是权法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后王阳明在天桥上为二人作答，认为两者之差异缘于传授者的资质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主张两者应该互相为用，这便是著名的“天泉正道”。

因王畿的“四无说”于此时提出，因此“天泉正道”也多被人认为是王畿思想独立之萌芽。

王畿在受业于王阳明门下时，也曾参加了科举考试。与上次科举考试不同之处在于，王畿此次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是师命难违。王畿自入良知之门后，已无意于科举考试。王阳明爱惜其才华，亦想借科举扩大其心学之影响。

于是王阳明说服王畿参加科举。碍于师命，王畿参加了科举，然在考试之前，他就报定了无论是否中榜都不就廷试的决心。赴科举的路上，王畿也只看六经四书、《传习录》。

后王畿与钱德洪双双中进士，两人履行先前承诺，不就廷试而还。此后，王畿一直受学于阳明门下，直至1529年阳明逝世。

纵观王畿受学于阳明这一时期，他的人生主题只有一个——良知之学。随着其对良知之学领悟地不断深入，其对良知之学亦有自己的看法。

王畿本身聪颖绝伦的悟性，加之他人格气质中放荡不羁的特质，使得他的良知之学中呈现出一种活泼、自然的特质，其思想中有着一股压制不住的生机。这一点在他的“性命合一”的人性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3、四处讲学的后阳明时期（1529—1583）

1529年，阳明去世后，王家面临内忧外患之时，王畿所表现出对恩师的绝对忠诚。王畿和钱德洪共同扶持阳明的遗孤，帮其打理家业，并为阳明修筑墓地，并以父母之礼为阳明子守丧三年。

守丧期间，王畿于同门的钱德洪、薛侃等人共同修建天真书院，并进行讲学以弘扬王阳明思想，表达对王阳明的怀念。

1531年，出于保护阳明之正亿的考虑，王畿同钱德洪赴南京黄绾处行聘礼。在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畿始赴京师，开始其讲学生涯。

王畿与钱德洪于嘉靖十一年（1532）初春，到达京师。王阳明去世后，作为深得王阳明赏识的弟子，王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弘扬恩师阳致良知之学的重任，开启了他“无日不讲学的一生”。

从地域上讲，王畿的讲学范围颇广。“故自两都及吴、楚、闽、越皆有讲舍，江浙为尤盛”。从时间跨度上讲，王畿的讲学时间长达50年，明世宗嘉靖时期44个年头加之明穆宗6个年头。

王畿的讲学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在当官期间的讲学和辞官之后的林下讲学。

王畿为官讲学时期，虽不可避免地为其身份所束缚，但他仍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之辈，共同就王学问题进行探讨、辩论，使得王学在各处开花。为官讲学期间，其讲学活动多次因其仕途的变迁而受到影响，甚至是打压。

1533年，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曾经打击过王阳明的张璁再次入阁，王畿的讲学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到打压。

1542年，因王畿早先拒绝为当时的丞相夏言所用，遭到夏言的报复，诋毁王畿“票旨抵公为伪学”，王畿遂以病陈乞去位。

至此，王畿居官讲学的时期结束。1543年，王畿辞官之后，开始了林下讲学时期。卸下一身报包袱，王畿可谓是获得了真自由，也开启了其随心所欲的讲学生涯。这一时期长达四十年，也是王畿四十六岁到八十六岁这段岁月。

王畿四处讲学的这段经历，对王畿思想之成熟起着着重要的作用。王畿四处讲学、赴会，在与聂豹、罗洪先等王门弟子的反复辩难中，不断完善其思想。在不断的讲学、赴会中，亦不断的扩大心学之影响。

此外，王畿四处讲学的经历，也使得他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时代特征有了更多地、更深层次地了解，尤其是对社会世风之转变有着更敏感地把握。这种经历也使得王畿的思想更符合于其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更契合时代、社会之要求，其思想本身也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现状

人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人之存在地反思，是人之于宇宙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人性问题是对人的存在而进行地反思，而人的存在状态不可避免的受社会发展等因素地制约。

因此，哲学家们对人性问题地思考必然与其所处时代、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为准确地说，哲学家们对人性问题地思考与其所处时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密切相关。其所处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往往是哲学家们进行人性问题思考的出发点与目的。

据于此，哲学家们对于人性问题的回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哲学家们人性论思想的评价不应仅仅据其内容本身作考虑，更应考虑其所处时代、社会，特别是该时代、社会所面里的难题。

对于人性问题每个哲学家都必须基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进行作答，而一个好的回答往往有必须略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因此，对人性论问题进行研究时，亦应特别考虑时代、社会因素。

王畿是王门中颇为长寿的一位，其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先后历经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直至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去世。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思想的考察都必然不可脱离其时代，尤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位哲学家。

因此，了解王畿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了解王畿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

“天泉正道”是王畿于王门中独立一派的萌芽，自此王畿不断完善其自身的思想体系，最终走向成熟。“天泉正道”发生于1527年，时年为嘉靖六年，嘉靖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

因此，王畿讲学的时期，主要集中在明世宗嘉靖44个年头和明穆宗隆庆的6个年头。而这一时期，又恰逢是明王朝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诸多举措对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了解明朝中晚期，尤其是嘉靖时期的社会现状对理解王畿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1、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现状

明世宗嘉靖的即位与传统意义上的太子即位有着天壤之别。嘉靖皇帝与正德皇帝并非血缘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武宗是明朝历史上比较荒诞的一位皇帝，行径很是随意，其纵欲身亡后，没有子嗣继承皇位。

此时，又恰逢定宸濠之乱刚刚得以平定，于是各方势力对皇位虎视眈眈，硝烟四起。皇太后张后（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和内阁大臣谋议扶立新帝。

嘉靖皇帝

首辅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在位十余年，权位最重，经过其精心考察、筹划，其以《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义为依据，倡议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侄、兴献王祐杬之子厚熜嗣位。

也就是说嘉靖的皇帝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内宫与朝臣合作的结果，这就与传统的皇帝与朝臣、内宫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错位的关系注定嘉靖皇帝权利必然受到多方的制约。

也就导致了嘉靖皇帝对统治阶级内部的诸多问题只能采取调和的态度，而无法从本质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总体看嘉靖皇帝统治时期，社会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内忧、外患并起。

内忧之一：土地兼并严重。

明朝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其土地问题已经颇为严重。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采取了“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自耕农。这些人拥有小块的私有土地，往往以家庭为单位，采取耕织结合的方式维持生计。

然而发展到明朝中期时，随着诸王、勋戚、缙绅贵族等特权阶层势力不断的强取豪夺，普通百姓的小块私有土地不断地流失，官府所有的土地亦难逃厄运。最终，这些土地集中在少数的皇亲贵族手中，而直接从事耕织作业的农民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

内忧之二：赋税徭役沉重。

赋税本应该和土地紧密相连，然而，伴随着土地的大量集中于特权阶层后，特权阶层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赋税，他们千方百计的将赋税徭役重新转嫁给普通百姓。百姓一方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担负沉重的赋税，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对于土地的高度兼并和百姓赋税沉重问题，当权者虽有所作为，奈何当权者与特权者之间有着相当多的共同利益，两者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也就注定了当权者所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的出发点是维系其统治，其政策终究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始终存在。

内忧之三：频繁的农民战争。

当权者所采取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但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土地兼并问题，赋税徭役沉重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了在各地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农民战争。

早在正统年间，农民战争的规模就有所扩大，其影响范围也随之扩大。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发展到嘉靖时期，受战争的影响，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更为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先后爆发了两广人民起义、山东矿工起义、陈卿起义、师尚诏起义。

嘉靖后期又先后有陈以明起义、张琏起义、蔡伯贯起义、浙赣矿工起义、李亚元起义、赖清规等起义。

内忧之四：多次兵变。

为了应对经济财政吃紧的困境，当权者一方面加大对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削减军队的支出。官军月粮的减少，加之政F的苛刻管理，嘉靖年间亦爆发多次兵变，1524年大同兵变、1535年辽东兵变、1560年振武营兵变等。兵变的频繁爆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

明中期，统治着面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战争频繁、兵变多次爆发的内忧之时，外患亦纷至沓来。

外患之一：北方的蒙古俺答汗的骚扰侵袭。

明世宗时，俺答汗以河套地区为据点，不断强大。从1550年起，随着俺答汗的不断壮大，其野心也日益膨胀，多次以不开市为借口，入侵明朝境内，曾多次逼近京师，给当权者带来不小的威胁与困扰。

外患之二：东南沿海的倭人袭扰。在北方战争绵绵的同时，明王朝又面临着东南沿海“倭人”的不断侵扰。而嘉靖时期的倭人较之以往也大有不同，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与中国巨商、海盗相勾结，大量的进行走私贸易。

因此当权者对其为围剿的难度也相应增大了。明王朝队亦展开多次军事手段以平息倭人，最终至一五五六年，在俞大猷、戚继光领导下，抗倭战争方取得胜利，倭患彻底平息。

外患之三：葡萄牙入侵。倭人袭扰的同时，葡萄牙殖民者的势力也渗透到了东南沿海，他们勾结海盗不断袭扰。在1517年起，葡萄牙先后入侵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直至1549年，明政F才将其最终消灭。

总览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时期的政治现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内忧外患并起。平定内忧外患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本，而统治者与特权阶级的性质，决定论这财力、人力资本最终将由百姓承担。

因此，为了缓和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为了财力、物力、人力得到更好的补充，统治者也不得不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度。这一行为，从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现状

明王朝一系列政治、军事行为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作为支撑。世宗奉道修玄，屡建宫殿，造成庞大的靡费。阁部诸臣，以严嵩为首，贪贿公行，侵吞国帑。官员上下效尤，吏治贪腐。

诸多因素导致了明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统治者不得不适当放权，给予人民更多的自由，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经济，使得政F获得更多的税赋。诸多做法无形之中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纵览从嘉靖到万历这一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就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的时代。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有了一定的创新，创造出来“木牛”代耕器。灌溉技术也得到了改进，机械法引水工具如“龙尾车”已出现。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改进，出现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也逐步由单一走向多样化，生产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这一时期，还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的农作物，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棉纺织与丝纺织方面。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及产量的提高，棉布逐渐成为百姓主要的衣着材料，棉纺织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随着对蚕培育技术的不断改进，丝织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外，造纸业、制瓷业、冶金业等诸多手工业都有所发展。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更是为这些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无形中加速了商品经济的进程。

白银货币化浪潮。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中，最具要有意义的现象某过于白银货币化，这一现象对商品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其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也成为白银货币化的重要前提。

明朝初期规定使用的货币为铜币，到了洪武年间，政F推出了“大明通行宝钞”的纸钞。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政F明确禁止了金银货物的交易，到了1394年，铜钱也被禁止使用，但实际上白银仍作为硬通货在民间交易中广泛使用。

发展至正统年间，白银在民间流通中已经取得优势。天顺年间，对白银的禁令也被解除。而当时纸币发行泛滥，贬值严重的情况，更是加剧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到了嘉靖年间，由于其面临着强大的内忧与外患，平定各种祸端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当权者为适应形势，不得不进行了赋税改革，推行“一鞭法”。

即把所有的地税、贡纳、福役、人头科，都归入田亩里面，计亩征银。除了在苏、松、嘉、湖地区征本色米，以供京师漕粮四百万石外，全国各行省所属各府州县之田赋全部由征粮变为征银。至此，白银货币化基本实现。

白银货币化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土地剥离，相应地也减轻了政F对人们的束缚。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相应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拥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白银货币化极大地加速了商品经济地发展，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

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地普及，民间资本也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间资本发展势头超过了官办资本。

民间资本的快速发展，其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商人阶层顺势崛起，士商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商人对其自身利益和权力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总之，白银货币化改变了人对政F的依附关系，政F对人的束缚较之以往有所减轻，拥有更多自主性的人们对其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有了更高的诉求。

3、明朝中后期的文化现状

理学的没落与心学的崛起。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普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之人身上的束缚减少，明朝中后期的文化也呈现出新的特色。理学自元朝获得官学的地位，明朝初期更是担负着倡导礼法，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

理学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行为处事更是循规蹈矩。社会各阶层间流动性较差，等级森严。

到了明朝中期，政F自身的腐朽，内部不断的农民战争与兵变，外部的北虏南倭的袭扰，加之货币白银化的冲击，在应对种种危机之时，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应地减弱。

与此同时，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伦理纲常无法解释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迫切的去要一个新的理论去应对一系列的社会变化。

由理学到心学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知识界对现实深刻反思的产物，也是现实社会推动的结果。面对理学的颓势，以高扬人的主体地位为标志的心学应运而生。

伴随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带来的士风的演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经济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

传统中国社会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以“重农轻商”的思想为指导。农本商末，崇本抑末的思想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策。相应的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颇低。

然而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与其它职业处于平等地位。“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业也”。阳明后学中泰州学派的何心隐也有相关的叙述“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许多世俗人眼中，商人更是变得炙手可热的职业。在明清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

随着商人的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商人与士人的界限变的模糊。同时，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传统儒家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信念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变得不那么坚挺了，相应的功利化的标准风行社会。

在经历了人性解放与物欲泛滥的双重洗礼下，整个社会风气从朴实变得奢华，各种道德伦理变成一纸空文，标新立异之事层出不穷。

但不可否认的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思想文化地更新，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人的社会价值，其倡导的个体解放与人文主义精神对人文主义之觉醒起着重要的作用。

纵观王畿的生平与其所处时代，明朝统治者处于内忧外患之困境，纷至沓来的种种危机都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作为支撑。相应的统治者不得不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以激发其潜能，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在为当权者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亦想要争取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然而自宋以来主流的人性思想多主张视人欲为恶，并以理压制欲望。显然，这一思想已然无法适应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无法为民众争取社会地位与权利提供理论依据，于是一种新的人性论亟待被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