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书谈史

编辑|温书谈史

前言

与西方女性不同，日本女性从来没有被看重过。当一个日本女人走进房间时，不会有男士因为她是女性而站起来。如果有人曾为她拉开椅子或打开一扇门，那不是因为她的女性地位。在其他条件无异的情况下，她应该服从男人。

日本女性的社会角色

一个得体的日本妻子与丈夫同行时应该走在他后面。日本女性在公开场合的每一个姿势和她说的每一句话（日语中有女性单独用的动词词尾和代词），都要表现出顺服。她还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即在日本庞大的等级体系中，她的地位要低于与自己年龄、教养和阶层相同的男性。这也许是一种压迫（事实上，确实如此），但与西方女性相比，日本女性有一个优势，即她们永远不需要争辩女性是不是昂贵的花瓶这类问题。

日本夫妻

因为她们有自己的角色，而在这些角色中，她们拥有一定的权力。妇女负责管理家务。当然，她们要表现出对丈夫的尊重。日本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女人年轻时应该顺从父亲，成年后顺从丈夫，年老时顺从长子。但在许多家庭，实际是女性掌控一切，这一点一直被嘲笑。她们管理家庭财务，教育孩子，通常还负责照顾丈夫年迈的父母。

日本丈夫会把薪水交给妻子，而妻子会给丈夫零花钱，让他来支付午餐、服装以及晚上与同事外出应酬需要的费用。从江户时代到现在，日本小说中有一种常见的人物形象：为生活所迫的妻子要在经济拮据时维持体面，东挪西借，但因为处理得合宜，她丈夫几乎不知道情况有多糟。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视上无所事事的妻子们外出闲逛购物，而她们的丈夫则被困在家里的书桌前，面对一叠叠报税单和未付的账单。在日本，与美国妻子的状况最接近的不是妻子，而是丈夫，他对家庭财务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薪水和妻子发给他的零用钱。

工薪族

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传统上是由其广泛的亲属关系和其他女性的邻里关系网络定义的。但随着高速增长和工薪族文化的到来，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人们对女性的期望几乎没有改变。没有像贝蒂·弗里丹那样的人向日本女性阐明她们的全新处境，即她们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但在成长过程中她们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已婚女性仍然被安排管理家庭财务、教育小孩，在许多情况下，还要负责照顾丈夫的父母。但越来越少的女性生活在农村或昔日定居的城市街区。尤其是，如果她们的丈夫是工薪族，在婚姻的头些年他们会住在简陋狭小的公寓“团地”中。“团地”是战后建于各大城市外围的房屋聚落，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数以千计。大多数工薪族和他们妻子的梦想就是逃离“团地”，搬进自己的房子。

很多人可以存储足够的钱圆梦，尤其是在老牌的大型企业里工作的工薪族。这是家庭财务管理如此重要的关键原因之一：抵押贷款不足而且昂贵。日本女性在储蓄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储蓄又是经济奇迹的资金来源。如果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就别无选择。另一种选择就是求助于以受薪者为对象的高利贷（サラ金），放贷方会收取极高的利息，他们与集团犯罪有密切联系。很多耸人听闻的杂志没完没了地刊登漂亮的家庭主妇被迫卖淫以偿还贷款的故事。这些故事无疑有一些夸大和文学加工，但它们植根于现实的金融环境，读者会产生共鸣。就算工薪族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也会很小且用最便宜的材料建造，与周围的房子只有咫尺之隔。

日本房子

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

因此，永远没有真正的隐私。女性常常发觉她们处在世界最糟糕的环境里：困守在狭窄的住所，小孩需索无度，小孩的父亲或较年长的亲戚不会帮助养育，有时还需要照顾年长的婆婆。

因此，战后日本的普通年轻女性只有一个真正的支持，就是其他和她一样的女性。她丈夫回家只是睡觉，星期日偶尔休息，他不懂，也没有兴趣帮忙或给出建议。她的母亲和姑姨也许会表示同情，但通常住得很远，而且成长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她面临的难处很难有切身的体会。

虽然邻里女性之间会很自然地发展出友谊，而且也确实发展了，但媒体更倾向于强调背后的中伤、流言蜚语和争竞，哪怕只是为了显得更有新闻价值。争竞常常围绕两件事：一是丈夫的地位，包括他本人的职级和公司的地位；二是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特别是他们在入学考试中的。

邻里女性

有许多关于工薪族妻子入门仪式的传说，比如“公园首次亮相”，它指的是一位母亲第一次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去附近的公园。一般而言，每个公园都会有一群相熟的母亲，带着孩子出来玩。新来的母亲能够融入吗？她会被群体接受吗？是否因为对年长的女性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因为她的孩子穿着怪异（亦或对其他孩子行为不当）而遭排斥？

还有一件充满焦虑的事情就是准备盒饭。很多学校要求孩子自带午餐并在桌上食用。就算年纪最小的孩子也会在意盒饭的内容及包装。因此，随便一个盒饭，它的包装是否精美、味道如何、营养是否均衡，均会造成紧张的竞争关系。老师们也会参与对盒饭质量的评估。

盒饭

教师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张力。教师可能是一份收入和社会声望都相对较高的职业，但它的工作时间让人筋疲力尽，需求没完没了，因为教师的职责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负责训导和提供咨询，以及担任执行监护人。如果他们认为一位母亲无法充分履行其职责，便会毫不犹豫地介入，而母亲被评价的标准包括盒饭的质量、孩子的衣着，以及孩子在课堂内外的言语和行为等。

家长教师协会是联系父母和教师的体制工具。与棒球一样，它也是从美国引入的，但很快就被用于社会控制，而且样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太平洋彼岸都无法辨认。日本的家长教师协会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其会员并非自愿加入的，所有关心自己孩子的母亲都必须参与其中。它具有日本其他机构的所有特征——具有地方派系主义的特色，但表面上无休止地鼓吹和谐与合作，再加上其“消极反抗”（实际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的策略。

男性有时还能逃避职场遮天蔽日的强大压力，沉溺在廉价威士忌或女服务员充满同情的耳语中，但日本母亲则要每天生活在孩子、婆婆和家长教师协会的压力下。她们无法借酒解愁，至少社会不允许。她们与家长教师协会的其他妈妈住在同一社区，在同一家商店购物。无论她们怎么看待家长教师协会对自己在情感上和时间上的索取，她们都被对孩子的爱束缚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日本女性看到了自己母亲和姐姐的生活（以及媒体对她们生活的描述），她们选择了退出。高速增长体制的设计无意中将工薪族的妻子置于一个开始被数百万女性视为陷阱的境地。而正是这些体制的成功为她们提供了逃避陷阱的手段。其结果是日本的出生率大幅下降。

一个出身于培养未来工薪族家庭的日本女孩，她正常的人生历程是进入一所两年制的专科学校，在那里学习一些可以用于未来她想从事的粉领工作的基本技能。

毕业后，她应该继续与父母住在一起。有规模的组织不喜欢雇佣独自生活的女性。一旦进入公司工作，她就穿上制服，成为职场女性。她应该端茶，准备文件，做其他一些适合“办公室花瓶”的日常工作。与男性同事不同的是，到了正常下班的时间她就可以离开办公室。她可能会在晚上或周末报名参加一些被认为对家庭主妇很重要的课程：茶道、插花，或许还有穿着和服的艺术。

和服

这些年来贯穿所有变化的主题（或者至少是应该贯穿这些变化的主题），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理想的候选人是同一公司其他部门的年轻人。公司鼓励这样的婚姻，因为妻子们已经融入公司的文化，并且了解公司对她们丈夫在时间和精力上的要求，会更容易配合。但如果公司内找不到合适的伴侣，通过媒人联系的传统包办婚姻或者校友介绍的男性也完全可以接受。

不过，对象最好是大企业的正式雇员，或在官僚机构任职。在婚姻市场上，对男性的要求，经济保障压倒一切。对女性的要求则比较多，她们要有好的容貌和好的家庭背景（近亲中不能有丑闻），有好的举止和教养（毕业于好学校，接受“妻子应该有的”训练，如茶道），还要有好的名声。

茶道

适合结婚的时间大概有6年，从一个年轻女子19岁或20岁大专毕业时开始。高速增长时期有个流行说法，就是把年轻女性比作圣诞节的特制蛋糕。据说，“26”对年轻女性和圣诞蛋糕来说都不是个好数字。公司可能不会真的解雇找不到丈夫的女性，但这样的女性通常会被调到文书岗位，其实就是“老处女”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