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西夏经济，是畜牧业与农业交织发展模式

公元年北宋王朝建立。北宋厉行集权政策，特别致力于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北宋刚建之时党项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党项政权首领李彝兴有附宋的倾向，因此趁宋太祖赵匡撒登位之机派其族子去开封祝贺。十月，宋太祖授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仍然遵循其父的亲宋政策。宋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子李继药继任党项首领，助宋打击北汉。

后其弟李继捧亲宋比前代更甚，自愿献出银、夏、绥、有四州八县地方。但此举遭到其族弟李继迁的反对。亲宋的局面至此改变。其活动虽多次失败但李继迁反宋的思想依然强烈。此时正当宋朝和契丹战争激烈的阶段。李继迁利用这个矛盾，采取了联辽反宋的策略。公元年，宋真宗即位，李继迁遣使求和，宋朝廷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这使银、夏、绥、有等州领土复归于夏州李氏手中。

李继迁在与宋的辗转斗争中了解到宋的软弱，他己不满足于已得的领土开始向往更大范围的开拓疆土。辽对此行动大为鼓励，于天嘻五年授他为尚书令，并称其为大夏国王。此时党项社会己向封建制转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已成民心所望。自西夏立国，西夏经济在其统治集团筹划下，以及与邻边各国的融合交往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体可概括为游牧型经济转变为定居型经济。

具体而言则为畜牧业与农业交织发展形成西夏经济的基础部分，手工业为补充，各行业繁荣、互动。在此前提下，商业兴盛为各行业注入活力。此外在与辽、宋、金的关系中，西夏统治者注目的也不外乎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因此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自然会为经济发展开辟出一条道路，如岁赐、和市、榷场等皆有利于西夏经济的发展，成为西夏经济模式中独特的组成部分。

基础行业—畜牧业和农业畜牧业作为西夏的基础行业是由西夏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如此林区既利放牧又利狩猎。此外河西走廊的凉州，河西陇右地区，河套南部的银、夏、盐等州及河套北部的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草原等地自古就是水草丰美的地区。西夏畜牧业在此地理条件下蓬勃发展。农业在畜牧业发展的同时悄然兴起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从西夏的全境来看，农作物的耕种面积还不是很大。但农产品已成西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

若某地岁收不获则需统治者远粮贩济。而不是以它物代之，这说明粮食成为西夏人民的重要生存物质。在扩张中，与汉族人民相处，学习汉族人民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且西夏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农业对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西夏建立政权时，除有州农业发达外，其余地区皆不适于农业发展。在西夏占领灵州、兴州、河西走廊等地区后，西夏农业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加上此时中原地区的耕作技术已传到这里。

具体体现在耕作工具上如犁、烨、耙、镰等的使用。西夏统治者此时己认识到水利无论在牧区还是农区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注重兴修水利。畜牧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起了支援作用。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载了牛耕的使用。农业生产工具的扩大又使拓荒种地成为可能，扩大了西夏农业生产的面积。手工业的发展在畜牧业与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手工业随之发展，并成了西夏经济中对畜牧业与农业的有益补充。

西夏手工业已发展成为独立的部门。它对畜牧业与农业的补充作用主要体现在支撑西夏人民的军事和文化生活上。有的西夏学者认为西夏手工业主要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其实这并未真实的说明西夏手工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西夏手工业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西夏生产力的提高日益发展的。只有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意愿的生产才能得以持续，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西夏手工业就是在这种态势中得以发展。它的许多行业都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的智慧与努力交相培育中西夏手工业才呈现出较大的进步。比如冶炼业的发展，促进了铸钱业的发展。谅柞在位期间开始了铜钱的铸造。而铸钱的使用为商业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条件最终便利了西夏人民的生活。纺织业在西夏手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麻布以及用毛纺制的“褐”，大概是党项个体家庭中的与畜牧业或农业相结合的家体手工业”。由于畜牧业是西夏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因此皮毛在西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毛织业的兴盛提供了便利。所以出现了“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文海》和《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也列有大量的皮毛制品，可见皮毛制品是西夏人们喜爱的服饰。西夏印刷业也很兴盛。

而这些行业无一不是以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为依据的，当然并不否认手工业的兴盛满足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但究其本质无疑是手工业生产适合广大人民的生活需求。纵观西夏手工业它是在畜牧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的。西夏商业论及西夏商业大多数观点是“西夏的……商业占不了多大比重。”“由于西夏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限”，“西夏的商业表面上看来比较发达、繁荣，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但从根本上说，基础差，不扎实，因而是不稳定的，对社会的进步作用不可能有很大的推动力”。我认为西夏虽是一个畜牧业与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但商业在西夏的生存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与推动作用。西夏全国迫切需要商品交换。把商品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才出现了宋朝廷常用禁绝和市，关闭榷场来要挟西夏，最终使西夏罢战求和。《宋史·夏国传》载宋夏边界谈判时，夏人“鹜不听”，后来宋朝“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

同时西夏也想方设法创造机会维持和平。“元昊遣使，因缘边夷，卑辞纳款，顿颗称臣……原其私心亦未必不贪中国之财、思私当作和市之利也。”由此看来西夏统治阶级也深知商贸对本国的利害得失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它不像汉族王朝那样，采取抑商政策，比较倾向于大力支持商业的发展。加上人民生活所需故出现了两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的商业兴盛局面。

西夏与宋的贸易往来，在西夏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西夏对宋贸易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和市贸易，“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带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第二种是朝廷设定之外的私市，它是适应西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而生产的，早于榷场，和市。虽是私市但其交换的产品却种类繁多，囊括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求。且在宋夏关系紧张，榷场、和市关闭的情况下，弥补由此造成的不便与损失。此外司马光说“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她者。

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法”。可见，私市不仅是夏、宋贸易的途径，而且在岁赐停止的情况下起一个补充缓冲作用。第三种是贡使贸易。贡使贸易即西夏使节到宋，沿途进行大宗的贸易活动。“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资，贩易而归，获利无算”，就是在描述这种情形。夏对辽、金的商贸同宋相似。夏与辽、金同为游牧民族，夏辽之间贡使贸易为主。夏金之间市场贸易为主。

西夏商业为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注入活力。西夏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牲畜、皮毛等畜产加工品、盐、药材、土产、珠玉和良弓等。以榷场贸易为例，宋真宗景德四年，“赵德明请许蕃民赴保安军榷场贸易”当时官方的贸易是“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增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寮脐、毛褐、源羚角、石国砂、柴胡、从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

从夏宋贸易的史料记载中，可见，进入商贸的物品涉及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各个方面的产品。有的观点认为，“这样一来，也有不利于国内手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因素，形成根底薄，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繁荣。”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就输出而言，西夏想在市场上用自己占优势的商品换回缺少的商品，这必然会刺激国内这种受购买者喜爱的商品的生产，使之更精更好，在商品交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可波罗行记》提到夏都兴庆府，“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美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这表明贸易促使西夏毛织业兴旺发展，精益求精。西夏制盐业的发展也与商贸有关，由于西夏青盐比宋朝解盐价廉物美，深受宋朝人民欢迎。西夏制盐业发达，《元和郡县志中提到城西南有二盐池。除此，在灵州、会州等地也有盐池。

西夏产盐量大约在十万石以上，这些盐除供给党项诸族外，“先是，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会馈挽趋灵州，为继迁所钞。”的一项重要物品。西夏畜牧业占重要地位，在商贸往来中羊是大宗产品，这也更加刺激了养羊业的发展。羊的品种繁多。西夏农业虽为其重要基础，但发展程度还不如宋。因此，西夏通过商贸弥补其不足。大中祥符元年六月，西夏绥、银、夏三州干旱，灾情严重，需要从宋购买粮食以济饥荒。“边臣以闻，真宗诏榷场勿禁西人市粮，以贩其乏”。

如此说来，商贸虽不是西夏经济模式中的支柱部门，但它以其自身的特点深入其他各个行业部门，不论是对原有行业的刺激、推进还是对其的补充、支援都起到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西夏商业是西夏经济模式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夏稳定和人民生活起了调节、平衡的作用。二推动西夏经济发展的因素西夏经济得以发展，究其原因如下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西夏自立国起，在振兴国力，发展自身经济优势的同时，注重与周边王朝尤其是与宋朝的接触过程中，吸取先进文化、技术以提高自己。就畜牧业而言，西夏自始是游牧民族，擅长畜牧技术。西夏境内的凉州、河套地区的银、夏、盐等州、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额济纳旗一带自古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区。在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下西夏人民经营着自己的畜牧业并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经验。

比如对畜牧的细致分类，特别是在饲养管理方面，在西夏文献中载有对畜牧如何供水，如何供料，如何培养优良品种的技术以及对畜牧疾病的防治等。这明显地体现了西夏畜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就农业而言，兴、灵是西夏的中心地带，汉族的先进农业耕作技术早在西汉时期就传到那里。西夏立国后那里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夏贞观十年秋，瓜、沙、肃三州大饥，“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贩之。”

西夏农业发展与统治者重视水利疏浚、修复、建设也不无关系。“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记田九万余顷”，在兴、灵二州还形成了水利灌溉网。再看西夏生产工具，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同宋相似。正如《长编》所载“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耕作技术也开始使用牛耕。就手工业而言，以矿冶业为例，党项人在冶矿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开始分清了不同矿产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金，黄金也，石中出，与铁同类。”还懂得利用石炭进行冶炼，知道某些矿产品在冶炼时还需要另一种矿石作媒介。

冶铁业开始使用竖式风箱和冷锻法。西夏酿酒技术也有了提高，已经掌握了“蒸馏酿酒法”西夏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牧民与农民，靠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家的生活，消费所剩即成社会积累。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西夏社会的手工业产品主要由工匠来制作。工匠主要来源于宋朝战俘以及宋朝自愿投奔西夏的匠人。西夏拥有众多的能工巧匠从事手工制造。

因此西夏出现了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等手工业制作坊。除此之外西夏社会的奴隶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奴隶们除承担家务杂活外，还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此外商人的互通有无，买卖活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统治者注重经济的发展。在政策上予以支持西夏畜牧业得到朝廷的支持，中央朝廷专门设有群牧司、马院、马院司等畜牧管理机构。

元昊时的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西夏曾在山丹的马营滩设皇家马营，专门培养名马。谈及农业，西夏朝廷专门设立“农田司”管理农业，并鼓励人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西夏朝廷注重水利灌溉，兴修水利因此出现了具有专门修渠筑坝的工人即“水工”还专门制定了有关水利灌溉的规章制度。如“诸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伏事小监等……”此外还屯田，护耕，建立堡寨。西夏农业在朝廷的重视下发展。

从而成为其经济的基础部分。西夏手工业本来就分官府经营与私人经营两种。且主要是前者，足见西夏统治者对手工业的重视。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统治者实行重商政策。这表现为西夏最惧关闭公私市场，甚至以政治和军事上的让步来换的商贸的正常进行。西夏派往各国的使节其使命之一是要沿途贸易，最大可能地赚钱。并且欢迎西域的贡使途经西夏，从而获得贸易机会。

社会生产趋向专一化西夏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已形成独立部门。这种行业分工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分配。特别是手工业部门分类更是细密，众“匠”纷呈，有银匠、铁匠、花匠、鞍匠、油匠、弓箭匠、雕刻匠等。这种生产的专业化势必为生产者提供提高技术的条件和机会。生产效率也将随之提高。社会分工的专一化又客观上促进商业的发展。人们专于某一行业的生产，而生活需求是多方面的，为了弥补这种缺乏必然要进行交换。

从小的方面看是西夏人民内部的交换，从大的方面讲则为与宋、辽、金的商易、贡使、岁赐往来。这种突破自给自足的局限，开始注目与外接触、互通有无，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思想难得而有实效，无疑对西夏经济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西夏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拓跋部早年的内迁，主动寻找利于发展的地区，为西夏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前提环境。拓跋部内迁是在唐朝的支持下进行的，几乎是毫无损失地从战乱地迁入利于生活的黄土高原，且其周围是汉族人民居住之地，利于吸收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封建农业文明成果。

在此过程中拓跋部统一各部。西夏立国后国内环境稳定。在对外关系上西夏统治者也有其独到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对辽、宋、金的关系中，西夏灵活周旋，对宋、辽采取归附、顺从态度，从而赢得岁赐与和市。虽然也曾主动发动战争但总体趋于寻求和平。这样相对稳定的环境必然有利于经济的生存。统治集团封建化水平的提高封建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西夏各朝统治者不同程度地效仿宋制，使之封建化程度得以提高。

元昊在位期间，调整中央官制，在借鉴宋朝官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实行“蕃汉合治”的统治方式，他还培养和重用人才，主持整理、推广西夏文字，组织人翻译佛经、儒家经典。毅宗谅柞曾改蕃礼为汉礼，提倡汉文化，增官职，用汉人，调整监军司，划地界，复榷场。仁孝时期处于西夏王朝的繁荣阶段。仁孝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完善中央和地方机构，厘定法律，改革礼乐，提倡直言纳谏，崇尚节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是不容置疑。西夏统治者适当调整上层建筑，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儒学与佛学的提倡，在思想上加强控制，让人们接受顺从、忠诚观念，利于安定社会。在意识上安抚劳动人民，使之接受被压迫被统治的命运，安于耕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当时的封建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统治集团封建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整个西夏社会封建化水平的提高。上层建筑的改良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