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在战后的重新崛起之所以被称为“奇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奇迹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增长率本身。1955-1971年，日本实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那是当时的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比拟的。其次，是其整体变化，在短短二十几年内，日本从一个被轰炸后的废墟变成世界第二号的工业经济体。这种转变在当时被视为奇迹，因为它不是通过没收私人财产、饥荒和杀戮实现的，而是通过民主的非强迫的方式。日本的转变消除了国内的贫穷，也为大多数日本人带来了经济保障以及全民医疗保险和教育，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有着自由选举权与言论自由的和平社会中实现的。

日本

第三，当时在日本国内外没有人能从理论上充分解释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日本的经验不符合那个时代的任何一种主流发展范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由后来在第三世界精英中流行的所谓“依附理论”催生的各种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号召革命性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夺取经济制高点，以加快资本积累。但日本并没有出现革命，政府使经济大部分掌握在名义上的私有企业手中。鼓励政府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例如赤字开支，通过刺激需求以带动成长。

凯恩斯主义

但在“奇迹”年代里，日本通常推行平衡预算，其国内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要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印度的尼赫鲁、阿根廷的庇隆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都曾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工业供应本国市场以刺激经济腾飞，同时希望能借此减少对工业化国家的“依附”，但日本没有选择效仿这些榜样。1952年，美国正式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但它与日本订立的条款仍牢牢束缚后者，彼此的关系千丝万缕。在资本货物、市场以及国际认可的货币方面，日本仍完全“依附于”美国。

日本没有遵循当时已有的各种发展方法，也没有回到维多利亚式的经济，即所谓的自由放任型经济。事实上，大萧条已经使自由放任型经济的信用暂时破产。它的健全货币、平衡预算、由市场而非官僚决定价格，以及商品和货币自由越界流动等发展理论，一直到1989年“华盛顿共识”出现时才得以复活。

大萧条

若在19世纪末自由放任经济最高潮的时期，日本都拒绝接受这种方法，那么战后已经失去正面形象的它就更不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了。在战后日本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劳动力、外汇、技术转让、资本设备等主要项目的价格，基本上（如果不是绝对的话）由官僚指导，而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只有在非关键领域，市场力量才能自由运作。企业管理、劳动力和金融等市场受到严密监管，甚至被完全取缔。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准许外国人直接投资（收购日本公司或在日本设立子公司）。跨界投资组合（外国人购买日本的有价证券或日本人购买外国的有价证券），以及商品与服务贸易也受到严密管控。大部分企业卡特尔化，而这些卡特尔同时受到其成员和官僚机构的监督。

跨界投资

正是由于日本决策者与商界领袖所做的一切缺乏理论解释，产生的效果又如此引人瞩目，才使得这一切带上了奇迹色彩。日本人自己也觉得很惊奇。没错，1960-1964年担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曾提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至少在开始时，它被认为只是一个口号（事实上，日本比池田的目标提前了两年实现收入倍增）。

查尔莫斯·约翰逊写道[插图]，日本人首次知道自己成就了“奇迹”，是因为读到了以《令人惊奇的日本》（Amazing Japan）之名独立出版的畅销书，而这本书是从英国杂志《经济学人》（1962）的一篇长文翻译来的。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一书中，开篇便谈及他对《经济学人》那篇文章的反应。西方学者系统地尝试解释日本所发生的一切，约翰逊的书可算是最早的。约翰逊认为，“奇迹”源于他所谓的“高速增长体制”，该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平台。

《经济学人》

东亚增长模式

约翰逊坚持认为，必须以体制为基础解释“日本奇迹”，这与当时的思想潮流有异，使他看起来像个局外人。20世纪80年代初，理性选择、完美信息和有效市场假说等观念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有效市场假说不仅以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为前提，认为自由市场是通向经济繁荣的捷径，而且认为处理所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最好的假设是，人类是理性的决策者，试图将自己的“功利”（utility）最大化以应对价格，因为价格在本质上包含了所有可能的信息。

不用说，日本的经验代表了这种探究模式的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常现象，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人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来贬低约翰逊所提倡的体制的重要性。约翰逊的著作出版10年后，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困境，曾经轻视高速增长体制的阵营马上高调发声“我早就告诉过你”，并迅速宣称这些体制正在妨碍日本的“复苏”

日本的“复苏”

但要直接为“日本奇迹”体制论辩护并不容易，因为受各种意识形态驱使的日本人使事情变得复杂，他们试图将部分体制置于调查之外，宣称它们并非出于有意的政治设计，而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产物。涉及经济权力问题时尤其是这样，比如终身雇用制、企业工会以及“合意管理”，它们都被解释为抽象日本性的有机结果。再加上美国学术界体制方法论日渐式微，其影响是使有关日本经济表现起因的学术研究充满意识形态争议。因此，日本的骄人纪录一度笼罩着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光环，“奇迹”一词就是例证。

然而，当日本开始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也是它的邻国——先是韩国和马来西亚，然后是中国——开始采用这种高速增长体制时，神秘的光环开始消退。西方人想象中的“日本经济奇迹”被“东亚增长模式”取代，后者包括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和巨额美元盈余的积累，以及一个模糊的暗示（就像日本经历的那样），即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矛盾很快会随之而来。

1955-1971年，日本的确完成了一些史无前例的事情。日本榜样的力量也的确超越了大约两代人之前左翼和右翼提出的发展理论。其他国家在目睹了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也想理解并效仿。然而，并没有秘籍或诀窍之类的东西。

约翰逊曾强调，日本之所以能成功构建高速增长体制，是因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试错过程。“日本奇迹”的诞生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后日本所处的特殊（甚至独一无二）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看起来是偶然汇聚在一起的，不会有第二次。

然而，日本对它们的回应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决定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巩固和延续了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全球政治和金融秩序。因此，日本在战后年代的经验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摸索自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目前，我们先集中在战后十年发生的事情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