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陈颖舸

黄汝良，字明起，号毅庵、易庵，生卒年待考（见附文），明晋江安平（今安海)人。其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黄伯善，嘉靖十九年(1540年)举人，浙江衢州同知，有政声。父黄宪清，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举人，广东廉州同知，以清节爱民见称。黄汝良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第二名、廷试二甲第十六名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于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汝良迁为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他目睹朝政日非，即以母年垂暮为由，乞假侍养，但未能获批。后又连续9次上疏乞归，均不批复，直至万历丁未年(1607年)母亲去世，才获准回乡治丧守制。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四十四《明·列传》载其“襄事后杜门十七年无意复出。”直至天启元年(1621年)“大臣科道荐礼部侍郎转北吏部（侍郎)。”关于其生平《府志》《县志》具详，此不赘。

此外在其结集《河干集》之序言中，同邑梅林人、时任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称“明起之学渊源父祖，胸富万卷，志在千里。异时词林诸臣有相倾相挤以求柄用者，明起处之恬如也。”而郡城人、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史继偕则云：“先生之文如其人，如其官。盖清庙明堂冠冕珮玉之体，而沃宸听章国猷之用也。”均可以视为对他的评价。

一

黄汝良一向关切乡情民情，在安海建县方面花费了很多心思和精力，而关于这段历史地方史志记载不多，大多以黄汝良的《安海新设驻镇馆记》所叙为主。1其实在京城任职时，黄汝良已屡屡上书地方有司，陈言安海无官镇守之弊，并提出若干方案，极力主张建县。如在给福建巡抚都御史朱运昌的信中提到：“安海堡距府城可六十里，中聚万家，外滨大海，其民往往商贩外夷，糊口于惊风骇浪间，有殷盛辏集之名，亦有奸宄攒丛之实。无官弹压，人各有心，海中无事则已，有事则安海必先中寇，中寇必不支。万一此堡有他虞，无论数万生灵，必且为漳泉腹心大梗，即往时倭订闽中，几危者屡矣。承平既久，玩而弗图，迩者数传海儆，实切杞忧。惟是安海城虽脆薄，犹足凭人，虽怯弱犹足守责，资虽匮乏犹足饷，独患无官耳。无官则良民之御寇者无所统，奸民之市寇者无所慑，此危道也。顷有议建邑者，有议移海防厅驻扎者，有议割泉中五所之一以隶者，要如百世之利无如建邑，海防驻扎次之，分府又次之。”2

后来关于安海建县的建议一直未能被上司所采纳，有司和地方士绅在不断权衡利弊和争辩中也拖延安海设官镇守的进程。

在黄汝良心目中退而求其次之策莫如“以海防同知长驻安海”，他在给福建巡按监察御史方元彦(1545—1606年)的信中曾提及，曰：“本图建邑虑始为难，今但添设以海防同知长驻之。无事可以坐镇，有事可以调度，既无更张建置之扰，而有绸缪桑土之功。”3此外，针对安海地方防卫、治安问题，黄汝良亦从无官之弊切入，向方元彦反映营兵驻扎城中的种种弊端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提请与设官驻镇一并研究。曰：“原议每年拨兵二哨，更番汛守……近年已拨营兵一哨为守。缘无官弹压，又不别建兵营，与城中居民杂处，小民往往受其鱼肉。或綑良民为贼盗，或掘城濠为蔬圃，或强御人货物，或逼掳人子女，稍不如意即露刃相向，未能弭盗先自为盗，安海人视之如毒药、猛兽非一日矣。今即谓汛守不可无兵，亦须择离城闲旷去处，起盖兵营，令主者严加约束，毋得与居民错杂。则无事既获安静之便，一旦有事，居民授兵登陴于内，营兵犄角邀击于外，贼腹背受敌，安海有绸缪之固矣。似尤不可不并议者也。”4

由于设官镇守之举攸关地方安宁，在巡按方元彦的极力争取、知县顾士琦的调停之下得以泉州府通判驻镇，迈开了安海官治的第一步。“丙午之岁两台题请以郡别驾镇焉，始建馆给印，文曰：‘驻镇安海堡，关防为地方。’"5“钦降关防，许其四十里内晋、南、同三邑民词得受理之益，为弹压保障计耳。”6另《安平志（校注本）》卷之五《公署志》引文载：“万历三十五年，有请割晋、南、同三邑置安平县事，下有司议竟阻，乃徙本府督粮馆分镇安海，曰驻镇馆，设正堂、后廨、仪门、吏房如例。”按《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城之西北而建署焉……起丙午四年四月，越戊申四月落成。”丙午年即万历三十四年，戊申年即三十六年，可见泉州府通判驻镇始置于万历三十四年初，《安平志（校注本）》引文或误。

二

黄汝良闲居安海家中，关注民生民瘼，参与公益事业建设，尤重地方防卫问题，也曾身体力行带头守护家园，如“琉球船到安平，欲登岸赴省”，黄汝良 “惧其不测，率乡民闭城登陴却之。”7由于居家故里，更能时刻了解、反映地方的政事民情，又如在回复福建按察司副使李思诚的信中曰：“敝乡自六月亢旱，至今不惟秋禾槁尽，来年亦无望矣。此地瘠薄，人不耐灾，重以海外，时有匪茹之报，桑土可虞。”“殷、徐二别驾，一驻镇一驻郡，而二君俱以不得意去继之者，遂视安海为畏途而裹足不来矣。夫官评自有本末，岂系驻镇与否？"8而别驾驻镇之弊自开始已见端倪，历久而愈见明显。后来黄汝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既非专官，督粮自有本职，一年之间十九在郡，殆有官与无官同。一旦仓卒何所恃命？”9可见泉州府通判驻镇虽体统稍重，仍无法根本消弭安海的防卫问题。

在黄汝良的结集《河干集》卷六有《安海请建邑公呈》，可见其是斯呈的撰写者或定稿者。此文显然撰于泉州府通判驻镇安海后的一段时间，或是万历四十一年之后，这从他与同乡、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行人司行人苏琰的书信中可以证实。云：“去秋承兄省城寄书，道开府公建邑雅意，不揣为安平士民举呈，事竟庋阁，总由山林言轻事难。”但无论撰于何时，都可以见证黄汝良作为安海的头面人物在安海建县的过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呈从安海所处的区域位置之重要、屡遭外夷海盗侵扰之深患入手，进一步阐明该地人烟之集聚、经济之繁荣、人文之兴盛等初具建县的条件，而以府通判驻镇只能兼顾而无法久安之弊恳陈建邑之切。由于此文，方志缺载，故抄录全文，以补遗缺并飨同好。文曰：

“泉州府晋江县安海堡乡官、举监生员等呈：为乞念滨海要区，改镇置县，以保生灵，以固疆圉事。伏以彻桑绸牖，拮据以靖下民，建侯树屏， 经纶必需君子。时至事起，患思预防。 窃见晋江县八都之安海堡，百雉之城， 万家之聚。依冈阻海，原是漳粤去来之夷庚， 天宝地灵，颇称东南宏丽之钜胜， 俗比邹鲁，故多济济髦士， 陶成乎家弦户诵之风。道通羯夷， 不少蚩蚩奇民出没乎鲛室蜃楼之窟，兼以郡邑再舍，官远则民易嚣。况乃走集四方，物丰而争必大。 风帆迅驶，岛夷之虎视眈眈，海市之孤悬， 奸宄之狐伏蠢蠢。追惟嘉靖之季， 荐罹焚掠之殃，盖缘拊循调度之无人， 以致勾通突发之有衅。居恒畴为弹压， 戎已生心，事急孰听指麾？人思掉臂， 岂惟此方有厝火积薪之虑？ 抑且阖郡有舐糠及米之忧。异时董以武弁、幕僚，同归玩惕，近日驻以分府别乘， 似觉崇严，然剖竹原非专官，能无拔来而报往？ 且督粮自有本职，难望画圆而顾方。虽瓶罄有垒耻之思，而长鞭无及腹之势。 当兹震邻时警，恂是剥肤可虞，谈虎惊魂，亟应聿求长策， 亡羊晚计岂可更缓令图？欲计久安，终须建邑。倘依海澄、 平和、宁洋之例，添设名封，稍裒温陵、武荣、银同之疆，爰增式廓，仓廪、府库并属仔肩，社稷、人民莫辞典守。 平居则父母子弟联为一家， 而生聚教训之必周，有事则疴痒痈瘰视若一体， 而有勇知方之足赖。若以更张为扰或疑虑， 始实难则移旧治于南安，即新疆于安海。 昔有成议，今可举行，急病让夷， 既可均程而扼要，事省功倍， 无劳益赋而增官。统在台裁，亟为上请。 庶海国有金汤之固，而泉城获屏翰之安，为此激切合词具呈。”

此外，万历末期黄汝良在给福建按察司副使詹士龙和泉州知府蔡善继的书信亦全面敷陈安海建县事宜，或是递送公呈之前的沟通，抑或之后的推动。曰：“盖建县则有专官，官有专职，库狱典守攸属，城池休戚与同。平时而绸缪必周，有急而捍御必力，此地方万世计也。它勿论，即如漳州原设七县，后增置海澄、漳平、宁洋而十。今泉以七县而增八，奚不可者？或谓册籍难割据、经费无从，则前此有移南安以治安海之议，尤为事半功倍，盖有三便焉。南安距晋江仅七里，而距同安一百三十里；安海北距晋江六十里，南距同安七十里；而康店驿属南安，去县六十里，而去安海仅八里，碁置星错，供亿为均，则道里便也。南安地形衍缓，无巨川大陵之险；安海则渤澥为池，控引漳粤，环带海上诸岛，居中扼要则形势便也。南安之豪宗宦族，皆已移居府城，可从宇下弹治；其在南安城中，不过幺髍贫户，不成县治；至南安之三、四十都，晋江之东石、白沙、深沪，同安之浯州等处，依山阻海，犷捍难驯，征输不时，勾摄不到，令作邑安海，指臂运掉自易，则统理便也。而又官吏不必更设，廪饩无事加增，惟是一二衙宇，则安海编户力自能办，情自乐输，有三便而无烦费，而可为地方建万世之安。盖前此缙绅宿老具有成议，惟在断而行之耳。若沮于旁挠舍此不图而暂为添设海防之策，虽日所防在海，驻札可常，然不无署府署县之别，借陞转去来之不时，有官无官在否当各半耳，是亦聊且之暂计，未为经久之永图矣。”11其建议不仅论及建县、设官的好处，且旁征博引陈述“移南安以治安海”之策以及此举带来的“三便”，相比之于公呈更具说服力。然而安海建县之事似乎没有结果，12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三

安海地处晋江西南的围头澳之内，港内海面开阔，是天然的避风良港，闽南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宋元时期安海港作为泉州港的重要辅助港口而闻名，有刺桐南港之称，并以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而闻名遐迩。明初朝廷严格的海禁政策，使安海一度成为民间商人“非法”的贸易港，但一直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三大外贸港之一，保持着重商重儒的传统。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于漳州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洋，安海更是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多种因素的叠加下，安海建县有着合理和急切的民间诉求。黄汝良作为当时安海的杰出乡贤在建县大业中不仅被寄于厚望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居家17年，更能认识到建县能给安海带来种种益处，从而更加坚定他的信念和信心。然而，从其结集《河干集》的交游看，其重于上级官府而轻于底层官员，即便是晋、南、同三县知县，也鲜提及建县之事，亦不知三地主官的态度如何？

此外，其建县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立足于安海本镇，较少顾及拟组成新县的邻县其他部分的感受以及因此产生的影响。有司给予安海受理四十里内晋、南、同三邑之民间诉讼的权力，诚然是朝廷看中安海及周边区域的特殊性，势必可以形成新的区域格局，融合风俗文化，而此新局是否能得到邻县民众的认同，也只能留待时间来考验。当然有司可能也会有所顾虑，毕竟安海城濒临大海，缺乏足够的缓冲地带，即便远有围头、金门，近有东石、石井可以扼其门户，但在以禁海为主要外贸和海防政策的明朝，濒海之利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意味着徒增下海之便和防御之难，这还可从沿海各府城、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中窥其一斑。

此外安海城的背部又无险要的地势可以依恃，缺乏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因此将安海作为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来看待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远远大于僻远于府城、县城一隅的镇，有司难免会不断地权衡得失利弊，从中寻找能够兼顾多方、稳妥有效的方案，这同样需要时间来验证。而黄汝良之匆忙议设新县，在天时、地利、人和不完全具备的情形下颇有操之过急之嫌。

(作者系建设银行晋江分行职员)

注释

【1】《安海志》(《安海志》修编小组编，1983年9月初版)卷5《公署》附文引乾隆《泉州府志》作《安海建署记》，作者为苏琰，后清道光《晋江县志》、《安平志(校注本)》(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序2000年3月，后记4月)均给予纠正。

【2】黄汝良《河干集》（明刊本）卷六《答朱近华开府》，朱近华即朱运昌，南直隶镇江府丹徒人。

【3】黄汝良《河干集》卷六《与方岱阳侍御》，方岱阳即方元彦，安徽歙县人，汝良为之撰《墓表》。

【4】黄汝良《河干集》卷六《报方岱阳侍御》

【5】【8】黄汝良《河干集》卷六《复李碧海观察》，李碧海即李思诚，南直隶扬州府兴化人。文中：殷别驾即殷光彦，安徽歙县人，万历三十五年任，《晋江县志》有传；徐别驾即徐敏学，浙江兰溪人，万历三十八年任。

【6】黄汝良《河干集》卷六《与邹匪石抚台》，第十册P113。邹匪石即邹维琏，江西新昌人。

【7】黄汝良《河干集》卷六《复张程川观察》，张程川即张廷相，江西金溪人。

【9【11】黄汝良《河干集》卷六《与詹见五观察、蔡五岳郡守》，第九册P159。詹见五即詹士龙，江西永丰人；蔡五岳即蔡善继，浙江乌程人，万历四十三年任泉州知府，《晋江县志》有传。

【10】黄汝良《河干集》卷六《与苏虹如大行》

【12】黄汝良《河干集》卷六《与詹见五观察、蔡五岳郡守（二），第九册P166,“今建邑既未成议，新驻镇又未可即来，虞在燃眉，难以遥待……”

【13】沈玉水《安海港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1月第一版，第25页。

附文：

黄汝良生卒年考略

《金墩安平黄氏大宗谱》(2007年5月)第五章《先贤科第事迹传略》“黄汝良”条载其生卒年为“1554—1646年”，尾注《泉州府志·明列传》，然笔者查乾隆《泉州府志》并无此记载，亦不知其依据。再查《晋江市人物志》《晋江历史人物传》关于其生年均无记载。《万历丙戌科（十四年）进士同年总录》（明阙名撰，明刊本)载其生于“壬戌年十二月初五日”，即万历四十一年(1562年)，考虑到科举“官年”少报年龄的现象之普遍，又是孤证，仅可作为参考。另据黄汝良为胞兄汝封夫妇所撰的《故文学我藩黄公暨配孺人蔡氏合葬圹志》载其母“陈封太淑人以嘉靖乙卯年六月初十日生公，兄弟四人，公居长。”依此，则汝封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显然黄汝良生于1554年是不成立的。按黄汝良所撰的《诰封太淑人先母陈氏行状》载，母陈氏“生嘉靖丁酉年七月初三日，卒万历丁未年七月十九日辰时，享年七十有一。”嘉靖丁酉年即十六年(1537年)。再按黄汝所撰《明太学生迩江黄君暨配慈肃留氏合葬墓志铭》，其三弟汝惠“生嘉靖甲子闰四月十九年午时……”嘉靖甲子年即四十三年(1564年)。

关于黄汝良卒年，《晋江市人物志》载：“隆武二年(1646年)，郑成功在安平举义抗清，得到汝良的大力支持，‘自倾仓廪以助军需’。是年无疾而终。”这“自倾仓廪以助军需”出处未标注出处尚待考证。而《泉州府志·卷之四十四·明列传》则载其：“归家不问时事，所居离郡六十里，足迹未尝至城，惟日课子姪读书。”可见，黄汝良作为前朝大臣，其传记难免有所隐晦。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6《杂志下》引《桐城四征》云：“自九十而上者，宫傅黄公汝良……凡十八人。”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晋江县志》皆称其“年九十三卒”。依此推算，黄汝良则生于1554年。另黄景昉有诗《黄毅翁宫傅寿九十加三赋贺(三首)》之三云：“南北相望文靖勋，平原大陆老知闻。如公何啻朋三寿，有子未甘示二君。”按语云：“先朝刘、魏二文靖暨陆文定，寿皆望百。”刘即刘健，河南洛阳人，明朝中期内阁首辅；魏即魏骥，浙江萧山人，明初名臣、南京礼部尚书；陆文定即陆树声，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明万历初任礼部尚书。可见黄汝良九十大寿时已是改朝换代。而这“九十加三”并非“九十又三”，该不会是认定其“年九十三卒”的依据吧？

综上，关于黄汝良的生卒年尚无法定论，但其生年于当在1556-1562年之间，而其卒于清代以及享寿九十以上是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