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房山—燕房线”是贯通大都市核心区和郊区卫星城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无数北京人的生计、梦想和悲欢。地铁线上有两座保留古称的地铁站：广阳城、饶乐府。两处都是封存唐代重要历史信息的古地名。本文通过对两处地名的考据，窥探河朔藩镇形成问题。

唐代藩镇研究是史学界常议常新的问题之一，成果丰硕。河朔藩镇形成问题是其中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个支流，且附着于其他研究之中。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冯金忠的《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等作为综合性研究，都涉及藩镇形成问题，可惜叙述简略；近年来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仇鹿鸣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文化》等著作从斗争、权力结构等传统史角度研究河朔藩镇的形成，较少民族史、社会学领域的关照。

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族群问题在河朔藩镇形成上的分量，更多地还是将之放在“河朔故事”的框架中探讨。随着墓志资料整理研究的持续推进、个案研究的积累以及社会学范式的引入，对河朔藩镇形成的专题探讨已经初具条件。

广阳城及其居民

广阳城是唐代羁縻州———归义州的治所，管辖包括饶乐府在内的北京西部部分地区。北京所在的唐代幽州是中原王朝应对东北少数民族，尤其是两蕃（契丹、奚）威胁的边陲重镇。在战和之间，唐朝设立羁縻州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及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少数民族内附最重要的形式是以部落的形式归附唐朝，而羁縻州则成为接纳这些部落最重要的组织。这些羁縻州不同于中原郡县，内附归降的少数民族百姓也不同于编户齐民，贡赋版籍不上户部。少数民族保留着原本的组织和生活，而且叛服、迁徙不定。羁縻州也随立随撤，不似正常的地方行政区域。

开元年间，幽州地区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降附。“（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祎奉诏讨叛奚。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按照每1帐6人计算，这批降附的奚族约3万人众，唐朝复设归义州安置他们。“归义州归德郡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归义。后废。

开元中，信安王祎降契丹（奚）李诗部落五千帐，以其众复置。”唐代的“良乡之广阳城”一般认为就是坐落在今天房山区广阳城村的古城，位于唐代良乡县治（今房山区窦店古城）东北37里，与房山线地铁广阳城站区域大体重合。

将近1400年前，在广阳城、饶乐府这块东临永定河、西枕燕山的平原上，奚族、契丹等数以万计的内附少数民族落脚于此，开始从塞外游牧生活向中原农耕生活的转变。经过一二十年的繁衍生息，内附蕃族的第二代已然崭露头角，其中包括归义王的嗣子李献诚、乙失活部的张孝忠、怒皆部的王武俊等。

稳定的聚居还吸引了散居附近的其他内附两蕃民众前来投奔。幽州东北的营州（治所柳城，今辽宁朝阳）是唐王朝处置两蕃的另一重镇。内附奚人出身的李宝臣，祖上世居柳城，至他这一代辗转生长于幽州城旁。“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

李宝臣家族很可能出自鲜州或崇州，而非归义都督府。但李宝臣自少年时代就成为张锁高的假子，与归义都督府的两蕃民众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被李献诚、张孝忠等接纳为了自己人。一个建立在相近民族成分和部落组织基础之上，伴随着共同迁徙、生活经历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幽州城旁的广阳城一带逐步壮大了起来。

安史之乱与藩镇的创建

安史之乱是中古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广阳城两蕃民众借助这一席卷神州的大事件，跳出幽州一隅，在中晚唐历史上挥洒出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安禄山叛军以幽、营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为核心、以边州军镇兵力为主力，辅以河北中部州县团结兵。叛乱裹挟的少数民族众多。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靺鞨、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

奚族、契丹两蕃民众在其中占据多数，“安史之乱爆发时，处于河北北部幽、营地区的内蕃中，契丹与奚占有很大的比例”，奚、契丹被安禄山扫地为兵。“安史叛军的强大却与奚、契丹有着很大的关系。”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8 000人为假子。黄永年认为所谓曳落河应为奚、契丹族精兵。

广阳城一带的两蕃便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叛乱之前，双方联系比较亲密，安禄山收李献诚为养子、提拔张孝忠为偏将等。安禄山的胡族背景，也容易获得广阳城的天然好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李诗、张锁高所部内附入唐是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内迁。其部落组织自然破坏得较少，战斗力甚强，自然成为安禄山依借的重要对象。李献诚、张孝忠、王武俊等人的部落极可能成建制地参加了南下叛乱，主力离开了广阳城。

少数民族的勇武和骑兵提升了安史叛军的战斗力，根深蒂固的部落组织却使得安史集团的统一成为一句空谈。以部落为核心的叛军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天然具有分裂倾向。此点是安史集团的内在矛盾。

安史之乱持续8年，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父子4人各领风骚两年左右，而且4人都不得善终，直接或者实质上死于内部强力人物之手。这在权威巩固、内部扁平的实体中是不可想象的。内讧频发，恰恰是安史集团内部松散、强权林立的例证。

在安史之乱后初设的河朔诸镇中，成德镇拥有最多安史旧将与蕃族将领，自然也继承了以蕃族酋豪为核心的军政格局，复制了安史集团不稳定的结构性矛盾。成德镇成为“最像”安史集团的藩镇。“节帅—军将”模式是成德镇权力构造的主体，军政主导权掌握在大将手中，比如李献诚、张孝忠、王武俊以及杨政义等人。他们是决定成德镇走向的关键力量。

成德分裂与两蕃结局

成德镇的分裂从张孝忠开始。张孝忠家族是广阳城部落酋豪，归入成德后又长期镇守易州，军力雄厚，“有精兵八千在易州”。八千精兵中有规模不小的精锐骑兵，李宝臣曾为他“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扞幽州”。晚年李宝臣试图调离张孝忠到恒州，雄厚的军力给了张孝忠拒绝的底气。

李宝臣临终前，即意识到张孝忠将会是儿子李惟岳的头号威胁，是成德镇变局的源头，“及病不能语，以手指北而死”。幽州节度使朱滔显然也意识到了成德镇的结构性矛盾，派判官蔡雄游说张孝忠归降。张孝忠随即派遣衙官回报朱滔结好，又派遣易州录事参军董稹入朝归降。成德镇正式分裂。

成德镇通过两次分裂，才最终奠定“一分为三”的格局。最初的权力结构通过两场战争达成新的内部平衡。战后，各方力量形成了新的均势。第一次分裂形成了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朝廷讨伐李惟岳的战争中，定州刺史杨政义投降张孝忠，张孝忠遂有易、定之地；赵州刺史康日知随之背弃李惟岳，归降中央；王武俊随后生缚并缢杀李惟岳投降。建中三年，唐朝罢成德节度使，“以张孝忠检校兵部尚书、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以检校太子宾客王武俊检校秘书监、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赵州刺史、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在成德镇废墟中新设的三个藩镇并立局面并不稳定，主要原因是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康日知的实力较弱，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新的藩镇。

范阳被视为张孝忠家族的“本宗”，表明他们不忘广阳城的原居之地；攀附“清河张氏”，则抹去了张孝忠家族的族源，混入了汉族谱系。与李诗同为奚族的杨氏家族成员杨万乐墓志自称家族源自弘农杨氏，“自高祖、祖、考，漂流朔裔，转徙范阳……今为范阳人也”。

另一位成员杨膽的墓志同样攀附弘农杨氏，但“曾祖及祖”出于“史籍已载”的“幽冀盛族”。攀附郡望可视为少数民族汉化的表现。最终，在民众汉化、社会流动、战争损耗、将帅归朝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广阳城归义州迁徙而来的两蕃民众和其他少数民族一道，与汉族逐渐融合成新的河北居民。

余论

成德镇是以幽、营内附蕃族为核心创建并运转的晚唐藩镇。梳理两蕃人群的命运，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河朔藩镇的一个新视角。

在河朔藩镇形成史的研究中，李碧妍已经从组成人群的角度切入观察藩镇的性格特征，“河朔藩镇在本质上其实也仍是安史集团的后身。换言之，虽然他们是安史叛乱真正的受益者，但也同样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手者。

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他们奠定了未来河朔藩镇性格的基调”。一个实体的性格是由创立群体所决定的，之后少有根本变动。李宝臣、张孝忠、王武俊等人创建了成德镇，也塑造了成德镇的性格，决定了10余年后的分裂和几百年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