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凡纯洁的共产党人

——回忆我的伯父

走四方

右起，我的伯父、父亲、堂兄，照片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拍摄于德州。

我的伯父出生于1917年，属蛇，长我父亲十三岁。我父亲很小的时候，伯父就外出求学，后来投身革命大潮，和父亲聚少离多。

根据父亲和堂兄在世时的零星回忆，伯父的经历大体是这样的。

左起：我的父亲、伯父、伯母、姑姑，照片摄于1985年。

伯父，名字叫沈殿邦，在老家的小名叫章林。我的祖父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全力支持孩子读书。伯父先是在故城完小学习，后来考入了河北泊镇师范，他的同学有本县陈田村的陈登昆（又名陈连岗，解放前曾担任故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南岭踪的贾芸苔（解放初曾在县一中教化学）。我在伯父老家住宅，见到过一本泊镇师范通讯录，翻到过这几个人的名字，故城县仅有他们三个。当年有这种学历的人，在农村应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

伯父好像是在泊镇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伯父回到了家中，在我们村教了极短一段时间的书。大约在这个期间，和我伯母完婚，因为堂兄出生于1938年。伯母是我们村北五华里北官庄的，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裕的人家。

伯父热心革命，在家待的时间不长，就去了位于南宫的冀南行署，听父亲说，伯父后来担任了冀南行署民政科科长。

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伯父被捕，后音讯全无，家人一直认为他已不在人世。故城县烈士英名录，曾一度写上了伯父的名字。

惊喜出现在1949年初，大约在春节前后，此时我的祖父母均已去世。第四野战军大军南下，有一天伯父突然来到家中，父亲和伯母这才知道，伯父还活着。

原来，伯父被捕后，化名李三才，虽经严刑拷打，但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便被押送到唐山的煤矿挖煤。在矿下，根本吃不饱肚子，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同矿难友九死一生。伯父命大，活了下来。直至日本鬼子投降前，放松了管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秘密串联，举行暴动，成功逃了出来。

从唐山煤矿逃出的伯父，就近参加了八路军热辽军区部队。后来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第40军，伯父似在118师（我曾听伯父亲口说过，他们的政委叫李伯秋，后来做过辽宁的省委书记）从事部队政治工作。职务是团副政委——这是父亲从伯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背面看到的，他说上边好像还有血型。伯父在家待了两个晚上，就匆匆去赶部队了。这一年的年底，我的伯母就给我添了大堂妹，她比哥哥小了整整11岁，比我小一岁。

大堂妹，出生于1949年底

伯父随四野，越黄河，跨长江，翻五岭，一口气打到海南岛，我曾见过一本儿解放海南岛纪念册，红色封面上印有一幅金黄色的海南岛地图，还有一名持枪冲锋的解放军战士。

伯父后来一直不吃红糖，据说就是在海南岛见到了红糖的制作过程，卫生条件极差，碾压时不时有牲口粪落入红糖，打那以后，他见了红糖就恶心。

全国解放后，伯父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归沈阳军区，先后在兴城、衙门营等地驻扎过。再后来转业到内蒙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行政级别是十六级。

转眼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伯母在家，还有两个妹妹，三口人的吃饭成了问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

本家有个哥哥，在离呼和浩特市不远的地方工作，回老家探亲。返程时路过呼和浩特，父亲便让这个哥哥，把伯母一家捎了过去，投奔我的伯父。据说伯父见到后，说现正在搞下放，你却把人弄到城里来，对这个本家哥哥大发脾气，闹得人家很不愉快。伯父把这三口人放到了办公室，好几天都不予理睬，后来惊动了有关上头的领导，人家出面，他才勉强接受下来。

伯父曾在内蒙新生钢铁厂担任厂长，这是个判了刑的罪犯劳动改造的场所，说白了就是个监狱。伯母没有文化，去了那儿也没有工作，便经常做一些劳改犯用的衣服被褥之类，挣点儿小钱，补贴家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伯父有三年的被捕经历，被红卫兵怀疑是叛徒，他们质问伯父，为什么别人死了，你能活下来。后来伯父被打成了“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当时被诬为乌兰夫搞独立的组织），被中央弄到河北唐山的一个山沟里，办了一年多的学习班。 经过审查，伯父历史清白，没有任何问题，后被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伯父到离包头不远的老窝铺煤矿担任矿长。这是个劳改煤矿，在那儿一直工作到离休。

伯父在内蒙古的几个孩子。左起：堂弟、大堂妹、二堂妹。

伯父严于律己，公私分明。据堂妹说，有一次搬家到一所新房，房子里有一把笤帚，用完以后，他让孩子把笤帚送还给总务处。大堂妹在兵团插队时，好多人通过关系，把孩子调入公安部门。但伯父不干这种事情，他说那么多孩子都能在那里呆着，你咋就不能呢？当时不少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让劳改犯人做一些家务劳动。而伯父从不这样做，而被部分同僚视为“另类”，在背后说一些风凉话。

伯父参加革命多年，有好多战友职务较高，在中组部的，外交部的，中央党校的等等。但在任的时候，他和这些人很少联系，更没有找这些人办过私事。只是在退休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才又多了起来。

在内蒙和伯父一块儿生活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学业有成。大堂妹考上了内蒙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学校工作，后来还担任了副校长；二堂妹考的内蒙工业大学，留校当了教授，最后成了系主任；堂弟是内蒙医科大学，毕业后去了烟台，是烟台山医院的著名骨科医生，后来做了副院长。他们都为人正派，有知识，有能力，工作优秀，这应该是和伯父良好的家教分不开的。

而那个在老家出生的大哥，基本上是在老家农村待了一辈子。他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济南山东煤炭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枣庄朱子埠煤矿工作。但因个人原因，被下放回老家劳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向我伯父求援，我伯父只是给他寄几本励志的书籍，我见过的就有《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做个优秀团员》和《农村青年》等等，钱是从来不给的。他教育我这个哥哥说，自己的路自己走，人要长志气。

母亲的爱和父亲的爱是不同的。每次堂哥去呼和浩特，伯母总是背着伯父，偷偷的给他点钱和粮票，那都是伯母平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听我堂嫂说，伯母年老体衰后，曾对我堂哥哥说过，万一我死了，你来这里，先抓住桌子上的那个花瓶，我把钱放到里边，除了你，我任何人都不给说。听到这些话，让我的心里也酸酸的——这就是母亲，至死都放心不下，她认为混得最不济的孩子。

伯父一生酷爱读书，我在他老家的房子中，就曾见到过上世纪30年代的《申报》杂志，16开本，装订成若干厚册，上面有蒋介石，冯玉祥，冯国璋、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照片，印刷很精美；还有上世纪30年代的活页文选，除了一些古文名篇外，里边还有卢梭、严复、鲁迅、叶圣陶、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文章，黄纸，竖排，毛边；解放初期的《新观察》杂志，文章作者好多是冯雪峰，丁玲，胡风等，后来不少人打成了右派；还有一本英汉大词典，厚厚的，重重的，那是我小时候见到的最大的书。还有好多好多，现在已记不起名字。文化大革命中，抄家之风盛行，为避免招惹是非，这些书，都被我母亲烧了做饭，记得烧了好多天，省下了不少柴禾。

伯父律己甚严，从不给别人添麻烦。解放初交通不便，到德州乘坐火车，要先到老县城故城镇坐汽车。故城汽车站，离我们村子有10多里路。伯父每次回家返回时赶火车，总是起大早悄悄地步行离开（可能在部队就养成了步行走路的习惯），不惊动任何人。他一离开，伯母马上就让孩子跑去我家，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赶紧找辆自行车，追上他，把他送到德州。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就入了党，担任了村干部，帮助村子里扫除文盲，写写算算，很是积极主动，应是和伯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1996年6月，伯父在老家的留影

伯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后享受厅局级离休待遇，工资不低，和我伯母的生活很是安逸。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记得有一次回老家，伯父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是工资全交，家务全做，剩饭全吃，成了一个服服帖帖的、唯伯母之命是从的“三全”老人。 伯父参加革命后就改了名字，记得有一次我给伯父写信，收信人我写的是“沈殿邦”，伯父给我回信纠正，说以后再写信，写“沈益三”收，那时才知，伯父在老家的名字早已不用，新名字寓意如何，不得而知，总感觉是有些来历的，应是益国、益党、益人民之类吧。

伯父个子不很高，白白净净的，头发总是梳的整整齐齐，说话语速缓慢，温文尔雅。不过听伯母说，伯父性格执拗，也经常发脾气。

伯父多年漂泊在外，后来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定居。改革开放后，伯父的小儿子，随岳父一家移居山东的烟台，那里居住环境比内蒙要好，堂弟曾动员伯父一块前往，伯父却说，我老了，不能寄人篱下，他已把内蒙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

1985年9月，伯父伯母和在老家的堂兄一家人合影

2005年，伯父的大儿子在老家因车祸丧生，其时伯母已经过世，伯父和老家的几个孙子联系日渐减少，后来连电话都打不通了，以至伯父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老家并不知晓。最近我和大堂妹联系上，才知道伯父是2011年4月去世的，享年95岁。

伯父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具有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一生有理想，有追求，坎坷曲折，经磨历劫，小心谨慎，处事刻板，不善交际，耿直狷介，仕途多舛，官卑职小，起于行武，终于公安，在处级岗位退了下来（离休时享受地级待遇），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人走了，故事的详细情节也就难以探究清楚了。

“少小离家，老大不回”，伯父献身自己向往的事业，并乐此不疲，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直至魂归天国，也没有回到南运河畔，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最后，他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留在了大青山下，那个“落雁美人”王昭君长眠的地方。

（2020年1月1日，2023年3月1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