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熙、宣德时期的政治变革，以及带来的社会繁荣

朱棣去世后，其长子朱高炽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即位，改次年为洪熙元年。

他与朱标、朱允坟一样，是受儒学熏陶较深的学者式的君主，与儒臣集团相交甚厚。做太子的时候，朱高炽的地位曾受其弟朱高煦的威胁，终赖以解缙为首的儒臣官僚集团的护持方得保全。

即位后，他更倚重儒臣，创行密疏言事之制，赐给大学士杨士奇、蹇义、杨荣、金幼孜等“绳愆纠缪”图章，“凡政事有缺，……悉用此印密疏以闻”。

洪熙元年（1425）三月，他又谕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自今诽谤者悉勿治”。鼓励朝中大臣直言论政，匡正君失。同时，还释放了永乐时因言事被囚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等人，恢复官职。

并下令宽宥建文诸臣家属，每家除留一丁于戍所外，其余全部放归为民。有效缓解了洪武、永乐以来相对严苛的政治气氛。

洪熙皇帝在位不足一年便因病去世，其子朱瞻基即位，改次年为宣德元年。

宣德皇帝继承了其父宽厚仁和的政风，一方面继续为建文诸臣平反昭雪，另一方面仍然倚重杨士奇等洪熙时代的顾问老臣，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朝中政事为之一振。

洪熙、宣德两朝是明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时期，并由此确立了明代政局演变的基本趋势。永乐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虽参与对国家机务的处理，但品秩低微，仅正五品，而且“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其权力相对较小，地位较低。

洪熙皇帝即位后，出于对儒臣的感激与信任，以“从龙旧恩”为名，授予杨士奇、杨荣等人“尚书”、“侍郎”等虚衔。虽只荣其品位，"不预所升职务"，但此举却将内阁大学士的官秩提升至正二品。

不久，又分别加封他们“公”、“保”等荣衔，使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大大提高。

宣德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内阁制度，为其设置了制敕房、诰敕房等官署，又令内阁大学士于“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帖各疏面以进”，提出处理意见，“谓之条旨"，即"票拟"。

票拟权力的取得极大强化了内阁预政的力度，并日渐形成了"阁职渐崇"的局面。

与此同时，为防止内阁权力的过度膨胀，宣德皇帝打破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禁例，设立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命翰林学士陈山等教授小宦官读书。还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批阅章奏。

所有章奏，除"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用司礼监的"批红"牵制内阁的"票拟"，以达到平衡政局的目的。

正如时人陈孜所云："国家政务，我祖宗既设司理监掌行，又命内阁学士共理，内外相维，可否相济。"这一体制的形成对维护明代皇权的稳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机缘。

宣德时期，还推行了洪熙时议定未行的科举会试"南北分卷"的制度，南方人取60%，北方人取40%，以此鼓励北方人入仕，以平衡官僚集团内部的地域关系。

在对外关系上，洪熙、宣德皇帝一改永乐时期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开始趋向于保守。

鉴于永乐时期规模浩大的政治性远航贸易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消极影响，洪熙皇帝即位伊始，便下令停罢"下西洋宝船"。宣德六年（1431）后，这种由政府主持的远航"西洋"的大规模政治贸易活动基本宣告停止。

对周边地区采取了"息怨和边"的安抚政策，宣德二年（1427），放弃了交趾布政使司。对于蒙古朵颜卫不按时朝贡之事，宣德皇帝亦下令"驭夷之道，毋令扰边而已"，不许边将掩袭，以免激化矛盾。使明代的南、北边疆暂时呈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针对永乐时期战役频繁、工役浩大，以致国力日蹙、民力日困的局面，洪熙、宣德两帝都积极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洪熙皇帝即位后便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以及烧铸进贡等事宜。并积极推行仓储制度，凡地方受灾，都大力进行蠲免。

因此，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日强，再加之洪熙、宣德二帝的锐意求治，使明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海内承平、民生繁庶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仁宗、宣宗父子两人也因此同被视为“专务德化”的“哲王”。

不过，仁宣时代虽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但明王朝也由此开始进入了守成的时期。土地兼并问题渐趋严重，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原明初屯垦时定为“永不起科”的土地也已经收取赋税，人民的生活负担开始加重。官僚系统的腐败也在不断滋长之中。自此以后，明代的历史转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