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就业目标1200万人，“头等大事”如何落到位？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就业优先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左右——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就业指标。

就业是民生改善的“温度计”、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以来，随着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就业形势持续回暖，但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数据显示，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1662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规模均创近年新高；同时劳动者的技能素养与岗位需求存在落差，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

新增就业目标要实现，必须着力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稳步推进高质量就业。那么，该如何落实落细，切实把这项民生的头等大事抓好？这在今年两会期间，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

稳企业发挥“主力军”作用

稳就业，谁是“主力军”？当然是企业。企业这一稳就业主体的作用发挥好了，跑好稳就业这场“马拉松”就有了发力点。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瑞芬的视线告诉记者，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毫不夸张地说，民营企业可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引擎。为此，郁瑞芬认为，鼓励民营企业家高质量发展，是稳就业的关键。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14亿户，约占市场主体总量三分之二、带动近3亿人就业。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也指出，“只有让个体户铺天盖地，国家经济才能顶天立地。”

丁佐宏指出，个体户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受经济波动影响大。尤其过去几年，受超预期因素的影响，个体工商户面临着需求减弱、收入减少、招工难、用工贵、资金周转难等诸多困境，“推动中国经济复苏回暖，要格外注重激发市场主体尤其是个体工商户的活力。”

为此，丁佐宏建议，应该针对个体工商户实际，政府部门要制定专门的公益性补助，对个体工商户的房屋租金进行补贴；持续推动税费减免缓缴力度，进一步规范“税外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推进柔性执法，对个体工商户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为个体工商户发展营造包容审慎的市场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也指出，个体工商户一头连着从业者的生计，一头连着大众的消费，“个头”虽小，却有着大数量、大影响、大容量、大未来，在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收、服务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吕红兵指出，个体工商户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弱，面临无法清偿的大额债务时难以为继，更需要稳妥有效的市场退出和破产保护机制，从而对个体工商户和债权人都能够形成有效制度保护，确保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稳定。

“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15万亿元，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支持和帮助。”针对部分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向东则建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合理放宽上市企业融资监管限制，为创新“开闸引流”。

寻机遇“新赛道”挖潜岗位

除了稳定就业存量，还要向市场“要”岗位。岗位从哪里来，“新赛道”是个“聚宝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就认为，面对保就业过程中的新风险，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他表示，当前背景下，数字化不仅颠覆了经济的组织方式，也衍生出新的就业形态，甚至改变了就业的定义。面对数字革命带来的就业革命，亟须突破传统的就业认知框架，加快就业促进政策的创新。

刘尚希认为，数字平台经济所形成的新型就业“生态系统”既是青年当下就业选择的过渡地带和未来主体形态，也是青年人才自雇创业的“孵化地”。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远远超出传统企业。“我们应鼓励、支持和拓展平台就业，以电商、网约车、物流配送、在线教育、信息服务和数字场景设计等作为吸纳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式。”

“具备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是数字经济就业的基本要求，与之相应的是，人力资本竞争力的关键，也从传统的手艺拓展到数字技能。”刘尚希建议，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要缩小不同行业、不同代际劳动者数字知识与技能的差距，防范“数字鸿沟”带来新的就业排斥。

“要加快城市服务数字化转型，赋能小微企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更多的生活服务业开展数字化。”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也表示，生活服务业的平台经济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稳定就业也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相关的平台经济要形成更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平台经济的相关从业人员，要创造更好就业的条件和就业环境。

多措并举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历来备受社会关注。他们的就业是个人的大事，也是家庭的大计，更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未来。数据显示，2023届毕业生规模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再创新高，就业工作面临新挑战。

如何让大学生在“最难就业季”收获一份岗位？对此，代表委员们聚焦“关键人群”，也是给出了不少的建议。

“大学生就业问题，要靠全社会一起来想办法，包括学校、社会、各部门以及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解决。”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如此说道。

她指出，从短期来看，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入手。一是要调整好在校的大学生的心态，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在此基础上，学校要做到‘请进来，走出去’，也就是说，要为学生去发掘、拓展、寻找更多的就业岗位。梅兵表示，华师大就有专业的团队“走出去，请进来”，请了很多单位来到高校举办招聘会，就在3月，华师大就将举办三场较大的招聘会，解应届生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梅兵也强调，对于有困难的学生，学校要更多关注，制定一对一的帮扶政策。

从长期来看，梅兵认为，首先从专业和学科设置方面，学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专业，还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制定及时调整的机制。其次，课程体系、授课内容等方面也要进行改革。现在已进入智能化社会，在她看来，相比知识的获取，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能力更加重要。

“思维导向的通识教育，前沿导向的专业教育，研究导向的教师教育，英才导向的智能教育。”梅兵说，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在培养学生、课程设置方面遵循的重要原则。梅兵还强调，在整个大学期间，要特别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特别注重培养他们的乐观坚韧的精神品质，同时要对他们进行全学段的职业生涯的教育和培训。

“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和高校携手，解决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尤其强调“产教融合”培养的重要性。他建议实施“拔尖创新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希望国家能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合力，让人才培养直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则表示，从现在的大学生就业来看，不是岗位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我们需要的岗位没有对应的专业或者人很少，而有些专业在社会上已经过剩，接下来各个高校的培养方向需要做大幅度调整。”

此外，倪闽景强调，一方面要提高大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不要满脑子“央国政”（央企、国企、公务员），也要想到现在有广阔市场，可以去做一个有价值的小的科创企业，将来可能成为独角兽，既对社会做贡献，也会给自己带来非常美好的有挑战的人生，“我们鼓励大学生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不要觉得社会变化很快就求稳，正因为社会变化快，大学生的机会才多。”

提升职业技能就业更有底气

近年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幅增长，中职、高职学校每年为国家培养约1000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职、高职学校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长期以来受各方面外部因素的影响，“社会地位低”“待遇差”等固有观念导致部分家长对孩子进入职校仍存有顾虑。

倪闽景指出，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校去读书，是因为制度设计中存在一些瑕疵。孩子往往是高中考不上，然后进入职业学校，给孩子的感受是“我是失败者”，给家长的感受是“我觉得没有面子”，“实际上，从就业来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远比本科就业率高，收入也高。”

倪闽景强调，有一技之长的人是很难替代的，职业技能会越来越得到重视，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让从事职业学习的孩子觉得骄傲，收获好的待遇，我觉得社会的发展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也表示，2021年全国高职招生556.72万人，其中职教本科招生4.14万人。而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职教本科招生规模要稳步扩大，这将打破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让职教学生升学有道、就业有门、创业有帆。

苏华表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一头连着百姓，一头连着国计民生，发展职业教育就是要让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能充分的实现个人的价值提升。所以要推进职普融通、科教融汇、职教融合，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要完善职教高考，扩大职教本科规模。

破除门槛让就业更为顺畅

近年来，“35岁就业门槛”持续引发热议，职场上的“年龄焦虑”一度成为舆论焦点。那么，中高龄劳动者的“就业难”现象如何化解？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就提交了《打破35岁职场门槛，建设中高龄劳动者友好社会》提案。提案中建议：“加大反年龄歧视就业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加强对中高龄劳动者就业服务，加速培育人尽其才劳动力市场，加快建设中高龄劳动者友好社会”。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5岁以下从业人员占64.6%，细分行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占70.4%；“程序员客栈”2021年数据显示，35岁及以上程序员仅占据行业总人数9.4%；“欢聚时代”统计显示，35岁以上主播仅占7%。全国总工会2022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35-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的感觉有压力，均是各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

“一些企业认为35岁意味着工作热情和工作精力下降，习惯收割青春红利‘掐尖’方式，而忽视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人力支撑和资源经验储备。”吕国泉在提案中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老龄化日益严重，延迟退休即将落地，“35岁职场门槛”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不仅侵犯了中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劳动者只能趁年轻赚快钱，没有时间精力提高职业技能，而且有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导致人力浪费与人才断层，人为强化“就业难”与“招工难”结构性就业难题，掣肘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建设，影响共同富裕实现，引发就业焦虑、低生育率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针对年龄歧视现状，吕国泉建议，要强化法律制度保障，明确就业年龄歧视判定标准，增加监管处罚可操作性，对各年龄段劳动者给予平等就业保护，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对用人单位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限制的做法，加强劳动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加大惩处力度。加强普法工作，引导劳动者运用法律保障平等就业权。

不仅如此，要加强对中高龄劳动者的就业服务。政府、用人单位等应完善职工培训机制，扩大中高龄劳动者教育资源供给，提供更多岗位技能、再就业培训等精准服务，提高其就业率和竞争力，特别是针对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单一的中高龄就业困难人员，推出更多帮扶措施，组织专家给予职业指导、培训项目推介和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等服务。探索创设中高龄劳动者创业基金或中高龄劳动者失业保险基金，给他们创造提升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机会。

除此之外，要加速培育“人尽其才”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开发中高龄人力资源，营造友好的人才流转就业市场。引导各行各业加强职工职业生涯规划，打造适合各年龄段融合发展的企业文化。建立畅通的职位晋升、岗位流通渠道，让各年龄段劳动者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探索建立录用中高龄劳动者激励机制，对聘任一定比例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补贴。鼓励中年人才返乡建设，支持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出台“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实现人才发展和地区经济双赢局面。

同时，吕国泉表示，解决“35岁+”群体面临着求职难、流动难、晋升难、再就业难等现实问题，还要加大宣传教育，让全社会意识到中高龄劳动者不仅是每个家庭的顶梁柱，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关注支持他们是全社会的责任。引导用人单位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就业优势，倡导各行业招工消除年龄歧视，帮助因经济、疫情及其他情况面临下岗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

他提议，机关单位应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35周岁限制，推动形成尊重中高龄就业者的良好社会风尚和积极的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