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皇帝把人渣用成渣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饱受争议的皇帝：一方面他奋汉初四世之余烈，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气通南夷，大扬国威，促成了汉朝经济军事实力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他大胆改革选官制度扩大统治基础，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严刑峻法镇压豪强大族，大刀阔斧地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统一货币，大大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以空前辉煌的功业，写下了汉代历史最光彩夺目的一页。但是，他也洗脱不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刻薄寡恩、反复无常的众多恶名，而其喜欢使用酷吏、并纵容一众酷吏做出了大量惨绝人寰之事，最是为人诟病。

据不完全统计，在《汉书·酷吏传》中，西汉时期有明确记载的酷吏共13位，而其中属于刘彻执政时期的就有9个，若再加上有“专传”的张汤、杜周等酷吏，也就意味着汉武帝时期的“酷吏代表”竟有11位之多，至于未达到入传标准的酷吏则是多得不计其数了。

这些酷吏有多“酷”？略举几例。

王温舒为盗墓贼出身（少时椎埋为奸），杀过人，放过火，盗过墓，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不过他有一个长处：善于琢磨皇帝的心思，可以“创造性”地、法外施法地把武帝的任何命令不打折扣地贯彻到底。在其调任河内郡（今河南省武陟县）太守时，到任第一时间让下属准备了50匹快马，然后抓捕当地豪强和涉案人员共计1000多家，并将判决结果以快马报送朝廷：轻罪的，斩首；重罪的，灭门；且所有人家产全部没收。50匹快马果然有用，还没等想找关系说情的人反应过来，朝廷的批复两三天就回来了：同意。于是王温舒挨个宣判后大开杀戒，史书的描述是：“流血十余里”。当时汉朝法律规定只能冬季杀人，即农历十月到十二月3个月。王温舒便足足杀了一个冬天。待春季来了，他跺着脚、咬着牙说：靠！如果冬季能延长一个月就好了，就能让我杀个痛快啦。（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杜周做廷尉时，长安的监狱中关押的省部级高官，从来没少于100人（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被关押的普通干部群众就更多了，每年高达10多万人，所以专门设立的临时监狱里经常关押的犯人就达6、7万人之多；每年举报到廷尉府的案件有一千多件，每次举报少则牵连数十人，多则数百，凡被举报的，基本不能幸免。

义纵调任定襄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太守时，一到位就直接封了郡中监狱，将狱中200多个没按规定戴刑具的罪犯，以及200多名当时私自探监的人一起抓捕起来，于一日之内全部杀掉。定襄郡上下人等不寒而栗。是的，“不寒而栗”这个成语，就是因此人此事产生的。

而这些酷吏的顶级代表人物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其列（《汉书·张汤传》）、曾位列“三公”、官至御史大夫的张汤，他“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即历史上著名的《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主张严刑峻法。而他更以冷酷、血腥的实际行动著称于世。在公元前130年的陈皇后巫蛊案中，300多人被牵连其中，全部被张汤处死；8年后他又负责处理淮南王、衡山王之案，结果又有数千人被杀；公元121年，张汤再次出马抓江都王刘建谋反案，虽然江都王自杀，但他依然不肯罢休，“坐死者数万人”。这期间即便汉武帝想要对其中曾参与编写《淮南子》的伍被从轻发落，但张汤照样力争，以“伍被本造反谋，……弗诛，后不可治”的理由将伍被治罪。

大批酷吏为所欲为，自然搞得豪强不聊生，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所以因正直而被刘彻称为“社稷之臣”的汲黯当面骂张汤“断子绝孙”；长安百姓都私下说，宁可碰见母老虎，也不愿看见宁成（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可是汉武帝很喜欢他们，武帝还特别欣赏敢于杀人、敢于多杀人、特别是敢于杀贵人的官吏，对于他们也是不吝封赏。张汤得志之时，“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生了病，皇帝亲自去探望。“用事之专且久，得君之深且笃，则未有及汤者也。”武帝对他的信任看起来的确是非常深厚。

武帝喜欢任用酷吏，是因为他们好用，用他们做事见效快，效果猛。如前面提到的定襄郡是西汉边境重镇、抗匈前线，但此前吏治败坏、治安混乱，严重影响打击匈奴的军事行动。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所以武帝派义纵去救火。义纵到任后一天杀了400多人，定襄郡瞬间成为全国治安模范郡，迅速为汉武帝的军事行动奠定了社会基础。再如张汤高压推行的告缗令，让财政枯竭的汉武帝国短时间内迅速回血：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打仗就是打钱，就是打经济实力，酷吏们的雷厉风行，让武帝的钱袋子快速充实，有资本对外大打出手。

事实上，汉武帝正是通过酷吏们的帮助，实现了西汉政府的彻底转型，对地方诸侯王和地主豪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洗，也对政府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重塑，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机器能够完全围绕汉武帝一个人的意志运转，从而真正实现了唯我独尊。否则，让一些儒学出身、文质彬彬的官员去治理那些自汉初以来骄横跋扈习惯了的权贵豪强，去执行尚在雏形的各项转型法令，去实现对“权贵豪强兼并”势力的打击，显然是行不通的；而行事果断、雷厉风行的酷吏自然也就成了刘彻解决这“非常之时”困境的最佳选择。所以，就算严厉批判酷吏的司马迁也承认：他们是称职的官员（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不过，这些官员虽然可能清廉自守，办事认真，但就从他们毫不尊重他人生命的角度看，称他们为人渣也不为过吧？

但是，既然是“非常之法”就必然产生消极后果，比如有些酷吏们滥用职权残害无辜官员百姓，这种恐怖政治在地方上激起强大反感，让官民不敢言而敢怒。不过，汉武帝不怕，他有后手。武帝时期的这些酷吏的生命轨迹大抵相似，基本都是一开始极得皇帝欢心，武帝慷慨地给予他们高官厚禄，比如赵禹、张汤都位列九卿。但是等酷吏发挥完了作用，积累了巨大民怨之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争取政治和社会平衡，武帝也会毫不犹豫地诛杀他们，以平民怨。因此，他们的成功之日，其实也就是丧命之始。所以，张汤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但最后仍旧被逼狱中自杀；而到到处族诛豪强大族的王温舒下场是被“夷五族”；被人比作“乳虎”的宁成，最终被另一酷吏义纵定罪杀死；屡立大功的义纵，也是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坐罪被杀。

酷吏是西汉时期一个特殊的政治产物，酷吏政治并不是汉武帝首创，但确实在武帝时期发挥到极致，这些一时内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渣们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君主专制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大多被榨成了渣后就会遭到无情的抛弃。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帝王心机，深不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