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儒教王权思想是如何转型的？儒教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

儒教王权思想是中国政事王权主义的核心，在先秦时期，尽管大多数的思想归宿都是王权主义，但是基本上只有两家处在核心状态，法家和儒家。秦朝以法治国，统一了天下，但是二世而亡，预示着仅仅依靠律法是不可能完成政事治理的。儒家也是如此，先秦无论是孔子、孟子或是荀子都没有真正的与王权接轨，说明思想本身还存在着重大缺陷。

只有到了董仲舒时期，吸收先秦思想文化和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对儒家进行改造，才真正的将儒家与王权完成联姻，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格局。先秦这一时期儒家王权思想的演变为董仲舒和汉武帝提供思想源泉和基础，是王权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

儒家是以孔子为先师，通过圣人神道设教，倡导君主集权的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建立国家上下秩序的国家性质的宗教。实质上孔子对周代文化是有继承，也有发展的。尤其是对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政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儒家建立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儒家建立之初，其思想中就蕴藏有浓厚的权力情结，而其权力情结的集中表现就是儒教王权思想。王权思想是儒教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阳货》：“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以看出孔子其参政的迫切心态，而且可以看出孔子很实际的看到了周王室的衰落，并没有坚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周王室的身上。

春秋时期，由于宗法分封制开始逐渐瓦解，与此同时，西周以来的权力体系幵始动摇，在这种社会急剧变化中，“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春秋时期，学而后为政的理念成为了当时人的一种共识。儒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社会各阶层为学热情高涨的情况下，由孔子及其追随的三千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术集团。”“学而优则仕”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和儒教从一开始就与政事权力脱离不了关系。

孔子反对纯粹的为学而学，主张把学习和为政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学习的再多，无法用到为政方面，又有什么用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权力情结。孔子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才能，而这种才能要在完成自身道德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为政。儒教经典《大学》中，有“三纲八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可以看出对儒教来说，首先要修身，最后才治理国家，平定天下。

孔子所提倡的君主集权是在周代礼制秩序下实现的。孔子所处的时代，由于东周王权的衰落，诸侯不朝周，王权的权威下降，要改变这种情况，孔子认为就要恢复西周吋期的那种君主集权。

孔子通过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周公为代表人物的王权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儒教的王权思想，并且奠定了儒教道德君主权威的基本精神和范畴。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期西周以来存在的以礼制为核心的王权思想和体系开始崩渍，诸侯争霸，春秋无义战，混战不断。孔子基于这一情况，提出了以“克己复礼”为核心的王权思想，并且希望以此来推行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有道之世的理想。所谓的“礼乐征伐”分别代表着礼乐制度和军事征伐，“自天子出”，就是认为礼法权力和军事权力应该归于周天子，否则就是天下无道。

孔子认为，只有在礼制秩序下，天子也就是君王掌握天下的权力，才可以实现有道之世的理想。所以孔子的王权思想，首先要恢复周礼，然后在有等级分化的礼制秩序下，君主也就是周天子掌握天下“戎与祭”，才是天下有道的表现。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作为臣子要维护君王，但是依照周礼，君主也要依照周礼治国、对待臣子。孔子理论是以仁为核心，来恢复周礼，在周礼的秩序下，实现君主集权。

从孔子的王权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为儒教确立了三大精神。孔子在世时候，儒教集团内部在如何维护王权方式上，就有了差异，孔子去世后，差异越来越明显。当儒教传承到孟子的时代，作为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对儒教君权思想有了重大突破，在继承儒教三大精神的基础上，孟子对儒教的王权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

孟子突破性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认为君臣之间是对等的，臣子还应该对君王的权力进行限制。

1、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的王权思想可以说完美的体现了这一观点。孟子认为，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在孟子这里，君主王天下的关键和根本是“得民”。如何得民呢？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君王要得民心应该用道德教化人。通过儒家传统的道德礼教来教化民众，获得民心。孟子认为通过得民心，使得民众接受君王的统治，这样君王才能王天下。作为君王要保民为民，这样才能获得国家的安定。通过保民，国家可以天下无敌，而民的意见是王进行决策的依据。

君王实行政策的最高标准是民之悦之的仁政，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孟子重视强调民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君主王天下，君主决策天下等过程中，民是其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提出了其流传千古的王权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2、孟子的君权制衡思想

孟子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其思想是以民为本的，提出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孟子的这种对王权制衡的思想，是与其民贵君轻思想相一致的。

首先，在孟子这里卿与君王的关系与孔子不同，孔子认为卿就是卿，要在周礼的秩序下听从其所属国君的命令，而在孟子这里不是这样。孟子认为宗法贵族可以帮助维护君权，这些贵族在君王的行为危害国家存亡的时候，如果劝谏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就像上文所说的“则易位”，也就是说可以另外选择贤能替代君王。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王权的一种限制和约束。

第二，臣对君王权力的制衡。孟子从一般君臣关系谈论了臣对王权的制衡。在孟子这里，君臣的关系式对等的，与孔子是不同的，在孔子那里，君臣关系式周礼中的上下尊卑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而孟子强调君关系对等，这与其所处的时代是一致的，孟子所生活的时代，周礼基本完全崩渍，君臣之间己经不是孔子那个时代的关系了。

臣子可以视君王的行为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君王的决策和行为是不仁道的，作为臣子可以拒绝执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孟子的这种思想一方面要求君王要对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民爱民，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如果认为君王没有正确合理的对待自己，可以舍弃。

第三，仁义之道对王权的制约。这个仁义之道的要求其实是与儒教一贯的传统相连的。从孔子那里就有以“仁”来约束君王道德的思想，到了孟子这里，孟子提倡仁义之道，强调“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王权形成了制约，当然了这种制约是有限的。

这种“道”对君王的的作用是双重的，得道王天下，失道天下乱。同时不仅仅如此，孟子还强调士人对王权的制约。孟子认为士人君子作为统治群体，应该具有乐道精神，以道来对抗王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王权的限制作用。

荀子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各国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都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君权，使得郡县制和官僚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大一统的王权集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一时期不论是从军事形势、农业发展还是工商业的发展，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而且结束战乱，实现天下的大一统，不仅是统治者的意愿，同样是天下人民的共同意愿，在这样的情况下，荀子提出了其大一统的王权思想。荀子的大一统的王权思想是儒教王权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与其所处的吋代环境相符合。

荀子继承了儒教早期的王权思想，由于所处的时代特征不同，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荀子继承了孔子所提出的儒教礼治思想，同样对其进行了发展。荀子结合儒教礼治思想，把其与王霸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了儒教王权思想的迂阔的风气，将法家的霸权思想与儒教的王权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荀子独有的王霸思想。

荀子的王权思想是儒教王权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为儒教思想从诸子百家之的学术流派，变为独尊儒术，在汉代董仲舒时期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儒教从学术流派发展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环节。荀子所生活的时代，天下统一成为了大势所趋，其“一天下”的思想就是历史发展在思想领域的体现。而且在当时，荀子根据社会情况的发展，认识到“一天下”足社会发展的必然。

大一统的王权思想是荀子王权思想的主线和核心，荀子的王权思想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根据其不同的对象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这一方面从对待君主角度谈起。荀子的大一统思想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完备的。一方面荀子主张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社会和国家的核心。强调君王位至尊、势至重。

荀子强调君王是国家的核心，同时国家内部君王的臣子，要忠于君王，顺从君王，从臣的方面来突出君王的至高无上。荀子认为作为臣子要分清君臣的区别，要遵从主上也就是君王，对百姓要爱护。在荀子看来，作为人臣要“忠顺”于君，不能懈怠，这是为臣子的最大本分。可以看出，在荀子这里君王是至高无上的，臣子要忠于君、顺于君王。

不仅仅如此，荀子还继承了孟子的制约王权是思想，对王权的制衡和约束是荀子大一统王权思想的一部分，荀子在强调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基础上，主张对王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教传统的王权制约思想，主张作为臣子在尊君忠君的前提下，对君主的言行进行适当的制约和约束。但是不论怎么样，都是要帮助君王改正，有利于君王的统治，达到“尊君安国”的最终目的。

荀子继承了孟子道义的思想，认为作为臣民，要从道不从君，从道义的角度对王权实行制衡。但是实质上，荀子实行道义的前提是君权至上，所以这种道义对王权的制约是十分有限的。其次，王天下的基本方略。在荀子这里，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思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王天下。荀子的这一思想是对儒教传统上的王权思想的一个创新和突破，在战国末期“一天下”即将完成的时期，荀子根据时代发展，提出了其礼法互补、隆礼重法、王霸兼用的王权思想。

这一思想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礼法互补、隆礼重法；另一方面是王霸兼用。礼法互补，礼是儒教的传统，孔子强调周礼，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反对刑法讼状，而孟子更为谈道义，礼法谈论的较少。但是荀子不同，荀子认为应该礼法互补，不可偏废，礼和法各有所长，亦各有其短，作为君王在实际运用中应该将礼和法结合起来。荀子认为礼法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体的，国家要正常运行，就应该隆礼至法。

另一方面，王霸兼用，这是与上面的礼法互补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与孔子和孟子不同，荀子改造了儒教传统的王道思想，力主王霸兼用。孔子只谈王道，不论霸道；而孟子将王道和霸道分开，孟子对霸道是持反对态度的。荀子一方面继承了儒教的王道传统，但是其将王道和霸道结合起来谈论。

在荀子的思想中，王霸是并用的，这与其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在战国末期，王道很难推行，这可以从儒教的发展中看出来，荀子肯定霸道也是看到了在那个时期，霸道才能更好的推行和实施。但是荀子的王道和霸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作为儒教的代表人物，其更为推崇王道，主张以仁义取天下。

荀子的王权思想与孔孟都不同，具有鲜明的战国末期的时代特征。礼法互补，隆礼重法，以礼为主；王霸并用，但是更为推崇王道，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儒教思想，同时吸收了法家重法行霸道的思想，其王权思想对后世尤其是汉代政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荀子面对即将统一旳社会，不仅提出了治国方略，也描述和构架了君王统治的组织建设，这是对先前儒教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荀子之前的儒教王权思想都是一些理论性质的，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实施，所以才出现了孔子游历六国而不被重用的情况。

荀子思想的核心是加强君王的权力，组织建设也不例外，其组织建设的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王是政事组织的核心，掌握一切，君王通过控制百官和百姓来行使其权力，君王处在官僚系统组织中的统摄地位，其他臣民要依照礼法所要求的职责和权限来尽其职，从上到下，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加强君王的权力。这一套组织被后世汉代所吸收利用，董仲舒时期改造儒教，使儒教真正登上政事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