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浩浩荡荡的大明帝国，带着历史的齿轮前行了276年。

从揭竿起义的洪武帝朱元璋，到自缢煤山的崇祯帝朱由检，他们的成与败都是后人争先研究探讨的话题之一。

康熙帝上位后，通过对明朝君臣的治世研究，总结出了一句话：“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

康熙更是通过对明朝的政治评价，总结出一套独创的治国理念，并且把这种评价体系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对清朝往后的统治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

那么后人津津乐道的明朝皇帝，他们究竟是怎么治国的呢？

朱元璋

“苛政于官藏富于民”，新皇上任的两把火

明朝共传16位皇帝，每一代帝皇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治国特点，但最瞩目的，当属开国元勋明太祖。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文化层面依旧坚持奉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方针，力图效仿古法，传承儒家的“以德治国”理念，试图将皇权最大程度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在民间的治理上，朱元璋却坚持“藏富于民”的观点。

在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后，明朝人口大量锐减，百姓早已疲惫不堪，急需休养生息。

为了增加人口，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朱元璋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释放奴隶，提倡早婚，鼓励移民，轻徭薄赋，并且提高对入教僧侣的要求。

这些举措都对人口增加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也为中国之后庞大的人口基数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1603年，官方记录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六千六百余万人。

直至明朝末年，人口甚至飙升至一亿。

除了在人口上做文章，朱元璋还积极拓宽耕地面积。

根据后代学者统计，明朝初期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四百万公顷，比元朝扩大了至少一倍。

人口和耕地是封建时期农业发展的两项重要因素，再加上统治者减轻赋税，百姓安居乐业，年年有余粮，由此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了江南的一些手工业部门里，民间一些大门大户开始自由雇佣劳动者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

明代知名画家仇英，参照北宋的张择瑞《清明上河图》，画了明代苏州城的社会生活情境图，画中作坊一名雇工就在进行印染的工作。

不过虽然明太祖的一系列政策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百姓对他的印象却是一分为二。

有人说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有人则认为他是阴狠的皇帝，因为在朱元璋统治之下的明朝官员大都苦不堪言。

苛政于官是朱元璋统治时期的一个特点。

根据《明史》记载：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系死者数万人。

明太祖对于贪污官员的整治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当时法律规定，官员一旦受贿八十贯钱就要被处以绞刑，贪污银子六十两及以上就实行剥皮实草刑。

而且这些法律并非唬人的一张纸，洪武时期举国震动的四大贪污案，就是明太祖为了整顿官吏，肃清政风而策划的。这四件包括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九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恒案，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

这些案件当时牵连人数甚广，其中主要犯人还大都是跟着朱元璋开国建业的功臣，但是朱元璋惩治下来没有任何心慈手软。

此后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废除了中书省，罢免宰相，另设内阁。

由此宰相这个存在千年的官职，停在了洪武帝手中，原本明太祖以为只要最大程度把控权力，就能确保后世的千秋万业，但人算总归是不如天算，明朝的统治终究还是被推翻了。

末代皇帝无可奈何的“救世之策”，将帝国推向绝路

明朝末世的乱局，清朝的康熙帝将这一切都归结于末代皇帝的懒政和奢靡，甚至他还认为，崇祯帝之所以会自缢，并非愧对于先祖、百姓，而是“恐受辱于贼”罢了。

但不管后人再怎么批判崇祯帝，朱由检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在位期间，也曾颁布多项政策，试图扭转帝国颓势，只可惜国运已失，大势已去，一切都于事无补。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宦官已经在中枢权位获得了非同凡响的权力，几乎可以与朝廷的文官抗衡。

而明末文官结党营私现象异常严重，“唯以门户胜负为念，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是明末群臣的常态。

国库空虚，天灾人祸，民乱四起，关外异族频扰，兵饷却在不断增加，对于这些烂摊子，崇祯帝优先选择打击宦官集团。

他大力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团体，先是罢免崔呈秀职务，归籍守制，再是遣返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回老家，让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然后再一步步清算宦官的罪行。

扳倒魏忠贤后，崇祯帝颁布一些措施打算充盈国库。

虽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想法很美好，但国家积弊已久，百姓已经孱弱得不堪一击，这也为后来的覆亡埋下了隐喻。

首先进行的就是币制改革，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根据《续文献通考》的记载：“户工二部进崇祯新钱式，帝令每钱一文重，一钱三分，务令宝色精彩。”

改革币制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只可惜后来因为民间铜钱大量私铸，以及国库财政难以为继而停罢。

其二就是开源节流，开源无非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在已经多如牛毛的税种中，又见缝插针的再加上几个，辽晌、剿晌、练响就是明末著名的三项赋税加派。

辽晌的赋税征收在崇祯四年达到了顶峰。

盐课银、关税银，甚至是天启时期都十分谨慎的田赋银都开始肆无忌惮的征收。

当时除了贵州免除征派外，其余河间，保定等六府，都记录了“每亩加派六厘 , 较之别省减免一倍, 岁可得银二十二万二千余两”。

剿晌最开始于崇祯十年征收，这项费用的征收目的是用来镇压全国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

当时山西，北直，湖广，四川等多个省份都有起义活动，甚至还越过了陕西边界，直逼京都。

最后内乱的剧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外敌的叨扰，成了当时朝廷的燃眉之火。

但所有税收中，占比最大的依旧是田赋税，当时的广大农民是最主要的税收承担者。

为了确保钱粮能足额上缴朝廷，崇祯时期还执行了非常严厉的“考成之法”，强调各级地方官员征收必须百分百达标。一旦征派没完成三分，该府掌印官必须立马离职或者被降职，没有完成三分以下，各府印官的俸禄全部罢免。若是八分以上都没完成，那就直接将官员革职打成农民。

在严格的考成之下，官员的降罚成了稀松平常的事。

有些贪污官吏，在严格的催收之下依旧死性不改，只能多方剥削，百姓苦不堪言。

明末于谦就曾写过一首《入京》，来讽刺当时的官场贪污成风的现象：“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就在百姓生活难以为计的时候，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大灾荒，“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

在天灾人祸之下，被压迫最严重的北方地区率先起义，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提出“免除税收”的口号，这一口号对于广大穷苦民众来说，可谓是久逢甘露。

李自成农民军所到之处“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而迎”，就连遥远的江南佃农在听到起义军反抗时也开始抗租抗粮。

1644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将各皇帝的后妃子嗣全数杀尽，崇祯帝仓皇逃生，后于煤山自尽，年仅三十四岁，明朝的统治历史因此落下了帷幕。

结语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这句话出自《荀子·王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惯用口头禅。

身居高位者常常因为脱离百姓太久，而缺乏对群众的共情和了解。再加上官吏的刻意美化和瞒报，造成统治者实施错误的政策，导致国家覆灭。

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和李自成一样是揭竿起义，对于当时百姓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了然于心，所以他将权力最大限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返利于民，开创了一代盛世。

只可惜明朝越往后，怠政皇帝层出不穷，加上官员腐败，将大明帝国彻底耗空。

崇祯十二年，杨嗣昌任职湖广督师时，看到有士兵瘦得基本只剩下骸骨，穿着破烂的衣服，执着不堪一击的武器在站岗。

问其原因，竟然是已经将近五个月没发工资。

底层百姓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和群众加入起义军的队伍里，壮大李自成的力量。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是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洪武实录》

《续文献通考》

《明史·刑法二》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