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殿试对策辨析，是对汉人科举的区别对待，还是新的改革

《题名录·御试策一》的三篇右榜答卷，虽有文字残损，但首尾完具，保存基本完好。至于余阙卷，《题名录》文字阙佚较多，然而其文集中已全文收录，可资校补。这是元朝仅存的蒙古、色目进士对策，于两等人的应试水平和思想观念，可供斑豹之窥。

元代对策的格式，是先概述策题主旨，以为开篇；然后将策问分解为若干问题，逐条回答，是对策的主体；最后作概要总结。同同与寿同海涯两篇对策，都将策题分成三部分，逐一阐释。余阙卷则将“古人有言，得天下为难，保天下为尤难”一句抽出，单独作解，分四部分进行论述，虽更为细致，却与前者无大差异。

对策格式虽有一定规范，但是三份考卷对策问主旨的回答却各有不同，较为自由。蒙古状元同同对策，以“监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说明继承的重要性，劝励顺帝“夙夜匪懈”，“懋哉懋哉”。

对策又根据孔子论述的德礼与政刑关系，解释持盈守成的本末先后，指出守成的具体措施尽管有承悦慈极、尊任师傅、博求贤能、修明庶政、进敦笃、退浮华、谨访问、纳规谏、容万国、照万民、行仁政、崇节俭、隆教化、兴礼让等许多方面，然只要坚持继志述事，慎终如始，顺帝即可“功高大禹，德并文、武，日新又新，同符成汤”。

同同，字同初，及第后授集贤修撰，迁翰林待制。诗文传世者，除对策外仅见《和西湖竹枝词》一诗。杨维桢称其“诗多台阁体，天不假年，故其诗文多不行于时”。色目进士寿同海涯的答卷，行文虽然简明，内涵却不失丰富。

他把握策题中“持盈守成，孰先孰后，孰本孰末”一语，在答卷的开篇即提出“遵祖训为先，顺时宜为后；正君心为本，亲贤臣为末”的守成之道，并在全文的各个环节反复论证。对策认为，禹、汤、文、武以“精一执中”“建中建极”的传授心法，作为治天下国家之本。而持盈守成之子孙，“莫不以正心修身为治天下之本，继志述事为治天下之先。

或祖训是遵，或顺时制宜，或举贤自辅，或克己求仁”。对策又借春夏秋冬的自然规律，比喻遵祖训与顺时宜的先后秩序；借君主臣辅的等级区别，说明正君心与亲贤臣的本末关系。顺帝能够如此，即可以继祖宗之盛业，与五帝三王并驾齐驱。

寿同海涯，字弘毅，出身仕宦之家。及第后授翰林应奉，迁兴国路经历，其后事迹不详。其兄仁同海涯，亦曾两举乡贡进士。一门兄弟接踵登科，反映了这个色目家庭汉化的深度。色目人余阙的对策，无疑是三篇中的佼佼者。

由于元朝科举的惯例，右榜进士必以蒙古人为首，左榜进士必以汉人为首，故余阙屈居右榜第二。余阙以“仁”作为持盈守成的根本，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全篇。答卷开篇即明确指出，“仁者，人君临下之大本也”，“夏以之为夏，商以之为商，周以之为周，祖宗以之而创业，后圣以之而守成”。

在条对部分，余阙以“人之于仁，忧患而思勉者易，安乐而勿失者难”，说明保天下之所以尤难的道理；又引用《易》与《孟子》之语，辨析仁既是祖宗得天下之道，又是子孙保天下之道，而仁之难成久矣，因此守成之君才如此难得。

对策用“仁义之师”“宽大之德”，解释太祖肇建帝图、世祖统一海内的原因，而仁作为元朝得天下之本，也同样是顺帝保天下之道。答卷又根据经史，具体陈述三代及汉之君王，所以善继承、称贤圣，不过是由于他们守其先世禹、汤、文、武、高帝之仁而已。

对于本朝持盈守成的本末先后，余阙认为，“守成之本，仁也；所当先务者，仁也”；至于功利、甲兵钱谷、簿书期会、禁令条教等等，都是“末而当后者也”。不过他并没有止于此，而是对“仁”的概念作了进一步剖析，指出仁包括仁心与仁政两个层面，亦有本末先后，不容无序。

孔子所言“克己复礼为仁”，是先王之仁心；孟子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庠序学校之类，是先王之仁政。“有是心无是政，则其心终不能有洽于天下；有是政无是心，则其政亦不能以自行”。只有内外本末交相通贯，才是尧、舜之道。对策希望顺帝以圣贤自期，一方面深究孔孟之言，正心修身以培育仁心，同时召问大臣故老，推行仁政，使元朝皇统永世无疆。

比较右榜与左榜对策，可以看到，蒙古、色目进士的经史修养和应试能力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以对策字数而言，寿同海涯答卷最短，亦有1200字，同同2000字，余阙更接近2350字，皆远远超过蒙古、色目对策“限五百字以上”的规定，达到汉人、南人“限一千字以上”的要求。

较之左榜一甲三名进士，李齐2150字，李祁1800字，罗谦2500字，可见蒙古、色目士子的优异者，文字能力与汉人、南人已无大的差异。就经史涵养而论，虽然蒙古、色目人经学考试只考四书，不必选考五经，但为应对策试的发展，他们都突破了四书的局限，而对五经和史书的重要内容也有相当的了解和熟悉。

三份答卷都能够熟练地征引五经文句、运用历史知识解答问题。如余阙和寿同海涯对策，在《孟子》之外，还分别引用到《周易》《尚书》和《诗经》。尤其是同同对策，除《大学》《论语》，更引证了《尚书》的《说命》《大禹谟》《五子之歌》《立政》《君牙》，《诗经·大雅》的《假乐》《烝民》诸篇进行论述。同同还选用贾谊劝兴礼乐、文帝辞让未遑的典故，解释汉文帝虽能守成，却无法比隆三代的原因。

该典既出自《史记》《汉书》的记载，也见于延祐二年首科进士欧阳玄的对策，表明同同对本朝以往中试答卷的关注，体现了所受应试训练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答卷展示的思想观念，证明参加科举的蒙古、色目考生，已经基本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思想。

纵观三策，各位进士对持盈守成根本的解答虽有所不同，但是期望顺帝效法古昔圣贤和本朝祖先渐臻盛治则不约而同，与策问的宗旨相呼应，共同体现着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理想。元统右榜进士，以余阙最为卓越。

余阙(1303—1358)，字廷心、天心，至顺科举，乡试、会试、御试都名列第二，与马祖常相似。及第后初授泗州同知，其后扬厉中外，官至淮南行省左丞，为政严明，曾参与修撰辽、金、元三史。元末守安庆，城破死节，是元朝著名的忠臣，《元史》有传。

余阙的经学、诗文，比之同科汉人、南人进士毫不逊色。余阙的五经传注虽未能流传，但存《青阳先生文集》九卷，是元统进士中有文集传世的四人之一。名列左榜第二的李祁为余阙文集作序，亦谓“廷心文章学问，政事名节，虽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可称元朝蒙古、色目进士的杰出代表。由此亦可透视科举的实行，对于蒙古、色目士子学习汉文化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实际效果。

策问凡450余字，以古代经典记载的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为主题，可以分成五个层次：其一，政权的名义如何；其二，政权的事功如何；其三，政权的道、德、心有何区别；其四，君主三者的道、德、心，何者可资师法取鉴；其五，政权的兴替是否天道循环的必然次序，而秦、汉以降，是否也可以配合这样的历史顺序。

这道策问的学术背景，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书》阐述的政权理论，而它的历史背景，则同样是为新嗣位的顺帝提供致治之道。当然，无论是问题的层次和讨论的深度，汉人、南人策问无疑要比蒙古、色目策问更为复杂，而应考者需要具备的学术素养和论述能力也更高。

鉴于应试者的身份，策问明确提出“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谋之子大夫矣”，即不要求汉人、南人在对策中总结本朝的历史经验。说明元统两道策问的主旨虽然都在探讨治国之道，但是蒙古、色目策问更偏重继承祖宗遗制，而汉人、南人策问则关注总结古昔圣贤的道、德、心。

这是应试者的不同身份和策试的命题要求导致的差异，并不存在人等的歧视。根据元朝制度，御试前一日，由御试监试官或读卷官草拟两类考生的策问四道进呈，皇帝亲笔点定其中二道作为正式考题。草拟试题的御试官，绝大多数是翰林院、集贤院的汉臣或南臣。

据笔者统计，今存元代廷试策十五道，元统与至正十一年(1351)三道拟者不详，其余十二道出自八位作者，除马祖常是色目人，汉人有元明善、王士熙、苏天爵三位，南人有赵孟頫、柳贯(代赵孟頫拟，本人非御试考官)、袁桷、虞集四位。

御试虽然是以制策的形式代天子提问，但出题者绝大多数是汉儒和南儒，并不能真正反映皇帝本人的思想。这些拟定试题的儒臣，当然不可能在自己起草的策题中，表现出歧视汉人、南人的倾向。何况，元统御试时顺帝新嗣大宝仅三月，虚岁十四，还不可能有确切的思想主张。

元统廷试策的中心问题，即是君主与霸者的道、德、心有何区别，尤在分辨二者心术上的差异。这个问题此前已有过专策讨论。按虞集《行状》及《神道碑》，至顺元年(1330)，虞集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国子祭酒，“上将策士于廷，公被命为读卷官，拟制策四篇以进”。

其中汉人、南人的两道策问，首篇模仿《中庸》九经之目(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远人)，询问劝九族、体世臣、同归附、协生民之道；“次篇问九圣之学。上览嘉叹，用其次篇”。

所谓九圣，指的是儒家尊崇的九位上古圣人，包括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尧、舜二帝，禹、汤、文、武等三代之王。策问虽然要求考生说明三皇与帝的差别，却明确提示三者的“号名虽殊，而治化则一”，并用道、德、功分别加以概括，要点则在以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来辨析三者“心术之精微”。这道文宗亲自点定的御试策，同样出现在其即位的初年，意在以理学标举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道统心传，规范新帝的修养和治国原则。

对比至顺与元统二策，后者问题的层次更为复杂，考问的君主也稍有增益，加之君主与五霸的比较，秦、汉以后皇朝的评判；但是就心术为主考辨古代圣贤的名义、事功、道德，为元朝提供典型和借鉴而言，则全然一致，二者间的因袭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