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白银危机的真相

美国学者W. S.阿特韦尔认为，明朝政府的灭亡与当时白银进口的锐减有关。从1610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中国白银进口大幅减少。1618年至1636年，明廷为对付农民起义和满族入关，将赋税提高了七倍。由此造成流通中的白银减少和银贵钱贱，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明末果然因国际动因，造成了白银减少吗？

在17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国白银输入主要来源地的日本、西班牙，在外贸政策上发生了变化。此期间，在中国海域出现了新兴力量——荷兰。1630年之前，荷兰持续对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商船发动劫掠。在中国沿海，荷兰人持续进行骚扰，多次对澳门发动攻击，与明廷及郑氏海上集团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影响了海外贸易。

1634年至1635年，西班牙国王推行新的贸易限制政策。1639年至1640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了两万多名中国人，导致马尼拉和中国贸易额急剧下降。荷兰持续封锁果阿和满剌加航道，澳门遭到孤立。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拒绝葡萄牙船只进入长崎贸易，同时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之后日本白银出口大幅下降。1642年，澳门葡商得知葡萄牙国内爆发反对西班牙王室的战争，停止了对马尼拉的贸易。

据此，W.S.阿特韦尔认为：“国际贸易和白银输入导致明朝政府无法解决的困难。明王朝于1644年春天灭亡，虽不能简单解释为由于白银进口的猛烈下降，但白银进口的下降确实加剧了它的困难和动摇了它统治的基础。”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后，其地位很快被中国商人、荷兰人给取代。虽然荷兰人持续发动骚扰，但此期间中国海商与长崎、马尼拉的贸易并未停止。至郑芝龙集团肃清沿海各股海盗集团，与荷兰人达成妥协后，稳定了海上秩序，中国沿海商船与马尼拉、长崎的贸易持续进行。

倪来恩、夏维中研究认为，在朱印船贸易时期，1610年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不过八万公斤，1620年为十万公斤。日本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朱印船贸易告终，此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为十一万公斤。1637年，回升到二十万公斤左右。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逐，反而导致了荷兰、中国商人对日贸易上涨，当年有十七万公斤白银被运往中国。1643年，在大明灭亡之前，一片混乱之中，日本白银输入量下降至七万公斤。日本对华输出白银的数额，在明亡之前常有波动，这不能说明日本外流白银的急剧下降，这也不能说明由于白银输入量的下降，导致了大明王朝的银荒，引发了危机。

日本之外，中国与南美洲的银丝贸易在此期间并未萎缩，西属美洲白银仍和17世纪初一般，大量流向中国。1602年及以前，每年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数量为二百万比索；1604年12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发布赦令说，每年运到菲律宾的二百余万比索的银子，最后都流到中国去了。1630年，一名传教士写道：“中国每年驶往马尼拉的船只经常有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这些商船又往暹罗、柬埔寨等国贸易。它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银子都运回去了。”1637年，菲律宾总检察长孟法尔坤向西班牙国王报告：“美洲白银运往菲律宾后，最后流到中国去。如我们所知，中国是欧、亚两洲银子的总汇。”

当葡萄牙人因果阿、澳门之间的航路受阻，不能由欧洲顺利运银来华的时候，西班牙自美洲输入的白银，又被荷兰人转运到东方来。17世纪中叶前后，荷兰每年有三十至五十艘船只驶往西班牙港口，将白银运走，这些银子甚至占据了西班牙从美洲运来的白银的百分之五十。就在大明王朝灭亡的1644年，抵达巴达维亚的八艘华船，输入中国货物三千二百吨。由于贸易顺差，中国商船离开巴达维亚回国时，运走巨额白银。因为大量白银流出，1652年，巴达维亚市场上，深以交易筹码不足为苦，政府被迫准许使用已被剥夺货币资格的钱币来交易。

航海大发现之后，中国南方很快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白银大量流入，冲击了宝钞、铜钱的地位。明廷推行的宝钞沦为废纸，各种劣质铜钱充斥于市，大量流入的白银得以货币化。白银的货币化，活跃了明代的经济，产生了一批商帮，如洞庭商帮、徽州商帮、福建商帮、广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等。商人通过走海贸易，将国内所产丝绸、生丝、瓷器、药材等行销海外。海外贸易的兴盛与白银的流入，带动了国内手工业生产，刺激了就业与消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白银的大量涌入，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提供了必备条件。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各项杂税，折为银两征收，淘汰了往日落后的赋税制度。一条鞭法通过支付银钱，免去力役，将个体从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各领域的生产。白银的流动带来了南方各地的富裕，使富人与士人有财力过上奢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权力的依赖，由此引起思想上的火花迸发，产生了明代有限的思想启蒙。

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原先掌握在官方手中的铸币权移转到民间，而当时的官方对此却没有任何意识。不受控制的白银货币，冲击着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问题。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诸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一条鞭法推广于全国，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白银普及使用，大量人力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手工业之中。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白银货币化尚未完成，官方却硬性要求民间以白银缴纳赋税，由此在北方产生了巨大问题。

为了换成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粮食低价抛售，导致民间贫困。顾炎武在山东登莱等地，看到滨海之人因为地理偏僻，无白银可以缴纳赋税。后至关中，顾炎武看到民众丰收，却仍然要售卖妻子。为什么呢？有粮谷却没有白银。白银货币在北方各地造成了无数矛盾，导致自耕农破产流入社会，而北方社会又无法如南方那样，提供更多的手工业岗位。如果再遇上天灾，就会导致生计无着的无地流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汇集成冲击大明王朝的洪流。

农民出卖米粮，换取白银，在米粮店遭到各种手法的欺诈，至缴纳赋税时，又被官方以各类手段欺压。而明军以白银发军饷，军人再以白银折价购买粮食，整个过程遭到层层盘剥，“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辽东巡按熊廷弼目睹两名军人买饭吃，一人说：“我钱少，买薥饭吃。”另一人说：“我买面吃。”买薥饭吃的用银五分，买面吃的用银一钱二分。二人都没有吃饱，相对嗟叹而去。

白银货币化之后，它将货币的发行权，从政府转移到了民间。明初一度想通过发行宝钞，控制货币发行，进而控制整个社会的财富。但到了明后期，政府已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再也不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掠夺社会财富。这也是万历帝采取强制手段，派出大批矿监税使赴各地，明目张胆地进行白银掠夺的原因。

赋税白银化后，造成的新问题是，它更便利了官员的贪腐。往日赋税，采用本色缴纳时，官员虽有贪欲，却无从下手。改为征银缴纳赋税之后，在白银缴纳时，官员从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和装鞘等各个环节中，均可上下其手，加以贪腐。在此过程中，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员再到富豪，手中获得了无数白银。这些白银有部分进入市场流通，用于消费各种奢侈品，还有相当部分则被窖藏。

一些观点认为，明末的经济问题，一则是国外输入白银的紧缩，二则是白银大量被窖藏。国外输入白银，从长期来看，总有起伏，但一直在持续不断输入。至于窖藏，则多为文人夸张笔调。明人记录云，太监刘瑾所藏白银“银元宝五百万锭，约银二十五千万两，银一百五十八万零三千六百两”，加上其他各类财富，总数约在三亿两，则绝无可能。明代百余年海外贸易，所流入国内的白银，亦不过此数，难不成所流入的白银，都被刘瑾窖藏了？此为文人夸张笔法所记录。

明末的经济问题，不是白银进口缩减导致，也不是白银窖藏所带来的流通量锐减。

彭孙贻《平寇志》载，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对明宗室、官员及富户加以拷掠，数日之间，“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闯贼西奔， 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实际上，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从明内帑及各处搜刮所得，不过几百万两。康熙帝后来曾云：“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后世至今，犹津津乐道李自成的宝库。

明代白银窖藏的量虽然巨大，但是相比持续不断流入的白银，及官方在宫廷奢侈品消费、军饷开销上大规模抛出的白银，其数量少得多。明代并不存在流通白银严重短缺的问题。来自日本、美洲的白银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由此推高了物价，出现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将白银加以窖藏，起到了吸纳货币的功能，使得大量流入的白银货币，在短期内未曾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1630年至1640年，欧洲爆发了经济危机，各国普遍出现通货膨胀，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米粮价格上涨、白银价格下跌等问题。

自日本、墨西哥白银进入中国之后，明代一直保持着通货膨胀，但这种通货膨胀，相对并不算严重。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记录，南京素来米贵，万历戊子年（1588），米价为（每石）一两六钱。崇祯庚辰（1640）、辛巳（1641）、壬午（1642）年间，米价涨至（每石）三两六钱。半个多世纪，米价才涨了一倍多，相对也不算特别严重。

据彭信威的研究，不但白银对米价下跌，且对黄金、丝绸等也是价格下跌。明初白银与黄金比为一比四或一比五，至明末则为一比十和一比十三。要获得同样数量的食物，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白银。但这是将明末与明初对比，已经过去了将近三百年，物价必然发生变动。在白银供给充沛的南方，虽存在通货膨胀，但尚可接受。在白银量供给不足的北方，物价上涨则更为惊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据御史左光斗言：“今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何也？辽自用兵以来，米粟涌贵，加之旱荒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赏，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 而此六两者籴米才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未免抱金饿死。”崇祯朝北方“米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三斗四五升以至五斗而止。豆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四斗二三升，以至五斗，七八斗而止”。大量输入的白银与整个财政体制脱节，才是根本问题。明末时官方四处征战，手中财力窘迫。官方无力对拥有大量白银的特权阶层征收赋税，只能对平民不断加征；这种压力，在白银流通不足、不能提供更多手工业岗位的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北方民众的生存压力日益加深，而物价则在不断上涨。当遭遇严重天灾之时，无数破产农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走上暴力求生之路。

在明末，并不存在因为海外流入缩减、窖藏而带来的银荒问题，白银仍在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且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价。此外，因为持续的天灾所带来的粮食减产，导致崇祯朝粮价暴涨，进而引发了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启祯记闻录》载：“天启五年，吴中饥荒。米价顿加至每一石一两二钱，盖自此始，从前所未有也。小民甚以为骇，后渐习而安之矣。崇祯二年，朝廷责饷东南甚急，苏郡米价涌贵，每粮一石折银一两有余。崇祯十年，米价向来腾涌。冬粟每石一两二钱，白粟一两一钱。此荒岁之价，而吴民习为常矣。”

最重要的是，当中国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大量白银涌入帝国内部。经济上得到大发展的商人们，在政治上却未曾获得任何突破。商人阶层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听任权力攫取财富，以求自保。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大肆掠夺（如万历帝所派出的矿税使、不断加征的赋税），严重破坏了财税体制，反过来又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自然就无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当经济无法成长时，海外贸易所得白银的流入，乃是输血；国内权力的无度掠夺，乃是抽血；而与辽东后金、各地起义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则是放血。权力的肆无忌惮，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而晚明的经济模式，在以手工业产品输出海外换取白银之外，并无其他的经济增长途径，此时各类危机的叠加，导致整个大明朝廷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中国被纳入全球体系与大量白银的流入，并非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明朝的灭亡，仍然遵循过往的模式，当人口增长到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碰上频繁的天灾，再加上腐朽的政府，层出不穷的战争、饥荒、瘟疫等，慢慢地消耗明朝国力，直至最后一刻，农民起义军和后金（清）军给予了老大帝国以最后一击。

【摘自：《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袁灿兴/著 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