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明朝历史回顾：朱元璋实行分封制的理由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朝内部割据势力、蛮族叛乱不断，勋臣宿将时常“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并纵容下属及亲属“依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武将依势凌民，扰乱秩序，极不可靠。功臣恃功骄恣，目空一切，再加上邵荣（？-1362）、谢再兴（？-1363）叛变，朱元璋对功臣、武将的猜忌加深，担心他们会觊觎皇位，对其极不信任。

坚持实行分封制的原因

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时，被赶出北京城的蒙古民族在漠北之地建立了北元政权，与明朝相互对峙。北元政权对刚建立的大明王朝虎视眈眈，“整复故都，不失旧物”。退居北上的元顺帝，“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也。”

面对北元的威胁，明朝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与其抗衡，加强北部边防。那么这支军队由谁率领呢？功臣武将豪横跋扈，擅权专政本就受朱元璋猜忌，若让他们得此军权，必定会对明王朝造成威胁。在内忧外患之中，太祖想到了分封制度。

将权力交到自己人手里，利用血缘关系维护统治，派遣自己的子孙镇守边关与内陆，在朱元璋看来是最为可靠和稳固的保障明朝政权的方式。通过实行分封制度，朱元璋解决了内忧外患，达到了稳固政局的目的。洪武三年（1370）、十一年（1378）、二十六年（1383），朱元璋进行了三次大分封，将二十五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于全国各地。

除赵王杞、韩王松早死，其余全部分驻各地，在全国构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在东北、北方和西北边疆，抵御北元的内侵，形成“北国之锁钥”。第二道防线，由江、淮、河、汉地区的王府构成。它既是护卫京师的屏障，也是内地的政治、军事重镇。第三道防线，由长江以南的潭王（长沙）、靖江王（桂林）、岷王（昆明）构成，是捍卫南方的据点。”

其他藩王分别于永乐六年前就藩，其封地也在朱元璋的战略构思之中。三道防线，尤其是第一道防线，抵御了北元的侵扰。在洪武朝诸王率兵征战，平定了全国大小叛乱，基本实现了朱元璋的战略构想，达到了藩屏王室的目的。

便是朱元璋个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朱元璋认为秦快速灭亡是没有实行分封制。

在叛乱之中秦孤立无援，危难之时无藩屏可自救，所以迅速灭亡。但汉、晋行之久远就在于施行了分封制。只有分封制可以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朱元璋和汉高祖刘备都出身草根，深受“小农政治意识”的桎梏。他们认为皇帝必须独揽大权，功臣武将皆没有自己血浓于水的亲人可靠，所以分封制才是安邦庇民的长久之计。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朱元璋以《昭鉴录》、《祖训录》训导诸王，防止其重蹈覆辙，威胁皇权。但分封制与皇帝制的矛盾岂能如此简单就被调和，训导诸王，促其反思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

朱元璋在世时，诸王能安分守己，朱元璋去世以后，诸王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刚建立的明王朝面对的是曾经煊赫一时，马踏中原的蒙古骑兵，元勋宿将又不可靠。局势不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最终如秦始皇采取淳于越的建议“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以子辅国。在深知分封制不可控的背景下，朱元璋又不得不选择分封制度，但他不知自己精心策划的诸王分封制早已在实行那一刻就为诸王命运谱好了结局。随着政局的稳定，战事的结束，藩王已经不需要领军打仗了。兵权仍然掌握在藩王手中，有的藩王甚至暗地里招兵买马，发展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分封制逐渐开始与皇帝制抗衡。

靖难之役的发生，便宣告了太祖分封制的彻底失败。因而可知，藩禁政策不过是明朝挽救积弊的不得已手段而已。只要分封制与皇帝制共存，皇帝又能将权力牢牢攥在手中，身为臣子的宗藩必定会演化为堕落、无能的形象。

分封制功能衰落的原因

明初实行分封制只是朱元璋的权宜之计。当政局稳定，危机解除，拥有军权的藩王就是皇帝最大的威胁。分封制和皇帝制相互抵牾，其中必有一方落空，在明代，走向衰落的一方便是宗藩。明末，宗藩“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泯然众人。

第一，分封制威胁皇权。从分封制赋予藩王的权力就可以看出，藩王位高权重。在政治方面，藩王军功赫赫，地位崇高，目中无人，甚至对建文帝出言不逊。在军事方面，藩王将军权握在手中就握住了国家命脉。一旦藩王产生谋逆之心，起兵反叛，皇帝将毫无抵抗之力。如此种种，让皇帝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若不对藩王的权力加以节制，不久便会君弱臣强，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为了解除分封制对皇权的威胁，从建文帝到明宣宗，他们逐渐对藩王层层防范和限制，剥夺了藩王的政治、军事权力，使各宗藩徒享其名。藩王作为分封制的主体，藩王的衰落代表了分封制的衰落。被剥夺权力的宗藩空有一身才能而毫无用武之地，只能落一食禄无为，浑噩度日的形象了。

第二，祖制不可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了分封制度。洪武二年（1369）夏四月，朱元璋“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祖训录》涉及诸王分封的一系列制度，内容复杂，耗时久远。

《祖训录》的编订，使诸王分封成为定制，后代皇帝和藩王不可乱章法，违祖制，即——分封制不可废除。纵然出现了“靖难之役”、“高煦之叛”、“宸濠之乱”等藩王叛乱，明代皇帝也不敢将分封制废除。既然不能将宗藩连根拔起，永绝后患，那么皇帝只能通过不断打压、削弱宗藩，使其无力与中央抗衡。故而，除了身份、地位的特殊，宗藩渐趋平民化，成为依附皇权的寄生阶层，分封制度也慢慢衰落了。

第三，明代皇帝对“亲亲之义”的顾及。宗藩之中有皇帝的儿子、手足和叔侄，他们拥有不可割裂的血缘关系。明代以“孝”治国，在宗藩已经不能对皇权产生威胁的前提下，大多数皇帝还是愿意保留宗室。在宗室犯罪之时，明代皇帝经常以亲亲之义包庇宗藩，在宗藩因禄米不足向朝廷奏讨时，多数情况下明代皇帝也以亲亲之义从宗藩之请。

对宗藩的态度

以《明英宗实录》为例，笔者统计了英宗所说有关宗藩的亲亲之义之词，一共出现了14次。可见，以宣宗为代表的明代皇帝较为重视与宗藩的关系。由宗藩所产生的矛盾，皇帝也会从中斡旋，调和宗藩与其所在地方的关系。

正统六年（1441）四月，楚府寿昌王孟焯奏府中火者家童抗拒不服。英宗并未完全纵容寿昌王孟焯，劝其戒怒，还命令楚王季埱加以整饬。这可以让孟焯收敛其性，减少冲突，使王府使地方更为稳定。当然，天高皇帝远，皇帝口头的训斥对宗藩的治理或许收效甚微，宗藩依然在地方为所欲为。本就受到削弱的宗藩，又因皇帝亲亲之义的顾及，自甘堕落，为非行恶。

因此，以宗藩为代表的分封制本身就烂到根里，气息奄奄了。最后，就皇帝打击宗藩的方式来说，让宗藩食禄无为比将其连根拔起的方式更为温和。对宗藩而言“坐拥厚禄，靡事不为”就像一剂慢性毒药，使其意志消沉，逐渐成为废物。

让朝廷养着这群废物，既可以不废吹灰之力翦除威胁，也不落人口实，反倒得一仁孝之名。反之，如果皇帝违反祖制，将宗藩铲除，以何名义？以何方式？大量的宗室人口又要怎样处理呢？因此，再没有比让宗藩食禄等死更为温和的方式。但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也容易让宗藩自暴自弃，所以他们恣意骄纵，鱼肉百姓。宗藩的形象就从刚开始的意气风发，建功立业转变为槁如死灰，为祸一方。

综上所述，鉴于宗藩对皇权的威胁，又因不能违背祖制，再加上明帝对亲亲之义的顾及，选择打击宗藩的方式，明代的分封制度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走向了衰落。保留了宗藩，也就保留了宗藩因此而形成的欺压良善，危害乡里的形象。分封制与皇帝制的矛盾不可调和，从实行分封制的初衷，到分封制度的衰落，宗藩形象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两个阶段的不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