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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慈善事业是调节社会关系，让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慈善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中，还是在民间广为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教义经典中，都不难发现“慈善”的影子。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商帮逐渐兴起，而同时儒家的仁爱济世观念也进一步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于是从民众中出身的商人阶层也开始广泛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作为当时中国的四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就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推动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此心乐意尽予恩，但求因此渡苍生

出身于贫瘠的黄土高原的晋商有着淳朴敦厚的性格，更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办学，修路，兴建祠堂，赈灾等等他们无不参与。

他们以诚信起家，以仁义著称，自古以来就流传在民间的“为富不仁”“无奸不商”的说法与他们没有丝毫联系。而明清时期晋商广泛的参与慈善事业也与时代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在古代，地方治理常常要依靠乡贤士绅的帮助，明清时期亦是如此，乡贤士绅不仅是基层治理的践行人，更是民间社会活动的领导者。

民间的慈善活动，自然也就由乡贤士绅发起并联合商人推动进行了。在乡贤士绅的带动下，许多商人尤其是晋商常常主动捐粮捐物，积极参与到民间慈善活动中。

当然，晋商参与慈善活动也与他们希望提高社会地位，通过行善来积德的主观目的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据《明清晋商史料》记载，清代猗氏县人荆百达，

“幼好读书，以家贫，贸易河南，年迈归里，修理祠堂，教训子弟，亲族糊口不给者，尽力周恤，乡里称善。”

以荆百达为典型的晋商人希望在乡人甚至外人心中留下一个仗义疏财，为富且仁的形象，借此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并使自己的商贸生意更加顺利。

此外，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奖赏也推动了晋商进行慈善活动。商人广泛参与慈善活动，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财政上的压力，还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府的统治。

因此，明清时期，政府对于商人参与慈善活动十分支持，甚至可以获得赏银，职衔，顶戴等奖励。

著名晋商票号日升昌的拥有者李家因为曾在镇压太平天国等战争中积极捐款赈灾，而后受到清政府的褒奖：

“该绅故父李大全，故母李赵氏，曾于咸丰年间捐资助饷，赏给二品封典，此次请赏给一品封典，并颁给匾额。”

可见，晋商对于政府的提倡也是积极响应，广泛的开展慈善活动。当然，也由于政府在不同时期给予的政策不同，晋商在不同时代进行的慈善活动也有一定的差别。

榆次常家祖脉长，名响千秋说晋邦

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晋商也很快崛起，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商帮之一。

不过当时明朝政府尚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国家相对安定，所以晋商的慈善活动一般只限于在赈济灾荒，扶弱救困中进行。

例如万历十三年山西阳城大饥，晋商王重新将家中存粮拿出赈灾，再如崇祯十三年，晋商王锦锦，荆世承分别输粟7000石，2000石助官府赈灾。可见，晋商在明代的赈灾慈善活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随着清朝建立后，晋商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并在康乾盛世后期达到了顶峰，晋商的长途贩运遍布天下，足迹甚至延伸到了俄罗斯和日本。

“羊袄驼铃银酒碗，鹅绒鹿角玉茶缸。江南辞赋河东墨，塞外醋瓶山右腔。”

可谓是生动的描绘了晋商生意兴隆，日趋壮大的景象。

在这一时期，晋商与政府的关系也进一步加强，晋商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近似官僚的权力，地方的赈灾救济活动不再由政府组织，而是由晋商主动发起并领导了。

在山西本地进行的慈善活动逐渐拓展为救贫济困，助济婚丧等等。

还有曲沃县人晋商王世昌，

“性好施，戚内姻族，有求必应，遇婚丧事，馈赠太厚”。

当然，这样的救助一般仅限于族内亲属。

在外地若是碰上当地有灾情，晋商也常常会组织一些慈善活动或者联合当地商人一起赈灾，碰到意气相投但又贫乏缠身的陌生人，仗义豪爽的晋商也会伸出援手。

由此可见，晋商在进行慈善活动时，也依然贯彻了自己的信义仁和之风。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局势日趋动荡，外国资本涌入中国市场，晋商的经商环境也趋于恶劣，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晋商在和外国人商战时往往处于下风。

然而即使是自身难保，晋商所表现出的急公好义和仁和悲悯依然为它的衰退和落幕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在光绪年间著名的“丁戊奇荒”中，清政府无力赈济，晋商便再次成为了这次慈善救济的中坚力量。

此时晋商的力量已经不如之前那样雄厚，但依然在尽力帮助赈灾捐粮，如介休商人侯星煜“输金数万助赈，当道匾旌其门”。

此外，他们还积极帮助逃荒同乡归家等等。

但是，无论是从官方数据还是这次大灾荒的受灾情况都可以看出，此时晋商因为实力所迫，进行的慈善活动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世有金街称华尔，晋商大院是先模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晋商无论自己实力如何，在进行慈善活动时都会尽力而为，他们的善行，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也有利于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

在明朝时期，山西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灾，但山西却很少爆发过大规模的民变，这与晋商在民间进行慈善活动，安定民意，抚恤民情，促进民风教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而他们的善行也为他们博得了百姓的好感，使得他们的事迹口口相传，晋商的生意也做的越来越顺，终成四大商帮之一。

晋商所进行的慈善活动，也起到了榜样作用，在晋商的带头和政府的提倡下，各地的慈善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明末清初和晚清乱世中为不少人提供了生存的希望，也使得明清时期成为我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晋商人进行慈善活动更深远且更宝贵的影响，应当是传承了中国古代的扶危济困，恩泽天下的慈善思想和晋商人诚信经商，忠义为本的高尚精神。

正是因为晋商人认识到了更多的帮助别人，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才算是取得了成功，所以晋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做到“货通天下骆铃响，钱汇九州银票奇”。

到了今天，晋商的这种品格依然值得我们学习，晋商的慈善思想也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在明清六百多年的时间里，晋商走过了从兴起到壮大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历程。

晋商在兴起时因为社会责任感而组织慈善活动，为日后的发展而铺路，在走向没落的时候又因为社会责任感义无反顾地行善而加速了衰败。

无数晋商人用行动践行了晋商“信义传家轻利入”的理念，践行了自古以来的慈善思想，达则兼济天下，即使在不达的时候也做到了尽力而为。

晋商人随着清朝的发展而壮大，也随着清朝的覆灭而衰落，当年晋商所做的善行产生的影响已经随着晋商的衰落而消失了。

但是晋商人积极行善的精神品格却永久的保存了下来，成了晋商留下的一笔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晋录》

《明清晋商史料》

《山西通志》

《剑桥中国晚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