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中旬，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苏联红军在沈阳机场扣押了一批试图逃避审判的战犯。

其中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材瘦弱的中年男子引起了苏军的注意，与那些手上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侵略者相比，这名男子的眼神中并没有那种杀气，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比较文弱，像是个读书人。

经过盘问，此人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溥仪的这副尊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想到“皇帝”二字。

溥仪的一生跌宕起伏，从皇帝到战犯，能体验到这种落差感的人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59年，溥仪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合法公民，他写下了名为《我的前半生》的回忆录。

没想到这本回忆录竟然引发了一场官司，而这场官司直到1995年才告一段落，此时距离溥仪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八年。

一、短暂的爱情

1959年，溥仪告别了自己生活多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成为了一名合法的中国公民。经过十多年的改造，他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组织非常关心溥仪的生活，特意给他安排了北京植物园工作，平时就是给花草树木浇浇水，工作比较清闲，每月工资勉强能糊口。

自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故宫之后，溥仪便再也未能回到北京，如今的北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溥仪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时常会感到孤独，在皇宫生活时每天被仆人簇拥，在劳改营时过的也是集体生活，冷不丁一个人生活，他感到非常不适应，偶尔还会想起婉容和文绣。

由于溥仪身份的特殊，他平时也会从事一些文史研究。有一天，他的同事周振强拿着一张女子的照片问道：“溥仪先生，你觉得这名女子怎么样？”

照片中的女子名叫李淑贤，看上去朴实大方，楚楚动人，瞬间就吸引住了溥仪。当得知这名女子的职业是一名护士时，溥仪更是对其产生了好感。因为溥仪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劳改营的时候，医护人员没少给予他照顾。

在周振强的牵线搭桥下，李淑贤和溥仪便确立了恋爱关系，最终走向了婚姻殿堂。最开始李淑贤对这段爱情并不感冒，毕竟两人年龄相差20岁。

但是在和溥仪相处的过程中，她感觉到了溥仪是个非常有修养而且知识渊博的人，溥仪对她非常包容，丝毫没有古代帝王那种高傲，所以李淑贤接受了溥仪的求婚。

但是结婚之后，两人遇到了诸多问题。溥仪曾经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在他的心中根本没有钱的概念，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每个月刚发工资，没两天就被他花完了。

李淑贤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人，在她的帮助下，溥仪逐渐学会了如何以平民的身份去生活，懂得了开源节流。

以前在皇宫中，溥仪只要随便动动身子，便会有成群的仆人围过来，所以导致他的自理能力很差，甚至连鞋带都不会系。李淑贤总是手把手的教他各种生活中的小技巧，溥仪逐渐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做饭、叠被子。

以上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真正影响到二人感情的是溥仪的身体状况。由于早年在皇宫中的一些经历，导致溥仪早早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都说子女是夫妻感情的纽带，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早就已经和溥仪没有任何关系了，李淑贤没少因为这件事和溥仪争吵。

每次争吵，溥仪都非常包容李淑贤的情绪，久而久之，李淑贤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夫妻关系总体来说还算和睦。

溥仪曾说：“我之前经历的几段婚姻都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直到遇到了李淑贤，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溥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别人掌控的提线木偶，直到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才是为自己而活，李淑贤给了他最后的温暖。

但是好景不长，1965年溥仪便被查出了尿毒症，并且已经是晚期。溥仪得知这一消息后无比伤心，人世间唯一让他感到留恋的便是李淑贤。

去世前，溥仪紧紧握着李淑贤的手说：“我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过平民，现在总算到了尽头，我对不起你，现在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

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李淑贤无比悲痛。最初，溥仪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李淑贤认为，溥仪毕竟曾是清朝的末代皇帝，皇家陵园或许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为了这件事，李淑贤四处奔走，最后组织批准，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安葬在清西陵。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淑贤未再改嫁，每当想念自己的丈夫时，她都会翻看溥仪所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晚年竟然为了这本书打了十年的官司。

二、两个人完成的自传

其实溥仪的这部自传，早在他接受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与其说是自传，这本书其实更像是忏悔录，主要反思自己充当日本人傀儡的行为。

溥仪早在1960年就已经完成了初稿，之所以等到1964年3月才正式出版，其主要原因是溥仪的文笔实在是太差了。

这完全可以理解，虽说溥仪看上去像是个读书人，但事实上文化水平并不高。早年和皇宫中的帝师学习过一些中国传统文学，比如“四书五经”，但是基本上处于启蒙阶段。

后来在英国学者庄世敦的带动下学习了英文、数学、天文等学科，但是庄世敦对溥仪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开放思想上，对他文化方面的提升其实比较有限。所以溥仪刚到北京办理户口时，文化程度的一栏中，工作人员只是写上了“初中”二字。

溥仪所作《我的前半生》是由弟弟溥杰执笔，自己口述完成。溥杰的文化水平和溥仪半斤八两，所以这部作品虽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但是里面的语句非常混乱，完全达不到出版的水准。

但是有关部门认为，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好，如果修改得当，完全是一部值得推广的作品。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李文达的肩上，并且征得了溥仪的允许。

李文达的文学功底比较深厚，战争年代曾经担任过战地记者，所作文章不计其数，而且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朝鲜战争期间曾经担任过彭德怀的警卫员。

李文达看完原稿之后，意识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原稿中不仅语句非常粗糙，好多内容还和历史有一定的偏差。

为了完成《我的前半生》的修改，李文达特意搬到了距离溥仪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时不时的就会给溥仪来个专访。为了纠正文中的一些错误，李文达还多次前往东北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曾经和溥仪有过交集的人。

李文达在为溥仪修改这部自传时，正值我国遭遇自然灾害，每个人都是按照定量供给口粮，李文达有时候靠半个馒头能坚持一整天，那段日子别提有多苦了。

但是随着李文达和溥仪的交往日益密切，二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日子虽说苦，但是李文达没有任何怨言。

《我的前半生》由溥仪口述，李文达撰写，与其说是修改，倒不如说是重写，为了这本书能够出版，李文达倾注了大量心血。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前半生》终于在1964年3月正式出版，李文达前前后后共修改了超过十六万字。

溥仪非常感激李文达的付出，曾经提出为这本书署名时把李文达也加上。但是李文达婉拒了这一好意，因为全书都是以溥仪视角写的，而且本质上是溥仪的自传，加上自己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合适。

于是，《我的前半生》的署名只有溥仪一人，李文达在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后，默默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三、长达十年的官司

1984年，电影《末代皇帝》拍摄前决定以《我的前半生》为蓝本，群众出版社和李文达将这本书的版权卖给了剧组。

这一行为引起了李淑贤的强烈不满，李淑贤认为：“《我的前半生》的署名是我的丈夫溥仪，作为他的遗孀，我有权利继承这一遗产，群众出版社和李文达未经我的许可，将版权出售，已经侵犯了我的利益。”

李淑贤之所以会有这么强的版权意识是有原因的。虽说李淑贤成为了百姓们羡慕的“皇后”，但是当时的溥仪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两人的日子一直比较拮据。

尤其是李淑贤因病留职停薪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生活全靠溥仪一人的工资，溥仪被查出尿毒症之后，也一直都是李淑贤在照顾他。

更让李淑贤苦恼的是，坊间还有一些传闻：“李淑贤将会继承‘皇上’大量财产。”对此李淑贤也进行了回应：“溥仪去世的时候，我的手里只有几十块钱。”

溥仪去世后，李淑贤一直一个人生活，微薄的退休金不足以支付生活开销。所以这本书的版权收益的归属，对于李淑贤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李文达为这部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早已默认这本书是李文达和溥仪共同完成的，就连溥仪都对此持默认态度，《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时，共收到了一万多块钱稿费，溥仪把这笔钱分给了李文达一半。

后来这本书非常受读者的欢迎，累计印刷达到了186万册，这也就意味着它将会变成一棵摇钱树，所以李淑贤当然要紧紧的抱住它。李淑贤还申请法院判决溥仪是《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

难道要让自己四年的付出白费么？面对李淑贤的这一申请，李文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两人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由于这一案件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法院并没有受理。

但是文化部给出了解释：“溥仪和李文达并不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这本书为两人共同创作，所以版权应该归溥仪和李文达共同所有。”

李淑贤对此表示反对，她认为：“李文达只是执笔者，不享有著作权。”而且书上署名的确只有溥仪一人，从法律的角度讲溥仪的确是唯一作者，李淑贤选择了继续上诉。

一来二去，这场官司竟然打了十年，199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裁决，宣布：“溥仪为《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

这场官司最终以李淑贤的获胜而结束。而此时李文达已经去世，他的家人再次进行了上诉，但是法院依然维持原判。

虽说李淑贤赢了官司，但是她并没有享受到版权带来的经济效益，一年之后李淑贤便病逝了，两人为了这本书的著作权纠缠了十年，最终它却成为了无主财产，被国家收回。

后来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权之争呈现出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分别是李淑贤的家人、李文达的家人、溥仪的皇室成员，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被解决。

结语

时至今日，纠结《我的前半生》版权的归属问题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人们了解末代皇帝溥仪，而他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但是从溥仪的一生经历也能看出中国伟大时代的变迁。

很多人认为溥仪的一生大起大落，非常不幸，晚年回自己家（故宫）还需要买票。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看待他的人生，中国历史上能够善终的亡国之君恐怕一只手就能数完，溥仪能成为其中之一，乃是他人生的一大幸事。

他能够在晚年成为新中国的公民，享有参观故宫的权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党给予了这个封建帝王足够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