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三省六部制是古代皇权和相权矛盾相交锋的产物？

西方一直认为他们所沿用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最民主的国家政治体制，可马克思韦伯曾经断言过：西方的政治体制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体制。

隋唐时期产生的三省六部制与如今西方各国所沿用的三权分立有共通之处。时至今日，这一制度仍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以及东亚国家的政治结构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历经上下五千年，沿用在封建王朝的有两条主线矛盾，作为推着社会向前进步，不断发展的矛盾内因，一条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一条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争斗。

一直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运行过程中也有其相制衡的力量，而且这种势力随着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加强也随之变化。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建成，皇权成了不可动摇的神祇。

但是在运行过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看似一家独大，实际上却受到多股势力的威胁，而且两者以一种极其矛盾却又和谐的奇异方式不断运行着，因为在皇帝行使掌握天下大权的过程中，相权既起到一种帮助作用，又起到威胁皇室利益和位置的角色。

因此，在这样一对矛盾下，一些产物随之演化而来，三省六部制就是古代皇权与相权相交锋下的产物。

皇权能完全的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是在秦朝时期，秦始皇帝扫六合，一统天下后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在那个时候，皇帝作为一种掌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拥有着无所不能的权威和号召力，但是相权作为一种具有潜在巨大威胁的势力，早在皇权集中之前就已经登上了上层政治阶级。

在秦朝一统天下之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所谓的“宰相”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齐，楚，燕，韩，赵、魏等各个王室都下设了贵族来帮助王室君主分担责任和治理国家，比如说孟尝君田文曾经担任过齐国，秦国，魏国的三国宰相，为了抗衡齐国，苏秦曾经挂六国相印大行纵横之术，赵国宰相平原君曾经三次列土封侯，拥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但是自秦朝建立之后，原来的分封制瓦解，郡县制的推行使得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在西汉初期，为了休养生息和扩大疆域，西汉最初统治者采取郡国并行制，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的发展是历史之必然。

因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既要忙于整个国家的政务，还要和自己的宰相处处搞好关系，以便于让其帮助自己分担各种政务。处理政务势必要动用权力，宰相沿用权力势必会伤及皇权，因此在皇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相权也在不断成长为威胁皇权的势力。

汉武帝担任皇帝初期曾经任田蚡为宰相，田蚡因为自己位高权重便颐指气使，随意染指皇帝的种种工作，甚至还能直接与皇帝顶撞。

帝王有睥睨天下的权利，有着九五至尊的地位，面对这样肆意骄横的相权，皇帝自然会与其展开争斗，因此相权和皇权在互相帮扶之间渐渐开启了彼此剥离的局面，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朝制度让皇帝培养了一批只听命于自己的行政人员，甚至这些人在某些工作的决策上面起到了执行者的作用。

尤其是在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皇权和相权的对峙第一次裸露在世人面前。

三省最早出现于汉代，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丞相或相国，也就是左右丞相，仅次于丞相地位的有太尉和御史大夫，二人分别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事与监察朝中大员的职责。所谓的三省是指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

这三省势力到了唐朝时期发展成了三省六部制，在唐朝时期的中书出令、门下审批以及尚书执行成了古代及近代和现代人们公认的健全的制度，也曾被广泛的引用到东亚的各个国家。中书省负责定制出命，拟写诏书，门下省将皇帝下达的旨意贯彻实施，最终则由尚书台统一执行，且尚书省下辖六个部门。

这三省的长官皆是宰相，分别实施执行、决策和审核，因此一方独大的相权势力被分割成了三份。客观上来讲，这三个部门分工明确（也是如今西方国家声称三权分立优越性的原因），他们三省相互合作，相互辅助，职责明确，的确提高了封建王朝的办事效率。与此同时，他们三者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关系也让相权被进一步分割。

自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确立以来，三个部门相互牵制，相互辅助，提高了中央政治机构的办事效率，与此同时皇权进一步加强，但全程独揽大权的局面在隋唐时期并未出现。在之前，皇权和相权相互斗争和交锋中相权占了上风，而三省六部制就是当时二者相互掣肘的最好证明。

这在日常君臣上朝交接军机大事和政务时便可窥一二，从秦汉至唐五代，宰相都是百官之首，因此在上朝时期，宰相坐朝的习惯沿袭了一千多年。

即使唐代已经设立了完整的三省六部制度，但相权被打压的程度远远没有让历朝历代的君王彻底放低戒心。在宋朝时期，相权和皇权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以来便开始着手削弱相权，尽管依旧沿用三省体制，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宋太祖赵匡胤设中枢和枢密院，分别掌控决策权和军事管理权。户部、盐铁、三司也不受宰相直接管辖，两府三司的开创性类似于三省六部制，皆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下的产物。

尽管宋朝时期皇权进一步收拢，但是在元朝时期却遭遇了反扑，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未将中原政治体制吃透，因此元朝时期的相权相比宋朝大有抬头之势，甚至达到了一度可以与皇权对质的地步。

元朝不足百年却诞生了诸多的权相，他们这些人不仅可以随意对皇帝的决策颐指气使，甚至还可以任意指定继承人，这是相权势力的反扑，也是皇权扩张之路上的坎坷。三省六部制源于汉人，是中原王朝土生土长的产物。蒙古人虽未将三省六部制的奥义参透，但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继承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的任务。

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手中权力，永葆明朝江山千秋万代相传，于是便发动了几个要员的大案，其中，胡惟庸一案使得相权和皇权的矛盾彻底激化。

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借机废除了丞相一职，并且立下诏令，命令明朝子孙千秋万代永不设立丞相，这一制度直接结束了传承了千年的相位。宰相被废，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渐渐消失，皇权的集中达到了顶峰地步。

于此同时，繁重的任务也只落在皇帝一个人身上，为了分担帝王的责任，朱元璋在废丞相后创立了殿阁大学生制度。这一制度并不是丞相制度的重演，而是丞相作为辅助者决策的异化，这是因为殿阁大学士的职位大多比较低下，官员班子组成大多的人品级较低，类似于只服务皇帝一个人的秘书班子。

由于职位低下，手中无实权，因此皇帝对其管理更加方便，这些人虽然负责中央政府的政令起草以及下达，但是手中没有任何实权可以左右国家政务的走向。

与此同时，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三省不复存在，六部直接受到皇帝管理。殿阁大学士只起到辅助的作用，这在无形之中给皇帝施压了诸多的责任。因为由皇帝一个人负责，这六个部门需得向皇帝直接汇报政务，但是皇权和相权的交锋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在这个过程中，六部隐隐成了隐藏中或者是萌芽中的相权，比如说明朝万历地期间的首辅大臣张居正曾说“吾非相，乃摄矣”。因此，为了解决这样隐隐存在的、威胁皇权势力的相权，明清后期的封建君主在加强皇权这件事情上更上一层楼。

在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让皇权被推到了独一无二的顶峰后，乾隆皇帝随之设立南书房，这使得有才能的大臣只能跪着上朝，听从命令。

至此，中央集权的由弱变强达到了志高无上的地步，皇权对相权的压制也达到了最大程度。

在封建王朝权力的发展过程中，相权和王权是无法独立分开清算的。尽管相权带有威胁皇权的意思，但是在打压相权的过程中，皇权的独大也造成了君主个人意志过于强盛导致决策失误的状况。

在宋朝时期，由于下设官僚机构过多造成了官员冗余、国家财政支出过多等情况。皇权的一味发展也使得庞大的封建帝国只听从于一个人的命令而无法有效运转。三省六部制的出现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帝王权力的无限扩张，但最终倒塌于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