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31日，陕西商县杨峪河乡王墹村，在全副武装的武警的控场下，一场空前的发掘活动正在进行着。

专家刨开一块菜地，清理掉泥土和一层秸秆后，立马看到八九具头脚交错的人的遗体，再往下挖又是一层，竟有33具之多！很快，挖掘人员又有发现，在院落东侧约1.5米的地下挖出8具尸骨。

这不是考古现场，也不是战争遗留，而是这个院子的主人——一个普通农民亲手所为。被捕后，面对审问，此人竟反问警察：当年黄巢杀那几百万人都没判刑，为啥我就要判刑？况且我杀人有原则，是在给新中国做贡献！

这个杀了48人却不觉得自己犯了罪，反而自认有功的狂徒名叫龙治民。犯下如此滔天大罪，这人长得却很不起眼。甚至他从您面前走过，您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远不像今天这般“透明”，在社会的最基层，许多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发生着。别的先不说，“失踪”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在当时，一封信少说都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寄到，由于通讯的落后，一些小孩跟父母赌气离家出走，可能从此再无音讯。

然而在1983年到1985年之间，这类事情在陕西商洛地区却频繁得有些反常，警方不断接到人员失踪的报警，粗略估计，短短两三年里竟有几十人被报失踪。纵使失踪者的家属心急如焚，警方也拿这些无头案没有办法。

直到1985年中，一个巧合为整个事件带来了转机

当年5月27日，失踪者杜长英的哥哥杜长年再次来到县城寻找弟弟的下落。大概两个星期前，兄弟二人去县里购买猪饲料，两人分别后，弟弟再无音讯。杜长年本不怎么抱希望，在路过县城的造纸厂时突然想到自己表弟侯义亭在厂里当出纳员，城里的人懂得多，说不定表弟那里有啥消息呢。

这次显然没白跑，当杜长年说明来意后，侯义亭惊呼道：前几天确实来了一个人，拿着一张一块八毛五分钱的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侯义亭压根不认识那人，纸条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对方解释说，杜长英欠他钱，拿条子抵债。这种事并不罕见，侯义亭当时也没多想。

次日，在侯义亭的帮助下，杜长年找到了龙治民。面对追问，后者一点也不虚，反而理直气壮地表示，杜长英欠他20元，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就在杜长年一筹莫展之际，另一伙姜家人竟也找上门来了。两起失踪案都跟一个人有关，众人大感不妙，当即将龙治民押到了县公安局。

在局子里，龙治民不改说辞，坚称杜长英欠他钱，他在街上堵住了杜长英，后者才拿那张纸条抵了一部分债。至于姜姓失踪者，龙治民说他此前只是雇其修猪圈，活就半天，干完就走人了。

龙治民是否有犯罪嫌疑，由于缺乏证据，警方一时难以定论，事实上，大多数人偏向于龙治民无辜——他们压根不相信他有这“魄力”。

龙治民的生平，可谓是一地鸡毛

1941年，龙治民出生在陕西商县杨峪河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父母对其百般宠爱，甚至每天去耕田时，龙父都要用箩筐把儿子背到田边，一刻都舍不得分开。

龙治民自幼体弱多病，身形瘦小外形猥琐，这样他在学校里很不合群，无论是在同学还是老师眼里都不怎么讨喜，同学无休止地欺负捉弄他，老师也不管不问。

随着年龄增大，他的心态由愤恨转为无奈，又变得麻木，最后干脆一躺了之。

龙治民之懒，在十里八乡可是出了名的。在集体经济时代，龙治民干的活勉强只够额定工作量的四分之一，饭却一顿不差。每每发粮，他甚至都懒得亲自去领，直到干部上门给他送粮。龙治民几乎不倒垃圾，后来警方登门调查时，发现其院中堆满各种垃圾，气味之难闻居然几乎将遗体腐坏的味道掩盖。

1985年5月29日上午，县公安局曾派了两名警察赴龙宅调查，二人只是大概看了一圈。就是这么个角色，警方一开始没有敲定其嫌疑是有情可原的。直到警方再度上门时，经验丰富的刑警队长王扣成隐约从漫天的复杂气味中嗅到一丝尸臭，对龙治民宅展开深入搜查，这才从一个东厢附近的一堆草垛下发现两具男性遗体，又从附近一只麻袋中找到一具女性遗体。

都说倘若你在阳光下看到一只蟑螂，是因为黑暗里已经多得藏不下了；警方之所以能轻易地找到这两具遗体，也是因为龙治民家的院子里已几乎没地方埋了。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刑侦专家们在龙宅院子的厕所、猪圈以及菜地下发现3处藏尸坑，共掘出被害人遗体多达45具；加上先前发现的3具，此案的48名受害者便全部被找到。

生活在这样一座埋满冤魂的居所中该是怎样一种体验？常人怕是想都不敢想。连身经百战的专业人员都表示，现场有不少人的情绪濒临崩溃。

反倒是龙治民对此毫不在意，他在审讯时扬言自己有“三不杀”：不杀科研人员，不杀干部，不杀工人。他认为自己所杀的都是一些残疾人和文盲等，这些人对国家毫无价值，自己“帮国家清理累赘”，是为国家立功呢！

此案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尤其在当地，影响更是堪称恶劣。数以千计的村民现场围观，竟被龙治民的凶恶震碎三观，群情激奋。若非全副武装的武警维护现场秩序，后果恐怕难以预料。商洛地委、商县相关部门大小领导全部到场，此案甚至惊动了国家高层相关部门领导，称之为“共和国第一凶杀案”。

有一种难以证实的说法：在挖掘行动持续的几天里，从附近县市“慕名”赶来围观者，累计多达逾1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瘦小的龙治民之所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杀人，多亏他有一位“贤内助”。

1978年，在身边人的撮合下，龙治民与同村女子阎淑霞成婚。要知道，仅一年前，龙治民就犯下一桩丑事，把一名智力障碍女子哄骗并关在家中，接连猥亵几天。或许亲朋想用家庭让龙治民找到责任，改邪归正，谁料阎淑霞也不是省油的灯。

阎淑霞对龙的为人毫不在乎，新婚不久，龙治民说，夫妻俩一个残疾一个废人，两人加一起也没个财路，但饭还是要吃的。他会“找人掏些钱”补贴家用，要阎淑霞别对人乱说。

言外之意，龙治民要害人。谁料阎淑霞丝毫不惊慌，反而给丈夫打了一剂强心针：“饭我要吃，你的钱咋来的我不管。”

在遇害的48人中，17人为女性，受害者大多是身强力壮的男性。瘦弱的龙治民只得“智取”：他谎称雇人干活，当夜劝说受害者留宿，趁对方熟睡时将其击毙；为引诱受害者，龙治民甚至以阎淑霞做诱饵，允许受害者与阎发生关系。总而言之，龙治民夫妇为谋财可谓不择手段。然而据警方统计，谋害了48人，两人所得现金只有573元，另有手表6只——即便在三四十年前，这也算不上一笔大钱。

龙治民说，自己未曾没受过良心的煎熬。有一次杀完人后，他半夜听到了怪声，持续不断，以为是被害者来找自己说道了。

龙治民最初怕得不行，后来干脆心一横，心里默念着过去的语录，壮着胆子循声查探，发现原来是被害者的血从楼上滴下弄出的动静。他长舒一口气，找来个盆放在下面，回头就睡了个安稳觉。

在狱中，警察竟问道：“和这么多死人住在一起，你就不怕吗？”

龙治民说：“怕啥？死人也是人嘛！”

1985年8月30日，龙治民夫妇被陕西检察院商洛分院提起公诉，公审当天人山人海。9月20日，地区中院判处二人死刑，驳回上诉，于7天后执刑。

从此案中，我们能看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时代造就了数不清闪闪发光的英雄人物，却同时默不作声地毁掉了更多的普通人。咱中国老百姓笃信“人性本善”的道理，其实从一开始，龙治民也不是恶棍。

年少时的他老实本分，懂事好学，同龄人在村头撒欢，他只顾安静地读书，甚至常常深夜借月光看书。比起当时的农民，龙治民显然肚子里更有东西，甚至能引黄巢的例子为自己辩护。然而遗憾的是，“读书无用论”在那个时代依旧颇有市场，尤其像龙治民这样的出身，想改变命运很难。龙治民的勤奋好学在旁人看来多半是“假正经”，反而遭到讥笑。随着年龄增大，龙治民也发现读书似乎确实无用武之地，对周遭的不满全部积在心里，直到扭曲到变态。

此人若生在今日，说不定能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成为国之栋梁呢。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但能看出中国近些年来建设成就之显著，更能领会国家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