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一清百事浊 误国又残民

一、问题缘起

书接上回，文承前篇。

上篇文章说寿富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以身殉国，留下三首绝命词，第一首说：“衮衮诸王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丧鸿图”是误国的文艺性说法，就是这是他对当前大清国政治和形势的思索，是对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反思。结合其经历和一贯主张可知：寿富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源全在于“衮衮诸王”，他们盲目自大，不识时务，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国内挑动民族情绪，国际不守通行规则。挑唆慈禧太后与十一国列强开战，从而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至于“衮衮诸王”具体是谁，一首小诗无法展现，但是六年后的刘鹗在《老残游记》里，给予形象而明确的揭示。

二、小说里杀人的清官

1.草菅人命的玉贤

《老残游记》鲁迅评价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本书里讲述两个清官的故事：

其一讲山东曹州知府玉贤办案的故事。曹州的于家庄财主因为强盗栽赃，被他不问青红皂白，把于家父子三人用站笼惩罚致死。当时任凭苦主喊冤，别人求情都无济于事，其二儿媳气愤地跪在府衙门口用小刀抹脖子自尽了。一场冤案，四条人命。玉贤的理论是“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了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而当抓住真正的强盗后，他竟然又释放了移赃的三名强盗。

书里说：“无论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玉贤）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知府门前的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

玉贤把百姓当强盗办，被抓的十个人中有九个半是良民。

小说里的玉贤，是一个谐音梗，指的是山西巡抚毓贤。

2.刚愎自用的刚弼

另一个清官叫刚弼，也是草菅人命的昏官。他总感觉自己占领道德高地，一贯政治正确，看谁都是奸佞小人。他办案逼供信是家常便饭，钓鱼执法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逻辑是，你不是坏人，为何害怕，还要行贿？他不知道自己刚愎自用，毫无怜悯体恤之心，独断专行，滥施酷刑，把多少良民屈打成招，行贿讨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刚弼的谐音梗是成语“刚愎自用”的刚愎，指的是晚清兵部尚书的刚毅。他与毓贤都是著名的清官，还写过一本《居官镜》的廉政小册子。

刘鹗在书中自批曰：“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三、现实中误国的清官

“小则杀人”，小说里多有记载，“大则误国”，他没有说，但在自批里点名批判了两名高官：“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这两位也都是当时的名臣。

不贪赃的清官怎么会误国呢？为什么更可恨？这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水平。

1.误国误民的徐桐

徐桐（1820～1900），清朝大臣。他保守陈腐，极端排外，“恶西学如仇”，对外部世界和新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曾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他家住外交使馆相近的东交民巷，就在门上贴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表达对洋人的憎恶。

他反对洋务运动，反对维新变法，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反对修铁路……他顽固地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公开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儿子竟然喜欢抽雪茄和西洋用具。以至于他每次路过儿子房间都闭眼捂耳匆匆而过。

义和团进入北京，徐桐兴奋不已，连呼：“中国当自此强矣”，亲自前往迎接。他支持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使馆和教堂，这种做法不仅违背国际规则，也违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古训。义和团火烧教堂时，他兴奋地请来戏班子在家唱了二十天堂会。这样一个以封建道统自居的老顽固，竟然把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抛到九天云外，深信不疑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灵附体”。等到北京一片混乱之时，他家也被义和团劫掠，真是莫大讽刺。

在徐桐、刚毅等一批保守派鼓动诱惑下，慈禧太后宣布对十一国列强宣战，命令各省督抚杀洋人，甚至公开悬赏鼓励百姓杀洋人，明码标价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愚昧残忍以至于此，令人叹息。

2.滥杀招祸的毓贤

毓贤（1842－1901.2.22），晚清山西巡抚，当时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

他曾在山东曹州当知府，对民众采用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三个月杀了两千多人，官场外号为“屠户”。《老残游记》所载他的故事，可认为是披着小说外衣的通讯报道。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毓贤调任山西巡抚。他利用义和团进行排外。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杀害教民。他自己设计将全省意大利和英国的传教士、修女46人（含11名幼儿）集中到太原一室之内，集体杀戮。他自己亲自动手杀害了意大利山西教区主教艾士杰，凶残可见一斑。

山西全省先后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省。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

他们都是清官，所作所为也发自初心，真诚爱国。用老舍《茶馆》里旗人常四爷的话说：“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

四、被扼杀的反对派

也有理智的声音，以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袁昶、联元等思想开明的五大臣为代表，他们与毓贤、刚毅等在朝廷御前大臣会议上激烈交锋。寿富的岳父联元曾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怒斥毓贤等人，陈述万不可杀害外国公使及与利用义和团跟十一国列强开战的利害得失，不幸的是不仅五大臣被杀，联元“战败”的话也一语成谶。

也有一些地方大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东南数省巡抚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他们对慈禧大杀洋人并向十一国开战的做法不以为然，拒不奉旨。这为大清国减少了损失，阻止形势的全面恶化，为以后收拾残局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直至李鸿章弥留之际，回顾“义和团之乱”的经过，对始作俑者毓贤仍骂不绝口，痛斥“毓贤误国”。

五、几点思索

1.道德洁癖不可取

结合晚清政治和国际时局，我们对刘鹗所言“清官误国”的说法也就一目了然了。清廉是当官治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一般人对官员和皇帝往往患有“道德洁癖症”，要求他们道德完美无瑕，学识无所不知，工作无所不能的全才甚至圣人。特别重注个人私德，津津乐道的往往是睡衣和龙袍补了几个窟窿，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平时舍不得吃鸡蛋，过节才能吃上肉等等，殊不知割让香港、签订历史上第一个卖国条约却正是在生活节俭到营养不良的道光皇帝手中开启。

2.私德治国不靠谱

虽然清廉的个人品质值得赞许，但晚清历史证明，仅凭私德是不可能富国强兵、保境安民的。有些清官，性格刻薄偏执，思想陈腐保守，见识浅薄愚陋，心胸偏狭逼仄者。他们以“天下皆浊我独清”的优越感而眼空无物，自命不凡，永远正确，一意孤行。他们不愿了解时代潮流和国际局势，不懂得中西文化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坚守着天朝上国是世界中心的优越感，将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盲目的排外，自己也成为祸国殃民的民族罪人。故而刘鹗不无激愤地说：“天下事误于奸慝（tè）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

3.清官更具迷惑性

有些清官往往以清廉邀买人心、沽名钓誉，“清”成为上升阶梯的“术”，以此谋取更大权利。诚如刘鹗所言：“有才的急于做官，又急于要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历朝国家俱受此等人物之害”。清官的光芒遮盖其身上的阴暗，让人看不清本质，更容易蒙蔽大多数善良人，使其轻易得售其奸。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官以一贯正确和道德高尚的形象影响国策，绑架君臣，迷惑百姓，断送国祚。

4.民众迷信需破除

刘鹗提出清官误国的说法，是对古代普通百姓迷信清官，崇拜清官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也是对社会敲响的警钟。毓贤死后，山西百姓为毓贤建立祠堂，四季供享，以至于清政府都看不下去，勒令拆除，断了后世愚昧的念想。

一味迷信包拯、海瑞之类的清官，希望他们能包打天下解决社会和国家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是不现实的。结合晚清现实情况，那些“清而刻”的官员，给百姓、社会和国家带来的是巨大灾难。真正造福百姓的还是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刘鹗提出清官误国已经“道前人所未道”，这无疑是一个进步，至于更深层的认知已不是那个时代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