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一支俄国探险队的汉中之行

1874年3月中旬，俄国沙皇为“探访茶路”，向中国派出了一支科学考察团，由索思诺夫斯齐带队，从圣彼得堡出发，取道蒙古乌兰巴托、北京、天津、上海，沿长江抵达湖北汉口。1875年（光绪元年）3月底，考察团一行顺汉江水道，进入了汉中府境内的黄金峡...这场前所未有的科学考察活动，不仅有博宴尔斯齐拍摄的珍贵老照片（笔者曾对其中的汉中老照片作过一些解读），还有科学官员皮斜斯齐博士写下的日志——《在蒙古利亚和中国的俄罗斯旅行者》。

2005年6月，学者沈弘在《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一书中，曾以“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为题，节录翻译了皮斜斯齐博士考察日志中的兴安府（即安康）部分。《在蒙古利亚和中国的俄罗斯旅行者》原书，由俄文写就，一经出版就风靡西方，先后被翻译成法文、英文，还在刊物上连载。笔者此次尝试在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基础上，对皮斜斯齐博士考察日志中的汉中府部分进行整理翻译，算是接续“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一文。本文的作者皮斜斯齐博士还是一位素描高手，文中的插图均出自其手。以下为翻译的中文版第一部分，文中蓝字部分为笔者添加。

科学官员皮斜斯齐博士肖像

（1875年）3月27日。虽然石泉县（Che-Tsouen-Chien）的人们都劝我们换乘两艘更适合在这一段汉江航行的船，但我们还是决定继续用之前的。就连船主也请求不要继续前行，因为他们的船将不适合接下来的航行。

思诺福斯齐（Sosnowsky）派我们的哥萨克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今天，当他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在测量汉江的深度时，他问道:“我们每天都在测量吗？”这个问题就像他问哥萨克人，我是否还在画画一样不合时宜，哥萨克回答说，我还在画画；他又说：“好吧，注意别忘了。”幸运的是，我们的哥萨克人够聪明，知道这些测量是在没有队长命令的情况下也要采取的。

3月28日。美好的一天；空气清新而纯净。就在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有人请求我们等一等，因为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的船主拒绝雇佣船夫。于是，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开始去寻找骡子，并离开了那艘船。我们的船员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的船主平时总是沉默不语，现在却说，如果不是那艘船耽搁我们，我们早就到达目的地了。

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来了三个官差，其中一个拿着铁探针。他开始和我们的队长谈话，声音越来越大，还吵了起来。两个翻译，一个啥也听不懂，另一个连翻译俄语都不会。后来，我们弄明白了，他们把我们当作走私货物的走私犯了。只需要给他们看中国当局给我们的护照就行了，但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却固执地拒绝了，结果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官员们坚持要检查我们的行李。我们恳求他们上我们的船，亲眼看看我们是不是商人。礼貌和冷静的举止立刻缓和了局势；他们环顾了一下舱房，马上宣布我们可以安心离开了。

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总是站在他的船前面，周围都是中国人，大家很惊讶一艘麻秧船（ma-yan-tchouan）竟敢在这样的地方冒险。哥萨克人也在说：“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这艘船永远不会到达汉中府（Han-Tchong-Fou）。”“队长知道吗？”“是的，他知道！”他自己也害怕，在每次过险滩前，他都会上岸，他一次也没有坐船经过。

我今天为我的植物标本馆采集了一些花——紫藤和月季花。我采摘的数量足够装饰我们的小船舱了。这让喜爱鲜花的中国人大为高兴。荒凉陡峭的岩石现在变换成了平缓的山坡，山坡上的土壤经过耕种，变得很肥沃。我们又看到有人在淘沙金。一个博物学家可以在这个地区收集大量的鸟类标本。

队长的船在后面，晚上到达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使我们有了一些信心。可是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幸运地到达汉江之旅的终点。

两个半月以来，我们一直在逆流而上，河水上涨，略高于海平面。在这个季节，汉江水位很低，航行确实不那么危险，因为相对于高水位时，我们更容易看到礁石。

3月29日。在通过几道险滩后，我们早早地停了下来，因为王（Van）告诉我们，60里内没有其他合适的停泊点。

河岸上的居民非常热心地为我们提供面团、家禽、鸡蛋、甜食、大米、糖和芝麻。这些食物不错，我们吃得很开心，因为没有更好的了。

我们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和高昂；船只和缆绳都被彻底检修过，准备通过龙滩（Loun-Tan），这是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最危险的险滩。

3月30日。从黎明开始，大家都忙碌了起来。我们的船先出发。第二艘船上的纤夫，以及其他临时来帮忙的人，分成了两队；一队在左岸，另一队在右岸。两支队伍各有一根缆绳固定在桅杆的底部，另一条则系在顶端，以备不时之需。王（Sin Van）站在船头，一只手拿着钩杆，他举起另一只手，准备发出出发的信号，因为河水的湍急声让人什么都听不清楚。其他一些手持钩杆的人也站在甲板上准备行动。

最后，王（Van）看了一眼，下达了出发的信号。我们慢慢地向险滩前进。汹涌的浪花将我们团团围住，水浪不断地拍打着颤抖的船舷，仿佛要把船身撕碎，以惩罚它敢于在这里冒险。我害怕得不行，这艘船好像突然停了下来，我开始后悔我们没有把所有宝贵的财产都提前运上岸。但为时已晚；如果缆绳断了，我们所有的财产都要丧失——笔记、地图、植物标本、鸟类标本、图纸、矿物、丝绸样本——一切都会沉没。

时间似乎过得非常缓慢…王（Van）一声不吭，表情严肃，他向我们保证，他对这艘船充满了信心，河水到不了甲板上；他之前已经检查过缆绳，可以相信它们的强度。河水的噪声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听不到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在我耳边的尖叫。这场面既壮观而有趣。在我看来，王（Van）是在寻找最危险的地方，但没有人敢给他提建议，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进行观察。每个人都对他充满信心。

在这紧张的时刻，我忘记了我们进入险滩的时间，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四分之一的进展。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才穿过它。最后，我们把可怕的龙滩（Loun-Tan）甩在了身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水流相对平缓的河段。航行了大约四分之一俄里后，我们把船停到左岸的一个沙洲后面，大家都开始帮助队长的船。哥萨克人独自留下来看守我们的行李。

“麻秧船（ma-yan-tchouan）可能过不去了。”王（Van）说道，我们一边走，一边听着这句死刑令般的话语，这让我们惊愕不已。就在此时，那艘货船进入了险滩，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慢慢地跟在后面，至少有20个纤夫拉着缆绳。按照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的习惯，他带着苏伊（Siuï）上岸；其他人留在船上。

我们被可怕的恐惧攫住了，盯着那艘在险滩中的小船。水浪拍打着宽阔平坦的船尾，船身左右倾斜；河水越来越汹涌，水浪猛烈地撞击着船身，一个大浪打进了右舷。大水冲了进去，船上的人全都飞到了左边，随着右舷的下沉而上升；船的阻力越来越大，缆绳一根接一根地断裂。

有人认为，这艘船可能会像箭一样地被河水冲走。什么也没有发生。船在侧翻后，向着河流的一侧，慢慢地下沉。一时间，船尾离岸很近，翻译、摄影师和哥萨克人帕沃洛夫（Pawlow）抓住时机跳上了岸。我还能看见船主，紧紧抱着妻子，准备迎接他们的死亡。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Stepanow）和掌舵的中国人似乎不相信危险，依然坚持留在船上。

我和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向他们跑去，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多么的徒劳；我们都失去了理智，到处乱跑，什么也做不了…船已经破碎了；它越来越倾斜，直到完全侧翻。幸运的是，这四个人都趁机爬到了船身在水面之上的部分。甲板被石头撞成成了碎片，所有的行李都掉进了河里。箱子和手提箱被水冲走。一阵恍惚过后，我们开始行动；哥萨克人帕沃洛夫（Pawlow）脱下衣服，追着缆绳游了过去，徒劳地希望能将船停下来。对岸的一名中国人也做了类似的努力，这次更成功，因为经过几次尝试后，他顺利地抓住了缆绳并将其固定。其他人也帮他拉住了缆绳；但由于水流对船的冲击力，缆绳在几个地方断裂了。

爬在沉船上的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Stepanow）抓住了第二根缆绳的尾部，并用牙齿咬住它，游向了水流较缓的地方，将它牢牢地绑在一块石头上。船就这样被拦住了，三个人奇迹般地获救了。

洋县黄金峡，龙滩，船难现场

“一切都完了！”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说。“预言应验了，中国人的建议被忽视了，这就是惩罚，多么严厉的惩罚啊！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我们的远征结束了。我们只剩下不光彩地返回家乡；同时，我们必须看看我们失去了什么，以及我们还剩下什么？这很有必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艘船是在对岸被救下来的，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船上过河。我对险滩的长度感到震惊，我现在发现它大约有一俄里（1067米）长。

我们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上，其他人涉水而过，终于到达了岸边的沉船。两只绑在一起的公鸡奇迹般地逃了出来，各种物品散落一地，完全被水浸湿。

不幸的船主看着灾难现场，一动不动，脸色阴沉而愤怒；他可怜的妻子，坐在旁边，痛哭流涕。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回过头来，镇定自若地说：“谢天谢地，文件都保住了！”

“什么文件？”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惊讶地问道。

“关于中国的商业资料和一般说明。”

谈话就此停止。这可能不是谈论“中国笔记”的时候。

我们感到悲伤和羞愧，但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对这场巨大的不幸并没有感到不安。很快，他就开始用俄语向中国人发号施令，但中国人听不懂。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Stepanow）在河中，忙着打捞还留在沉船中的几个箱子。“你看，中国人是对的，你应该听从他们的建议。这有什么好说的？”队长大声地发号施令，先是对听不懂的修伊（Siuï）喊道，然后是对最聪明和精力充沛的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Stepanow）嚷道。“你装什么傻？”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尖叫道，“你为什么不能把船翻过来，把东西弄出来？”

把一艘“能载满15个人连同所有行李”的船翻过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接着，他开始追着胖厨子大喊大叫，胖厨子更不明白，然后他又转向我们，责备我们没有给他派去我们的哥萨克人斯莫克尼（Smokotnine）。

“他守着船，我们是来帮您的。”

“帮什么忙？斯莫克尼（Smokotnine）至少可以给我翻译；我下不了命令。”

我回到船上，把斯莫克尼（Smokotnine）派了过去。

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留下来查明我们的损失情况，看看还能从沉船中打捞出什么。我开始着手填充早上杀死的鸟类标本，很高兴这是一个完全机械的操作，因为面对已经席卷我们的灾难，我根本不想工作。

我的思绪飘向了未知的未来。现在，船夫的船永远毁了；他的船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唯一的生计。我们的钱、我们的武器、我们的火药都在水里。我们该怎么办？晚上，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回来了。我们给可怜的船难同伴送去了晚餐：一些肉和大米、茶、糖、还有蜡烛、烟草等等，作为急需。我们的船和沉船现场之间的沟通有些困难；所以我们想乘船越过险滩返回，但中国人拒绝了。深夜，我们的哥萨克人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王（Van）在邻近的村庄找到了几名潜水员。

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成功地从水中钩到了一些物品；然而，这只是为了展示他们的力量。中国人警告我们，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可能会自己找到银子并将其瓜分，而我们并不比他们更聪明。因此，有必要向他们保证每个箱子给他们100卢布，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同意了。潜水员们立即在沉船的地方进行打捞。他们用长长的船钩在水底探测，当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时，其中一个就潜入水中。一旦到达水底，如果物品很重，他就将其固定在船钩上，并用绳索发出信号，拉起船钩和他们所系的任何东西；较轻的物品，他们会带着自行浮出水面。

他们已经打捞出了一个装有300磅重物的箱子。银器、一支步枪和一把完全没有被水损坏的左轮手枪、所有的弹匣、铅、14吊铜钱（sapèques）、几袋大米，等等。

哥萨克人对潜水员表现出无限的钦佩，并在这个问题上以非常原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哦！阁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聪明的人！其中一个突然潜水消失了；我们等着等着，心里说，完蛋了，我的小中国人；你永远不能抽烟了，更多的鸦片。但是不！他又浮出了水面，几乎喘不上气；再迟一点，他就会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明天他们将再次继续打捞；在岩石之间，他们潜入水中，就在最汹涌的河段。我的上帝啊，真是不幸！经过如此多的警告，却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哥萨克人叹了口气。“这些小中国人不知道会怎么笑话我们？”

3月31日。早上，我先去了船难现场。所有打捞出来的物品都堆积在岸边。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晾干它们，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失。我们在秋门（Tiumen）拿到的15箱照相器材，恰克图（Kiachta）商人送来的各种样品：床单、毛皮、皮革和织物，状况非常糟糕。在杂乱的物品中，有我们在汉口（Han-Keou）的同胞提供的茶箱，其中有属于我们的，但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拒绝给我们。还有成堆的书籍、丝绸、官员的礼物，有些是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和我的；各种各样的亚麻衣服、音乐盒、罐头、给官员的礼物，魔法-灯笼、纸浆制品、彩色石版画等。此外，我们还看到了科学仪器，其中一个是银箱（另一个是后来发现的）、子弹、现在被用作避难所的帐篷——总之，像一个普通的集市——处于多么好的状态！

丢失的东西，包括价值200卢布的银锭、40磅重的火药和中国政府签发的护照。大家都忙着把东西拆开，摊平晾干；在目睹了这一凄惨的景象之后，我回去了，很遗憾这又要浪费大量的时间。

4月1日。雨下了一整天，这必然延长了我们在这里的逗留时间。与此同时，我们的粮食也快吃光了，我们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买些吃的。晚饭后，我拿着步枪四处游荡。这次散步彻底让我明白，我必须说服自己面对所有的困难；在汉江的两岸，只有无法攀登的巨石。当地人只在白天来，还带着灯笼。如果夜幕降临时，没有灯光，他们就会躺在原地过夜。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村庄。我的到来给村民带来了明显的乐趣，尤其是妇女，她们被“外国人”的样貌逗乐了。

也许是我穿着的欧式服装看起来很可笑；但在中国人眼里，欧洲人无论穿没穿制服，总是可笑的。

从村庄走出来，我沿着一条通向河流的小路继续前行。我注意到几处险滩，在很短的距离内依次排开，巨大的礁石突出水面。

我身后还跟着3个中国人，他们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帮助我克服了各种障碍，而且似乎对我的步枪很感兴趣。我射杀了一只翠鸟（tzei-tzou），它有漂亮的蓝色羽毛，被女人追捧为装饰品。我必须补充的是，中国人从不杀翠鸟（tzei-tzou），他们通常会用陷阱诱捕这些鸟，再拔掉一些羽毛，会恢复它们的自由。这种羽毛与黄金一样，但并不是很贵重，因为它们实在太轻了。

天色渐晚，夕阳照亮了对岸的群山。我已经离船大约4俄里，我乐于助人的同伴提醒我不要再耽搁。这提醒很合理，因为当我到达我们的停泊点时，天已经黑了。稍晚一点，我们的哥萨克人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潜水员当天收到了承诺的200卢布（32英镑）的打捞费。他们已经捞到了一支枪、火药和照相器材，这些都完好无损，多亏了我们在秋门（Tiumen）得到的箱子。队长非常感谢哥萨克人的服务。

4月2日。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

4月3日。我们的船主和他的工人开始抱怨长时间的停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费用。他们所有的费用都将由我们报销。我们自己也有些受够了；食物短缺；然后，我们的厨师还失去了他所有的盘子，把我们的盘子都拿走了，尽管这并不是他独有的；我们甚至没办法泡茶，只能向船夫借。

在过去的两天里，温度计在阴凉处一直保持在列式26度，为了避免烈日曝晒，中国人戴上了巨大的宽檐草帽。他们玩着窄纸牌（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自娱自乐，蹲在当成桌子的石头周围。船主的3个孩子赤身裸体地在沙滩上跑来跑去，玩着拖船的游戏，小船用绳子系着。

晚上，当哥萨克人回来的时候，我们问他行李是否打包。“什么都没做，”他说，“我们没有得到命令，队长整天忙着摆弄乐器。直到晚上，搬了几件东西；一切都是干的，我们本可以收拾行李离开的。中国人想知道他们在河滩上做什么，如果他们想进行贸易，他们会嘲笑的。”

4月4日。最后一天的停留。经过4天的被迫延误后，现在又租了一艘船，大家都在船上安顿下来。它比我们的船小。他们本应该在石泉县（Che-Tsouen-Chien）换船，此时船主已经劝我们不要往前走了。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不然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离开时，他和家人得到了30卢布（4英镑16先令3便士），尽管他的船花了他400卢布（64英镑3先令4便士）。我不想描述那些可怜的、身无分文的人独自站在岸边，在船的残骸中所发生的令人心碎的场面。虽然这不幸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但我相信他们会对俄国人留下不好的回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得不对。

4月5日。乌云密布的天空，小雨。我们做好了准备，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远远地看到了队长的船。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走在岸边，跟在后面；船上是照相机的箱子。然后，船停了下来，队长非常小心地上了船。很快，我们航行到了另一处险滩，这是我三天前看到的，它比龙滩（Loun-Tan）要危险、困难得多。

我记得一位名叫勒孔特神父（FatherLecomte）的旅行者在哪里说过，他在10个月的时间内，在地球上的各大洋航行了12000英里，但从来没有像他在中国的河流上度过的10天那样危险。这种比较当然是夸大其词，但却说明了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们的船用了50个人才渡过险滩，这里被称为鳖滩（Bie-Tan）。有些人拖着缆绳，有些人操着船钩；两个人掌舵，队长站在我们船舱的顶上。这场面有些怪异；波涛声和人们的叫喊声奏出了一场可怕的音乐会。我们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三个险滩，我们看到了一艘满载烟草的船失事了。

21天前，汉口（Han-Keou）派来的一个信使和我们会合，给我们带来了同胞的消息。

我们在王爷庙（Van-E-Miao）（即洋县黄金峡中杨泗庙，旧时往来船只，船主必到王爷庙宰鸡献匾额以敬神。现仅剩遗址）前停了下来，每个船主都必须在那里缴纳300个铜钱（sapèques）的供品，还会收到一张登记收据；因此，它不亚于一种税收，尽管人们努力赋予它一种宗教性质。

4月6日。船夫们急急忙忙地通过险滩，生怕下雨导致河水上涨。礁石现在完全淹没了，河道变得更加危险。在每一处险滩中，队长都会从船上下来“从远处发号施令”。至于我，对于王（Van）充满信心，他的冷静和勇敢，即使最害怕的女人也能放心。他观察着一切，随着缆绳的轻微移动，用他的钩杆把船从石头上推开。渡过险滩后，他坐下来，拿起他的烟斗，静静地抽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自夸。终于，我们通过了最后的险滩，群山渐渐远去，河岸失去了野性，我们开始遇到类似于我之前描述过的牧场、田野、村庄和堤坝。汉江变宽了，不再危险，只是水位很浅。

4月7日。随着我们前行，风景逐渐改变；山脉逐渐消失在地平线，河流可以浇灌平原和耕地。房屋越来越多。家畜，比如马和骡子，在它们附近吃草；牛让人想起了蒂罗尔（Tyrolean）的品种。在每天只能看到光秃秃的岩石和山脉之后，这风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解脱。

我们到了离汉江不远的洋县（Yan-Sien）。我进了城，身边跟着一个很没用的衙役。人群将我包围，他一点也不知道如何维持秩序，有时他还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派他去衙门（ya-myn）再申请两个衙役。我进了一个寺庙，人群跟在我的后面。有的孩子为了能够看清我，毫不客气地爬上了神像的头和手臂。最后，我回到了船上，有几个病人还在等我回去。在城门口，我遇见了衙役。他陪我到了船上，我在那里咨询了一些事。

1875年4月，考察团队员博宴尔斯齐拍摄的洋县县城

4月8日。队长下令暂时不会离开，因为他还没有写完报告，他要让几天前加入我们的一个信使把报告送回汉口（Han-Keou）。

4月9日。在信使拿到沉船报告后，下午4点，我们出发了。我有幸阅读了这份报告的副本，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写了很长时间。它是这样开头的：“我们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后就是从汉口（Han-Keou）开始的整个旅程。队长称这种展示为“敢于公开”，他非常严肃地建议我们要一直如此。因此，在“严峻的考验”之后，出现了对汉江，这条相对于扬子江呈“对角线（diagonale）”的道路的描述，这也是此次考察的目的之一。

接着，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陡峭的岩石，林立如云中的森林”，不同名称的激流和险滩，数量有360个（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在地图上标出了大约80个险滩）。还描述了当地居民的特征，比如：“湖北（Hou-Pe）的居民有方形的头和扁平的铲形鼻子，他们阻止我们观测天象”等。最后，报告谈到了严峻的考验，即沉船事故，分散的船工、经过航道的领航员、远征队的成员、作为义务的劳役；只有一个想法，即打捞一切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Stepanow），不惧死亡；到我们剩下的物品，等等。

汉江（Han）变得很宽阔，但水位很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的沙底，并且可以在水不及膝盖的情况下涉水过河。

洋县（Yan-Sien）对面是一个大村子，名叫江坝村（Tian-Bao-La），隐藏在堤坝下。两者之间的交通联系紧密。有两艘大船，不仅可以载客，还能放下轿子，甚至还运有马和骡。小麦的成熟时间和我们的一样，是在7月。我们的船前行缓慢，经常搁浅在沙滩上。

4月10日。砖瓦制造是这些地区的主要产业之一，因为粘土质量上乘。砖很容易制作，但瓦的制作过程就比较复杂。屋顶、飞檐和建筑的其他部分还有木制装饰。粘土在原始状态下就是通常的颜色，烘烤后呈现出灰色或黄色。

今天，我们遇到了一只竹筏，竹筏的主人正躺在上面睡觉，脸被一顶巨大的草帽遮住，完全不考虑自己会漂向哪里。王（Van）在我们经过竹筏时，用水泼了他，但这个中国人只是微微抬起头，没说什么，转身又睡着了。

汉江上的竹筏

接下来，在我们的左边，出现了一条汉江支流，河口淤塞着沙子，叫做湑水河（sinschoui-ho），很特别，它的左岸平坦多沙，右岸则非常陡峭，上面覆盖着巨大的花岗岩块。然而，这并不影响这些斜坡被耕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小麦和罂粟田等。

因为水位低，汉江航行变得非常困难。船夫们徒劳地寻找了一个还算轻松的航道后，船就被拖着穿过了沙滩。我们快到城固县（Tchen-Kou-Sian）了。河岸变得更加生机勃勃；许多又宽又平的船停泊在那里，等待着水位高到足以让他们出发的时刻。

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立刻出发去看了这座县城，它距离汉江有四分之一俄里（大约270米），周围环绕着美丽的农田。一条由花岗岩和斑岩板铺成的古道，通向它；在过去，它一定很漂亮，但现在，它已经被无数的独轮车压出了深深的车辙。在城门口，我遇到了成群结队的乞丐，他们似乎已经奄奄一息；这些瘦骨嶙峋的人拥挤在我身边，散发着麝香、大蒜和鸦片的气味。所以，我加快了步伐；但看到一个雕刻精美的花岗岩凯旋门（即城固县石牌坊，已毁于文革）时，我忍不住想勾画它。我花了两个小时来做这件事——在这些肮脏、患病的生物的陪伴下，他们总是把手指放在我的画纸上，用草帽的宽边挡住我的视线。当我用铅笔碰到其中一个时，人群就喊着把草帽摘掉。很明显，没有人想阻碍我画画，但聚集的人群在不知不觉地困扰着我。

在城门附近，有一个戏院，我们可以听到音乐和演员的声音，他们注意到了“外国怪物”的存在，对我说了一些笑话，引起了人群的欢呼。推搡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无法承受，被挤到了门外。我担心——对于许多小孩子来说，他们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窒息而死。

两个搬运工要离开这里，来向我们送别。我想知道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小城会去哪里，他们告诉我们，有旅店，每天支付70个铜钱（sapèques），他们有吃住，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

4月11日。低浅的水位让航行变得非常困难。船主、士兵、我们的仆人周（Tjchou）和哥萨克人都竭尽全力让船前行了一码，之后，他们需要休息；然后，再次努力，再前行一码；这简直就是在陆上行舟！队长的船比我们航行得更加艰难，因为船上搭载了太多的人和行李。

一个在河边散步的中国人，看见我们在船上，摘下帽子，很有礼貌地向我们打招呼，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回应了他的问候，这个陌生人搭着我们劳役的肩膀，被带上了船。他用中文问我们：“你们是法国人吗？”—“不。”—“英国人？”—“也不是。”—“俄国人？”—“是的。”他最没有想到的就是俄国人。由于哥萨克人暂时不在，谈话几乎无法继续。然而，中国人继续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他们在汉中府（Han-Tchong-Fou）等了很久；我们的住处已经准备好了，而且钱是从北京（Pékin）寄来的。他见我们不明白，就指了指他脖子上的十字架，原来他是个基督徒，然后他拿出了装在书包里的一些书给我们看。

哥萨克人很快就到了，然后我们得知这位新朋友是个医生，12年前就信奉了基督教。从那以后，他开始学医。他正在去见病人的路上。

马德度斯齐（Matoussowsky）问了他许多问题，问我们要走哪条路线穿过哈密（Khami），他对这条路线的安全性提出了非常不利的看法。我本想和他谈谈我们的职业，但哥萨克人让我意识到，我想问他的问题不可能翻译成中文。然而，我了解到，在中国，疥疮（旧时代的汉中曾有“神仙难逃汉中疥”的说法。）是通过大量的内部疗法治疗的，但通常效果不佳。他离开了我们，还期待着再次见面，而我们则继续前行，像乌龟一样。他住在汉中府（Han-Tchong-Fou），不久就会回来了。

被轿子抬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船上被拖过沙滩却是闻所未闻的。尽管如此，当剩下的路很容易走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船上？我们要干什么？但那不关我们的事，去汉中府（Han-Tchong-Fou）的旅费是预先付过的。

4月12日。天气很热。两天来，浓雾遮蔽了太阳的光芒，把它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圆盘。我们的航行和昨天一样艰难，有时不得不掏空沙子才能让船移动。我很少看到马像我们的劳役那样工作，但他们从不抱怨或生气；相反，当他们把船拖了四分之一码，然后休息时，他们彼此说说笑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掏空河道的沙子才能让船行进

幸运的是，汉中府（Han-Tchong-Fou）并不遥远；我们已经看到了郊区的十八里铺（Chi-Pa-Li-Pou）（即今汉台区铺镇），周围人山人海，有的涉水过河，有的沿着江岸行走。我们看到搬运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设备上拖拽着货物，重量被平衡在两个肩膀之间。

四个搬运工抬着轿子过河，轿子里坐着一位抽着烟斗的女士，好奇地看着我们，当我把望远镜对准她时，她并不在意。

出乎我们的意料，突然刮起了顺风。我们赶紧张开了船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航行。船夫很希望在天黑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但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不得不在晚上中途停下，而王（Van）则在寻找足够深的停泊点，以避免船只撞到沙洲上。

与此同时，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在河边行走，穿着欧式服装。我们对这样一次会面的前景感到着迷，问自己那可能是谁；但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那只是我们的一位同行人员，已经走到汉中府（Han-Tchong-Fou）的翻译。他举着一个包裹递给我们，大声说他给我们带来了信件,问队长的船是不是很远。我们告诉他，船还远远地落在后面，请他上船来，等他追上我们。

很快，一艘小船把他送到了我们这里。他实在是太饿了，无法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关于城镇、人口或住宿的各种问题。他吞了几个煮鸡蛋，连盐都没加，又喝了一些不加糖的茶，说他习惯了后者，因为他身上没有带糖，一般的商店也没有糖。“事实上，”他说，“当人们快要饿死的时候，糖是小事；你可以理解，一只鸡被分给八个人，还不够他们吃的。”

由于害怕挨骂，他很快就离开了我们的船，我们现在停下来过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小木屋里度过的时光，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天气暖和得像夏天；野鸭、山鸡和其他鸟类的叫声在空中回荡。

4月13日。复活节的第一天。我们以一种普普通通的方式度过了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们遇到了比平时更多的麻烦，因为我们必须卸下船上的所有行李，并把它们搬运到城里。

早上7点，船最后一次停了下来。我们不得不收拾行李，并用手推车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一个半俄里（大约1.5千米）远的城里。最后，一切都办妥了，小船又恢复了原来空荡荡、脏兮兮的样子。我们告别了已经习以为常的船夫和他的家人，告别了汉江，我们走在手推车后面，车轮嘎吱作响，发出可怕的呻吟声。搬运工跟随着我们，他们带着我们的一些行李。

去年（1874年），汉中府（Han-Tchong-Fou）遭受了一场地震，许多居民在地震中丧生。城市与河流之间的空地上布满了小房屋和耕地，还有盛开的罂粟田、野生藏红花和大蒜。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都保持精心的安排和维护；作物的形状和排列——有些是方形的，有些是三角形的——表明了园艺家的细心。这些不同的安排，都是根据作物的习性来考虑的——例如，罂粟需要充足的阳光，而大蒜则只能在阴凉处生长。

1875年4月，皮斜斯齐博士绘制的汉中府城门，即南门

穿过郊区的街道（即南关正街）非常狭窄，两辆手推车无法在里面交会通过；成群的妇女聚集在门口看着我们经过。高大、宏伟的城门非常古老，在它漫长的一生中，一定目睹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城门内衬铁板，抵抗了许多敌人，有时它也会让敌人渗透进来。在太平军起义（Taï-pings）期间（即1863年），叛军围攻8个月后，进入了这座城市。穿过狭窄的街道，我可以想象可怕的屠杀，以及战争的所有恐怖场面。

两个穿着考究的年轻中国人，挤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他们表达不了别的意思，就划了一个十字架的手势。在这群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陌生人中间，这个简单的举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难描述。这个手势，不需要其他的解释，告诉了我——他们是兄弟。在他们的保护下，我们被带到了留给我们使用的房子的门口。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城里还有其他的中国基督徒，其中一个会说拉丁语。

我们的翻译，我还以为他在船上，已经到了院子里，手推车载着我们的行李。他告诉我们，将要在这里呆两三个星期，以便能够对在船难中受损的物品进行必要的修理。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停留六周，所以我们必须安排好一切。

一共有9个房间是为探险队成员准备的；分配给我们的3个房间在院子的尽头，面向着入口；其他6个在两侧。它们更像是鸡舍或肮脏的棚屋，没有天花板。风从屋顶呼啸而过，墙壁上布满了灰尘、蜘蛛网和霉菌。蝎子、土虱、蜘蛛和老鼠早就在那里定居。格子窗户非常小，贴的是纸，光线微弱，大白天的需要使用蜡烛才能阅读。整个房间封闭而又潮湿，一切都散发着霉味。床铺跟小县城监狱里的一样；事实上，它并不比监狱好，这就是自己租房的缺点。

但这不应该使读者认为汉中府的所有房屋都是这样，这只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遇到的不幸之一，它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租金适中。我们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寻找别的住处，但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最好还是住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很便宜。

我们选择了三个房间中最干净的一间，搬了进去，尽量使它适合居住。不管怎样，它与所有其他的中国房屋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尽管外面很热，即使在阴凉处也无法忍受，但它始终保持着凉爽。

安顿好了之后，我们就派人去餐馆吃晚饭；搬运工在隔壁房间卸下了行李，来向我们告辞。我和这些人没有来往，但看着他们离开很是难过。我们彼此无法理解，但他们却试图揣测并热切地执行我的所有想法。

作为一个欧洲人——西方文明之子，我无法相信他们的动机可以是无私的，或者他们不希望得到回报，但如果他们的细小服务没有得到回报，他们从未表现出任何不满。这些可怜的搬运工真的很真诚，与贪婪格格不入，为我提供了完全无私的服务。不幸的是，我无法向他们表达我的感受；他们答应如果找不到另一艘船上的工作，就会回来找我们。

不久之后，我们的队长和其他人也到了，大家都忙着安顿下来。中国基督徒带着另外两个人回来，捎了一封来自维罗纳（Vérone）的意大利传教士维迪神父（Père Vidi）的信件，神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亲切问候，同时还告诉我们，他已经在这里呆了7年，非常想认识我们。这封信是用拉丁文写的，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请求我给神父回信，我立即答应了。然后，我们继续拆包，大门关上了，这让围观的人群非常失望，如果不是有衙役守卫的话，他们会强行进入的。

晚饭后，我在城里闲逛，前后跟着两个衙役。地方当局的好意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还为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晚餐。

附近的街道很宽阔，而且铺设得很好。我看到了一些作坊、一个磨坊和几座寺庙。据我判断，这里的居民安静祥和。

4月14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决定今天去拜访当局。因此，我们按照常被描述的仪式，穿上全套制服，前往知府（Tchi Fou）居住的衙门（Ya Myn）。会客厅是一个大房间，有很多窗户，一半是纸，一半是玻璃，很是奢华。知府是一个矮小的、有点佝偻的老头，有着一双锐利的黑眼睛，正在为皇帝服丧；也就是说，他穿着白色衣服，帽子上没有扣子。在例行的介绍之后，他让我们坐在贵宾席上，并让两名翻译协助他。

考察团队员博宴尔斯齐拍摄的汉中府衙门，即今汉台区委大院

谈话是这样进行的：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与安德列斯齐（Andreïewsky）交谈，安德列斯齐（Andreïewsky）将队长的话翻译成苏伊（Siuï）的恰克图（Kiachta）方言，苏伊（Siuï）再把它们翻译成中文！两个翻译相处得非常糟糕；愚蠢的老苏伊（Siuï）经常按自己的方式翻译，受到了几次粗鲁的指责，但他并没有得到干扰。尽管如此，知府（Tchi Fou）还是了解了我们遭遇的不幸，他虽然对我们蒙受的损失深表遗憾，但并没有提到任何我期待的补偿。

然后，我们端上茶，开始抽烟。老头子（即知府）喋喋不休，大家都笑了，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我们接下来旅程中的令人心安的信息。

第二次拜访的是军事指挥官——总兵（tzoun-biun），同样的船难故事，同样的深表遗憾，我们失去了向他赠送礼物的乐趣。

之后，我们去拜访了道台（dao-tai），他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头，面容举止让我想起了我们自己的老文官。

我们第四次拜访的是知县（tchi-sian），告诉了他我们的不幸。喝茶时，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问紫阳县（Tsy-Yan-Sian）产什么茶？是否是红茶？以及汉中府（Han-Tchong-Fou）是否有白毫茶（bai-ho）。知县回答说，紫阳县（Tsy-Yan-Sian）不产红茶，汉中府（Han-Tchong-Fou）的白毫茶（bai-ho）也很少（当时中国销往俄国的茶叶最主要的就是白毫茶）。

随后，翻译苏伊（Siui）和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之间发生了争执，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抱怨苏伊（Siuï）告诉他在这里买过红茶；苏伊（Siuï）很肯定地说他没有买过。我们的主人（即知县）肯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他家里争吵。他们都冲着老苏伊（Siui）大喊大叫，老苏伊（Siui）吓得不知所措。

“你翻译的是什么？”安德列斯齐（Andreïewsky）说，“你不需要添加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说红茶，重复红茶，即使你知道它是绿茶。”

当我们回到住处时，这个话题又被提了起来，但苏伊（Siui）想起了安德列斯齐（Andreïewsky）给他的建议，他同意了我们队长提出的一切。与此同时，知县已经来回访我们，正坐在门外的轿子上等着。在激烈的争论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他没见我们就走了。发现这个错误为时已晚，苏伊（Siui）被派去道歉。

4月15日。知府（tchi-fou）来访，我们再次讲述了我们的不幸，并补充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使我们无法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招待大人（mandarins），因为我们破产了，但我们感谢他们的照顾，等等。

大人（mandarins）回答说，大家都会尽可能地帮助我们。事实上，在我们悲惨遭遇的影响下，他们开始给我们送来各种食物——烤鸭、水煮鸡、面食等等。然而，我们的不幸并不严重：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从北京寄来了一大笔的钱。但是，船难的精神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苏伊（Siui）带着礼物去了大人（mandarins）的家，告诉了其中的一个，说我们的损失高达4万卢布。

“为什么要撒谎？”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问他，“我们没有损失4万卢布。”

在我们最终安顿下来后，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就想方设法打听东干（Toun-Gan）起义的消息。为此，他吩咐在城里找个老头给他，因为他说，每个老头都是一本活的编年史。我想，这本活的编年史就存在于我们的院子里，据我所知，他担任了看门人的职位。当然他年纪大了，很难从他身上获取有用的信息。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参加了审讯。

他坐在那里；我们给他端上了茶，并在两位翻译的帮助下向他提问。

“好吧！苏宪成（Siui-Siancheñ）兄弟，”安德列斯齐（Andreïewsky）开始说，“注意，准确翻译，不要添加你自己的东西。问他是否知道东干（Toun-Gan）（即回民）这个词？”

“东岸（Ten-Gan）我知道，但不知道东干（Toun-Gan）。”老人答道。

“是一样的，”索思诺福斯齐（Sosnowsky）回答说。“只是发音上的不同，让他告诉我Toun这个词是否代表‘东方’？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Toun 的意思是‘东方’，”老人说。

“很好。现在问他是否认识撒拉人（Salars）和西番人（Sifans）（即藏族人）？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的女人穿裤子还是裙子？打起仗来，西番人（Sifans）是东干人（Toun-Gan）的盟友还是中国人的盟友？”老人回答了几个问题，但对这些词源含义一无所知。他鼓起了一点勇气，开始胡说八道，时而自相矛盾。不得不承认，问他的问题，他都很难回答，比如，这里是否能找到中国最古老的皇帝之一的伏羲（Fou-Si）墓。他还被问及苗人（Miao-Tzy）及其政治组织、当地的俄国或西藏商品贸易范围等。鉴于这次审讯毫无用处，我在其他场合没有进行类似的尝试。

4月16日。维罗纳（Vérone）传教士维迪神父（Père Pie Vidi）与一位名叫常（Tjchan）的中国基督徒一起来访。神父还很年轻，可能不超过35岁；但他的手颤抖着，步履蹒跚；他打扮得像个中国人，剃了光头，戴着一条长长的假辫子。他在中国生活了7年，一定很了解中国，但很难和他相处，因为他只会讲意大利语，而我不太擅长用拉丁语表达。他对中国人评价很高，称赞他们的善良和勤奋，但他批评了官员——特别是下层官员——非常的妄自尊大。

他询问我们旅行的目的，几乎无法掩饰对我们东部铁路的恐惧，他很想知道它们是否正在接近伊宁（Kouldja）。在中国的7年时间，并没有让他对欧洲政治和西方对东方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弱。他对伊宁（Kouldja）感兴趣，也许是因为3年前一位访问这个地区的传教士失踪了。无论如何，他真的很高兴见到欧洲人，并邀请我们第二天共进晚餐。

（未完待续）

原著：[俄]皮斜斯齐(Piasetskii)

翻译：田 金

鸣谢：王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