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砸缸的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

我们都在小学课文中学过《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司马光不光是小的时候聪明伶俐，其长大后也是文采飞扬，做过北宋的宰相。司马光最大的成就就是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给后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小时候连缸都敢砸的司马光，为什么做官时要全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呢？要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可是为了富国强兵啊。要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需要对司马光的生平有一个大概了解。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 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从这些百科知识可以知道，司马光小时候就天赋异禀，有胆识，有学问，而且名气极大，宋朝当时许多名人都很赏识他，甚至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宋仁宗朝，司马光一直在基层任职，在此期间，他经历颇丰，而且对于当时西夏对北宋的频繁骚扰认识比较深刻。但是，也许是考虑到北宋对西夏战争频繁失利，司马光反对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的政策。可以说从那时起，司马光对外邦入侵的策略就是保守的防御策略。他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对于司马光那时的策略，不能简单地去定义对错，但是从他建议建堡垒防守而不是主动进攻来看，司马光的整体思路就是保守而以防守为上。

从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此时的司马光，思想已经逐渐成熟定型，可以看出，从他多次给宋英宗上的奏折来看，司马光的执政理念就是休战安民。他的的思想，有点类似于孟子的思想，更主张统治者修身言行，提高道德修养，进而减轻百姓负担，施仁政。要知道当时北宋被北方强敌辽和西夏反复凌虐，统治者最糟心的就是北方这两个邻居始终不安分，他不停地上奏折去谈论百姓疾苦，自然得不到皇帝的欢心。就如崇祯皇帝面对李自成和后金的咄咄逼人，有个大臣却一直上奏折劝他体会百姓疾苦不要加税一样，难免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客观公正地说，司马光的很多建议都是善意的，也都是相对正确的。毕竟，谁能够责备一个替贫苦百姓发声的好官呢？然而，如果把眼光再放长远一点，或者格局大一点，那么那些边境的确被辽和西夏反复劫掠的那些百姓的性命和财产，又有谁来关心呢？一味的妥协退让，并没有让强敌变得仁慈，所以对于这一点，我是无法赞同司马光的主张的。

宋神宗即位之后，这个年轻的皇帝与王安石一拍即合。王安石知道神宗想要的是有所作为，想要开疆拓土，或者至少不被两个邻居欺负。但是，打仗需要钱，当时的北宋财政早已经入不敷出，根本无力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所以，王安石提出变法，目的就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入不敷出的解决办法是开源节流。王安石想到的是开源，司马光反对开源，但是二人都没怎么提到节流。什么是节流，自然是精兵简政，首要的就是裁减官员，降低政府财政负担，然而面对此问题，因为二人本身就处于北宋官僚集团之中，感觉战略上忽视此问题了。

王安石主持变法后为了快速推进变法，他任用了一堆所谓的酷吏，如吕惠卿等。而且他选择官员的方式也显得简单粗暴，凡是赞成变法的，一律重用，凡是反对变法的，一律贬谪。事实上一开始司马光还为王安石开拓，但是随着变法深入推进，保守派被打击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变法过快过急推进导致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显现，司马光逐渐开始反对变法。说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其实并不准确，只是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而且他名气最大，影响力最高。当时连苏轼都反对变法，苏轼我比较崇拜，也认为他不是不开明之人，所以可以看出。当时变法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然而，王安石性格执拗，越是反对，他就越是要一意孤行，谁反对他，他就打击谁，包括苏轼。再加上他任用的一些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是人品较差，到最后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司马光一句话说的对，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所以他认为王安石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变法就是搜刮民脂民膏。但是有一点他错了，因为王安石即便从老百姓手里抠钱，但是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进而解决因为财政赤字带来的一些列危机。然而可惜，司马光看到了部分百姓因为变法而生活更加疾苦，却忘记了因为长期积贫积弱，国家被强邻欺凌而导致边境百姓民不聊生。苦了这头，就甜了那头，手心手背都是肉。王安石变法，没有为自己捞一分钱好处，司马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但是，掀起的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党派之争，却绵延了北宋三代帝王，期间反复来回，新旧两党轮番上阵，斗得不亦乐乎。

从性格上来分析，司马光实际上善于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中寻找规律，看资治通鉴就可以总结出，他深谙为官之道，也对儒家传统思想推崇备至。这种性格，收成有余，开拓却不足。而王安石，不拘礼法，做事有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且性格极为强势，导致他易被孤立，无法团结有效力量。但总得来说，二人起码是君子之争。司马光与王安石私交不错，完全是因为政见不同而翻脸，抛开政见，二人某种程度上还相互欣赏。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王安石和苏轼身上。不同的是后来苏轼理解了王安石，但是司马光却始终没有理解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以后，起码给北宋增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才能为后续的征伐西夏提供物质基础。虽然，战争有胜有负，如果没有变法，北宋被西夏进一步压缩版图也未可知。反观保守派，虽然打着道义上的旗帜，却也没有为百姓做出什么贡献，即便后续新法陆续废除，不是一样酿成了靖康之耻？没有国家强大，百姓又何谈幸福呢？正如日本侵略我国期间，哪个百姓不是勒紧腰带过日子？如果那个时候国家富裕，日本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掠夺？

司马光做宰相之后，尽废新法，苏轼此时又站出来反对，因为他看到新法有一些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也在和王安石促膝长谈后理解了这个拗相公的苦衷。可惜，司马光一意孤行，还是在死之前废除了新法。王安石的新法类似于王莽的新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充满积极意义的，但是再先进的东西如果超越了时代，往往不得善终。比如说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烧死的布鲁诺。真理，有时候并不会被喜欢，也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