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晋、徽、粤三大商帮兴衰，窥视如今经济“南强北弱”

#历史开讲#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2022年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拉大，GDP差距高达35万亿，经济排名全国前十的省份中北方只有山东、河南，而城市方面更是只有北京一个独苗。

2022年中国南北经济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说起古代最著名的商帮，晋商、徽商、粤商可谓当仁不让，这三大商帮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正好呈现北、中、南的分布。可是步入近现代呢？只有粤商依然风采依旧，而曾经与粤商并立的晋、徽二商，辉煌早已不复当年。而晋商、徽商的没落，正如如今北方经济的暗弱一般。也许我们只能回到历史的长河之中，去寻找真正的原因了。

平遥古城晋商会馆

尽管三大商帮的发展历史都是源远流长，但从通俗意义上讲，大部分人所公认的是活跃于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原因有三，第一，明清时期相比前朝，资本主义萌芽诞生，手工业发达，且全球正处于大航海时代，对经济交流的渴望远超以往，这为商帮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和动力；第二，明清时期是我们国家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封建专制统治也达到了巅峰，这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对外贸易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内部环境；第三，三大商帮几乎都是明清时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远超其他商帮。

天津广东会馆

那么三大商帮有多强大呢？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会馆曾经是各大商帮辉煌时期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晋商的会馆（诸如山陕会馆、全晋会馆、平阳会馆等等）在明清时期达到500多处，遍布全国各省；

苏州安徽会馆

徽商的会馆（诸如徽州会馆、安徽会馆、新安公馆、新安公所等等）也是遍地开花，有170多处；

而粤商的会馆（诸如广东会馆、粤东会馆、广肇会馆、潮州会馆、岭南会馆等等）恐怕是最多的，虽然具体数字难以考证，但在清朝时期，四川有200多处，广西有128处粤商会馆，仅这两地就高达300多处，四川的粤商会馆虽然与清朝时期绵延多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有关，但即便去除这些，遍布全国的其他粤商会馆，数目也不在少数，何况粤商的会馆甚至修到了国外。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

这些会馆中有相当一部分建造占地面积大，修建时间前后二三十年，至今有很多省份还能看到三大商帮当时修建的会馆，当时三大商帮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三大商帮以会馆为基点，足迹遍布全国，在明清时期可谓叱咤风云。

当时晋商巅峰时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就有：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据说仅是这些大家族所掌握的财富，比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这还不算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的介休范家之类的后起之秀。

山西王家大院人称民间紫禁城

而徽商的巅峰时期也不遑多让，徽州望族汪氏深耕盐业，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五十年，自乾隆中后期，两淮盐业几乎被徽商所垄断，据统计仅依靠盐业，就为徽商积累资本高达四千多万两白银，富可敌国也不过如此。且徽商崇尚“儒学”，喜欢结交官吏，依靠这两点，甚至左右朝廷盐税政策。盐业还只是徽商涉及众多行业中的一项，可谓冰山一角。其实力之强大，令人瞠目结舌。

徽州徽商故里

而粤商比较奇特，这里说的奇特并不是贬义，奇特的原因有二，第一，自明朝崛起后，似乎一直处在不断壮大的状态，受时局和时间的影响最小，不仅明清时期，直到近现代，粤商依然经久不衰；第二，如果说晋、徽二商主要耕耘国内，也涉猎国外贸易，那粤商就是内外并重。但这代表粤商国内的商业实力弱吗？并不是，别忘了粤商独占鳌头的会馆数量，这也侧面证明了粤商实力的强大。

钦州的广州会馆

那么这么辉煌的三大商帮，为什么只剩如今的粤商依旧风采照人呢？我们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笼统的说，用现在的话大致就是政策和区位，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不做过多赘述，今天我们只说人和。说起人和，各大商帮有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具有开拓精神，重视诚信，讲究团结。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晋商讲究薄利多销，学而优则商，一切为从商服务；徽商则更重视文化，崇尚“儒学”，被人称为“儒贾”，文房四宝中的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安徽独占两席也足以证明这片土地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更重视仕途对商业的帮助；而粤商更讲究一个“变”字，贵在灵活；

文房四宝

这是由于先天条件决定的，也就是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晋商巅峰时期“汇通天下”的票号可以说是独领风骚，毕竟都已经玩起金融来了，财富之重天下无出其右。而徽商地处江南水乡，依靠自身盐粮棉茶之便，运河之利，也迅速积累起了庞大的财富。唯独粤商，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离政治中心，离资本最远的商帮。

盐商住宅

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是晋商最引以为傲的票号，还是徽商起家的盐业，都与官府深度捆绑，天下太平之时尚可维系，一旦天下大乱或者政策转向，晋商、徽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财富转瞬间烟消云散。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在清末由于时局动乱，放款无法收回，存款纷纷来取，且运往各省的银钱，多有失散，立时便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无独有偶，1831年，时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奉旨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行业也因官府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落寞。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徽商从此一蹶不振。唯有粤商依旧在乱世之下灵活转变，经久不衰。

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牌匾

这一切的根源都与“人和”有关。由于长期以来远离封建王朝统治中心和资本中心，粤商只能一切靠自己，养成了吃苦耐劳，敢为天下先的品质，粤商自由、敏感、开放、冒险、务实、创新的商业精神，更是粤商的灵魂。所以一无雄厚资本，二无人脉，奉行“头啖汤”和一个“变”字（所谓“变”就是“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的粤商反而经久不衰，甚至到现在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耀眼夺目。

反观晋商、徽商。一个奉行，“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陈旧观念，获得的资本不是用以扩大生产，而是一部分藏起来，一部分大修庭院，购置土地。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等一大批如今的文物古迹，在那时却是无数财富堆积起来的；

一个奉行“以儒经商”，过分崇尚儒学，虽然可以在当时降低与地方官府的交流成本，也使得徽商不见利忘义，深受世人信赖。但过分崇尚儒学，导致稍有成绩就醉心儒学，甚至“弃贾归儒”，更严重的影响是，如果过分注重儒家文化，就必须轻视物质利益，这样的思想，与追逐利益为第一守则的经商之道背道而驰，使得徽商缺乏进取之心。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如此吧？而到如今呢？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固然有很多原因在内，但“人和”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