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蒙古、色目遗民大体可分“激烈”与“温和”二型。“激烈型”遗民多系元朝官员，长期抵抗各路民军。兵败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殉国。

鼎革以后，激烈型遗民对故国之眷怀及对新朝之厌恶表现极为明显。不惜以一死拒绝明廷征召，以求保全节义。

一、守节而死：激烈型遗民

激烈型之遗民可以伯颜子中与王翰为代表。伯颜（1327—1379），字子中，畏兀儿人，而非如某些著作所说之回回人。其祖宦江西，遂占籍进贤。

子中自幼即就读龙兴路学，从淳安儒士夏溥习，长于《春秋》，后又问学于江西进士李廉、毛元庆及刘闻。

伯颜五度中江西乡试，但因不利于会试，而须由教职入官，历任龙兴路东湖书院山长及建昌路教授。

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陈友谅军进攻江西，行省用子中为赣州路知事，佐参政全普庵撒里抗敌。

至正十八年，江西陷，子中间道入闽。其时陈友定乘乱崛起，据有八闽之地，但仍效忠元廷，迭任福建行省参政、平章，辟子中为行省员外郎。

子中曾受命至大都献捷，迁吏部侍郎。至正廿八年（1368），明军人福建，子中奉命出使广东何真，为福建求援，至则广东已附明。

子中为明将廖永忠所俘，不肯降附，永忠义而释之。据说当时子中未殉国是因“欲有所为也”。子中自此“潜形遁迹，隐约江湖间，时宦寓公知名愿交者，皆不得一见”。

明廷求之不得，遂簿录其妻子，送京师。有人加以安慰，子中不听。后返回故乡，于进贤北山自创茅屋三间，“闭门淡如，时寓其忠愤于词翰之间而已”。

其友熊钊，进贤人，大儒虞集弟子，至正四年（1344）乡贡进士。其人“操行孤厉”，亦自甘为遗民。

二人“每语及往事，相对悲鸣烦促，涕泗潸然下”。子中常怀鸠自随，有志随时杀身成仁。洪武十二年（1379），明廷诏郡县举元遗民，江西布政使沈本立密言子中于朝，以币礼征，子中度不能脱，乃预备牲礼，作《七哀诗》，祭其先祖及昔时共事死节之士，望北再拜，饮药而卒，壮烈殉节，年五十二。

子中善诗，王礼《麟原文集》载有《伯子中诗集序》，序中首述子中作诗之由来：“子中既断发自废为民，忠愤色郁，仰屡浩叹，付之无可奈何，而心不能自平，时时以其慷慨之情，憔悴之色，一寓于诗。”

又称赞其诗曰：“美哉讽讽乎！殆有唐之正音而阳明之气也。”

王礼，庐陵人，为子中至正十年（1350）乡贡同年，亦为江西行省之同僚。王序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所录当为子中在江西所作。

惜此集已佚，顾嗣立《元诗选》二集收有子中诗八首。子中之诗处处流露国破家亡之哀痛。如五律《过故居》：白头过故里，荒草没柴门。乡旧仍相见，儿童且不存。忠清千古事，骨肉一家魂。痛哭松楸下，云愁白日昏。

此诗前半首系袭贺知章《回乡偶书》之意。但贺诗不过感叹岁月无情，人事沧桑。子中则因身世特殊，为国事弄得家破人亡，妻子沦为奴辈，贺诗中之轻微感喟遂转变为深刻之沉痛。

王翰之生平、志业与伯藤子中颇为近似。王翰（1333—1378），字用文，蒙古名为那木罕。据吴海《王氏家谱序》说，其家本为山东阳谷之汉人，陷于西夏李元吴，占籍甘肃灵武，遂“杂为夏人”。

曾祖从蒙古下江淮，世袭千户，戍庐州。其父也先不花，历任千户、淮西宣慰副使。其家“坟墓三世皆在庐州”，王翰即系生长于庐州。

说为唐古（即西夏）军人聚居之地，当地唐古军人社区具有极强族群意识。王翰远祖虽出于汉族，但其族群意识以及对元朝的认同，与其他唐古军人子弟应无不同。

不过王翰家族已再汉化并与汉人通婚。其生母夏氏为降元宋将夏贵之后，继母孙氏为合肥人。

王翰年十六，即袭父职为千户。后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赤不花辟之为从事，此为其至福建之始。

及陈友定据有八闽，王翰受其赏识，招致幕府，至正廿六年（1366）又获命为湘州路总管，在任年余。

不久明军攻闽，至正廿八年（1368）二月潮阳陷。王翰曾企图浮海至交趾、占城，当是师法宋末陈宜中之所为，但未能如愿。

此后十一年间，王翰屏居永福县东观猎山，“谢绝人事，与樵夫牧坚为伍”。吴海称他“昔时皂盖朱幡，今日麻抱草履，此山之巅，彼水之淡，长吟独行，与石为友”，故其自号为“友石山人”。

其室南有山，故取陶渊明之典，名其轩为“悠然轩”。但是，王翰不是真正“谢绝人事”的隐逸，而是胸怀故国的遗民。

吴海为其相互砥励志节的知友。吴海，闽县人，虽未仕元，但屡却明朝征召，甘为遣民。洪武十一年（1378），明廷辟书至，王翰闻命而叹：“女岂可更适人者。”

及官府迫其就道，翰决心一死以全忠节。先将年方九岁之子王咻托孤于吴海，然后赋诗见志，自杀而亡，年四十六。

吴海所撰《王山人哀辞》以“仁者杀身以成仁兮，义者忘躯而循义”来解释王翰自决的意义。王翰虽然出身将门，却是善诗能书，《友石山人墓志》说：“平居阅书史，喜为诗，敏常先于人。”

潮阳存有其摩崖题名，钱大听称其善篆书。其诗集名《友石山人遗稿》。明陈仲述序《遗稿》称其诗“咏于感慨者，极忠爱之诚，得于冲淡者，适山林之趣”，“凡其所作，皆心声之应，而非苟然炫葩组华之比”，确是不错。

王翰晚年诸诗，强烈反映其不忘故国、矢志守节的思想，如《和马子英见寄韵》：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何所求。

子中、王翰皆是以色目人之身份出仕元朝，奋力挽救狂澜。失败后皆由特殊原因未能立即殉国，此后孤忠苦志，绝不与新朝妥协。

守节逾十年后，仍因拒应征召而从容自决。有如丁之翰《伯颤子中传·赞》所云：“不事二君非难，捐生为难。捐生非难，而从容就死为难。”

子中与用文为元朝守节之坚贞与壮烈，不仅超越当时著名之汉族遗民戴良、王逢、李祁等人，亦胜过宋朝激烈派之遗民谢枋得、谢翱、郑思肖。

而其坚贞与壮烈之由来，恐唯能自二人之族群背景及明初之酷烈政治现实寻求解释。

二、守节不仕：温和型遗民

“温和型”之遗民于元亡后仍然心怀故国，不肯出仕明朝。或隐于僧，或隐于道，或以诗、词、散曲、书画寄寓性情。

就现有文献所载，其人并无激烈之言辞与行动。温和型之遗民绝大多数属于元朝官宦阶层，但偶有一二人在元朝并未出仕，但其家族却属仕宦背景。

温和型遗民中最著者当推丁鹤年（1335—1424）。鹤年出身于四世仕元之回回世家。曾祖一代以捐助忽必烈军费而入仕。

其祖苦思丁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父职马剌丁则任武昌县达鲁花赤，鹤年生长于武昌，鹤年之兄登进士而仕宦者三人，而其次兄烈瞻则为万户。

故其家与元朝渊源甚深，虽未能跻身核心统治家族，却为一官宦科第世家。鹤年之家虽然世奉回教，却是汉化甚深。

嫡母王氏、生母冯氏似皆为汉人。诸兄固然读书有成，由科第入仕。其姐月娥（？一1360）亦读书知礼，鹤年读书，即系由其姐启蒙。

鹤年自幼即“欲奋身为儒士”，年十七而通诗书礼三经，一生行事皆以儒家伦理为准绳，尤以孝知名，其友乌斯道曾作《丁孝子传》表扬之。

鹤年自始即不愿入仕，其父曾欲以其从父官职承袭机会予之，鹤年却加辞谢，而其理由为：“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先荫而荷取禄位而已耶！”

可见鹤年系因欲为儒生而不肯承荫人仕。元亡时，鹤年三十三岁，仍为一布衣。鹤年一生经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难极深。

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克武昌，奉嫡母避兵镇江，栖迟凡十年。其后因其兄吉雅谟丁宦浙东，乃往依之。

其时方国珍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避无常居。昌国、郭县、慈溪、定海、奉化皆有其流寓之迹，以在定海浃口居住最久，在此营有“海巢”。

鹤年在四明地区滞留约廿年，在此期间，“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虽久处艰瘁，泊如也”。

鹤年在四明地区相交最深的挚友为戴良。戴良为明初浙东遗民圈之重要人物，婺州浦江人。自洪武六年（1373）隐居四明。

十五年受明廷礼聘至南京因不愿出仕而“忤旨待罪”，明年卒，“盖自裁也”。戴良寓居四明时，常与流寓于此的耆儒故老“相与宴集为乐，酒酣赋诗，击节咏歌，闻者以为有黍离麦秀之遗音焉”。

丁鹤年亦为此四明遗民圈之一员，与良相交极厚。载良曾为鹤年作《高士传》、《鹤年吟稿序》及《皇元风雅序》，并有诗赋多篇寄怀鹤年。而鹤年兄弟亦有诗与良唱酬。

洪武十二年（1379），鹤年于离乡卅年后返回武昌迁葬。此后滞留武昌十余年。晚年则与表兄赛景初同寓杭州，身为遗民时间长约六十年。而丁氏家族为国家破灭付出极为沉痛之代价。

鹤年三兄弟似皆死于国难，其姐月娥更是于陈友谅军攻陷太平时抱女赴水而亡。丁氏家族之惨剧可能反映蒙古、色目人之共同苦难。

明朝建立后，鹤年始终未曾出仕，但与宗室、官员却不乏来往。在其返回武昌后，武昌太守傅习征其为幕宾，鹤年婉却之。

鹤年与楚藩关系甚为密切。楚王朱楠、庄王朱孟烷皆微重鹤年，曾欲荐之人仕，鹤年不应，却与楚藩官员过从颇多，而与管时敏交往尤密，时敏任楚府左长史，所撰《蝴窍集》即为鹤年所定，且有其评语。

正统九年（1444）楚康王刊《鹤年先生诗集》，即时敏之子延枝所编。可见鹤年虽不仕明，但对明朝人员亦不拒斥，与伯颜子中、王翰之行为大不相同。

三、《梧溪集》中之遗民

丁鹤年之外，王逢《梧溪集》及无名氏《录鬼簿续编》所载之蒙古、色目遗民为数最多，皆可列为温和型。

王逢（1319—1388）为明初浙西著名遗民。逢字原吉，号席帽山人，江阴人。终身未仕，元季曾为张士诚画策，促其归顺元朝。

元亡后，明太祖屡加征召，逢却“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明初廿年中，逢所往来，多为遗民，而其《梧溪集》七卷中之诗透露强烈黍离之泣，故国旧君之思，甚至有盼望元朝匡复之心迹。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以逢与激烈派之宋朝遗民谢翱比拟，“翱之于宋也，原吉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

《梧溪集》有关各族遗民之记载因而最多。《梧溪集》卷五载有《俭德堂怀寄》廿二首，乃为怀念廿二位明初退隐之元朝遗民而作，诗前各系小序，便于考索。

其中完哲、买住、铁穆、长吉彦忠、刺马当、观同皆为蒙古、色目人。完哲《怀寄》之二小序云：完暂清卿，江阴上万户、赠都元帅丑厮公之弟。秦州不守，以材胥赠万户，累迁福建参致，乱后归养吴中。

序中未言及完哲之族属。《梧溪集》卷二《故将军歌》前小引则称其兄丑厮为“蒙古氏”，可见为蒙古人。

丑厮于至正十二年（1352）战死于安庆。故完哲既为元朝之高官，亦为烈属。

买住《怀寄》之三小序云：买住昂霄，以江阴副万户，累迁中政院判官、福建宪金，遂航海归隐，以孝闻。

买住之族属不详，应为蒙古或色目人，官至福建廉访金事。《怀寄》之三诗云：“书来悟前梦，甘膦为亲谋。”可见买住乱后归隐亦为事亲。

铁穆《怀寄》之四小序云：铁穆公般，由进士累迁通显，今隐居海上。穆，字公毅，族属不明。

其名“铁穆”，当为习见蒙古名“铁穆尔”（意为铁）之简称，应为蒙古或色目人，系由进士出身而致显宦，乱后在上海地区隐居教授。

《梧溪集》另有《同前进士铁公毅、张林泉夜宿朱良佐梅雪斋》，可见王逢与铁穆时相唱游。

长吉彦忠（张吉）《怀寄》之五小序云：长吉彦忠，今姓张。由进士擢宣城录事，乱中奉母慈溪黄氏，寥授云间。……小序未明言彦忠族属。

《梧溪集》卷四上有《赠俊德教谕彦中录事》，诗中有“吾友两孝张，其先西夏氏”，张彦中任录事，应即“今姓张”而任宣城路录事之长吉彦忠，原为西夏人，此诗应系作于元亡前。

而《怀寄》之五诗中则有句“甲子书茅屋，庚申梦紫宸”，言其于元亡后不肯承认明朝正朔，仍然奉元顺帝（庚申帝）为正主，乃系咏其遗民孤忠。

由小序并可知彦中系进士出身，其母为南人慈溪黄氏，乱后在松江（云间）任教维生。

刺马当《怀寄》之八小序云：刺马当文郁，西域人。由父荫累迁南台御史，今寄迹全真道中。王逢又有《白云一坞辞》，其引曰：

白云一坞者，西域马公文郁随所寓之名也。……尝为颍州，著廉断声，拜南御史。会乱，遂变名“云林子”，黄冠野服，超然物外，盖十余年矣！

可见剌马当，字文郁，又称马文郁，西域人，出身官宣之家，因荫得宫，历任知颖州、南台御史，元末乱起，寄迹全真教中十余年，道号“云林子”。

王逢另有《怀马文郁御史蕲惟正同知兼简陆公叙薛孟式》七律，可知王逢系剌马当任南台御史时之旧交。

至于其原有宗教信仰，陈垣认为：“剌马当其名，……‘剌马’云者，未识是喇嘛教之喇嘛否乎？”

实际上，剌马当为阿拉伯文Ramadan之音译，为伊斯兰教习见之教名，与喇嘛教全无关系。剌马当原为一回回，国亡后遁人全真。

元明之际，不仅有蒙古、色目遗民，亦有汉族遗民。与汉族遗民相较，蒙古、色目遗民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

蒙古、色目遗民与汉族遗民相同之处为：第一，背景相似：汉族遗民大多出身士大夫阶层，蒙古、色目遗民亦是如此就社会背景言之，其家族累代仕元而本身亦曾任官者占绝大多数，与元室渊源甚深，就文化背景言之，大多数之遗民皆为汉化文士，而且颇具才艺，或为诗人，或为曲家，或为画家，受汉文化熏染颇深。

第二，思想相近：宋元时代，“君臣大义”思想之影响大于“夷华之辨”。元明之际，不少汉族士人漠视华夏光复之盛事而不肯改事明朝，主要乃因受到绝对忠君观的影响。

而蒙古、色目遗民的言行之中亦显露强烈的“忠臣不事二主”思想。由于背景与思想颇为接近，蒙古、色目遗民与汉族遗民交往颇为密切，不仅时相唱和，而且互相砥砺气节。

伯颜子中之与熊钊、王翰之与吴海、丁鹤年之与戴良都是志节相同的生死之交。而王逢身为汉族文人，却与为数甚多之蒙古、色目遗民时相过从与频繁唱酬。

可见在明初各地之遗民群体中，忠于故国旧主理念之影响显然超越了种族之藩篱。

不过，蒙古、色目人与汉、南人在元朝与明初的处境不尽相同，对元明鼎革之反应自然亦有歧异。

蒙古、色目在元朝为享受特权的统治族群，与元室可说是同舟一命，安危与共。因而，元明鼎革对当时蒙古、色目人冲击之大远超过汉人。

丁鹤年、伯颜子中等人国破家亡的惨剧是当时大多数汉族士人幸未经历的。因而，蒙古、色目遗民诗歌中所表现的亡国之痛、身世之感、眷怀故国之激情更胜于汉族遗民。

而明太祖“恢复中华”的号召及其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更增大蒙古、色目遗民之疑惧，坚定其不仕异代之决心。伯颜子中与王翰自决拒召之壮烈是当时汉族遗民望尘莫及的。

参考文献：

1.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萧启庆《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兴诗集》》，《汉学研究》第十卷第二期，1995。
3. 孟楠《元代西夏途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