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满族官员对降臣的态度，有何特点？

明朝汉官投降后，作为一股新鲜血液流入后金政权中，必定有其积极作用。

但在清朝初期，随着大量汉官投降，对满清贵族与官员来说，其在朝堂上的竞争逐渐激烈，并且受华夷心态影响，对汉官多为疏离心态，主要表现为心存隔阂、怀疑不满。

降臣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群体，加之明清之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满族少数民族政权以武力手段进取中原，民族矛盾冲突趋于激化，这使得明清之际的降臣处境更为尴尬。

满官对汉官心存隔阂，疏离汉臣主要缘于“华夷之辨”这种古老的民族意识。后人常以“华夏”自称，周王室与所建立的诸侯国被称为诸夏。

孔子是从文化上区分“华夏”与“蛮夷”的第一人，张仲谋学者在《忏悔与自赎一一威臣人格》中提到：“孔子之后，‘华夷之辨’就被视为‘春秋大义’，从此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乃至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对汉族士人来说，拥有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对少数民族具有拒斥心态。

这种意识在汉族人的心里深深扎根，贯穿于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反之，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亦是如此。

将这一民族意识置于明清历史时空中考虑，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与一直心存自豪感的汉族进行战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这使得一些汉人的内心无法接受。

当然后金不断胜利，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也使满族群体的自信心不断增长，作为统治阶层，自认比汉官高一等。

阿敏贝勒认为自己的待遇应该比汉游击、参将的礼仪待遇是要高的，他对于天聪汗抚养降民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含蓄表露了其对汉人的不满。

满官对汉官的怀疑不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统治者对汉官的政策。

统治者最初采取恩养汉官汉人的政策，尤其到了太宗时期，更加优待汉官，这使得很多满官心存抱怨。

朝廷的职位有限，给予汉人官位意味着满族为官的机会将变小。冯尔康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提到“科举制下有功名的士人名额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10%，最低只有1%左右。

与其它职业人口相比，士人显得很少，需要指出，由于科举士人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在有限的官位面前，这数十万士人也可谓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了。

而投降的汉官数量并不少，可以找到比之前科举更便捷的方式进入仕途，这对想入仕途的旗人而言，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本来内心就与汉族存在隔阂，加之朝廷政策的外因，使这种不满溢于言表。

第二，一些汉人汉官的行为使满官心存忌惮，不愿相信对方，与其交往。

《满文老档》里有几则史料：诸申去汉人家中饮酒，中毒身亡，满官收汉官之物，被人揭发以及清太祖对于满官可收汉官或汉人之物作出规定，说明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

而且这种刑罚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使满官内心忌惮与汉官相处，汉官对满洲官员也心存畏惧，并非真心相处。

即使到了太宗时期，这种现象也一直存在，据《满文老档》中记载，这种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满汉官员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保持一定的距离。

作为官员，看到民间满汉人民的交往，发生了杀人案件，会对其心理造成影响，也会对汉官产生一定的怀疑，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满汉官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