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任事者，必有所失

李鸿章晚年访美图

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灌输性的教育，偏执的以为这位肃毅伯属于秦桧一流的人物，但却一直很喜欢他的两句诗，“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男儿仗剑吴钩的气势，倒颇类于唐李贺的《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但肃毅伯的句子，气势却犹在其上。

后来渐渐长大了，不再为一些愚蠢的灌输所左右，越发觉得这位封侯拜相的显贵枢臣实在是可怜、可悲、可叹、可敬。有幸藏有肃毅伯出使美国的照片一幅，在边白的位置上，赫然罗列着他的显贵——大清钦命头等出使钦差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可是这些挡不住后世滚滚而来的骂名。

其实这样的骂名，他尚在世的时候，已经盛行了，不是都说“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么？我不知道汉奸的标准是谁立起来的？亦或有没有这么个标准呢？但每当大清帝国摇摇欲坠、走到崩溃的边缘时，总是要有人做擎危之柱石的，可谁又愿意独担这个危亡之局呢？似乎历史每一次都无情的选择了大清的肃毅伯李鸿章。

我一直以为，男人有两点是不能丢掉的，一是勇于任事，二是敢于担当。在这两点上，李鸿章恰恰属于出类拔萃者，以少荃的卓识远见，绝非不明担当危局者，成则流芳百世，败亦不免遗臭万年；然而，他一面无奈的自嘲为“大清国的裱糊匠”，一面苦苦支撑。不幸的是，每每仗少荃之力度过危局之后，那些国难中缄默畏避的士大夫和所谓清流们，便一拥而上，弹劾唾骂，必欲以物议诛之而后快。

古来凡任事者，必有所失；而缄默畏避，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者，自无所失，亦无所得，此等人大概昏昏噩噩。一言以毙之，不做事，何来过失？国家每有所失，此等人自可推得一干二净，亦可落井下石，尽由任事者担当。昔秦之卫鞅，不避车裂之祸，汉之晁错，不畏腰斩之刑，终白其冤于后世。李鸿章之任事担当，虽未至于身败，但确也算是名裂，丝毫不逊于此二公。

曾见倭人于清末所刊行明信片一套，名为“当今世界五大伟人”，其上赫然见李公之像；19世纪末，西人曾塑像称“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却见李鸿章居中，左为德相俾斯麦，右为美国总统格兰特；时值清末，日本与西方对华冲突不断，甲午庚子，诸多战端，唯李公竟为敌人所敬慕，发人深省。

李鸿章一生所奉行的，不外乎“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不幸的是，他生在了一个中华和夷狄力量悬殊而不可逆转的时代，虽李公少荃之才，实堪国之大器，但天不予命，人力奈何？少荃已极尽其裱糊匠之能事，尽心用事，全力担当，使圣人当此时季，复能如何？也许，少荃生于唐宋，自属“文可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旷世之才，可惜一切只能是也许。

辛丑之年，条约既定，两宫回銮；而李鸿章在倾尽全力与陈兵京师的十一国做城下之争后，终于耗尽了一生的心智，大厦将倾，柱石崩塌，少荃早已没有了年少时那“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情，在临终的绝命诗中，他流露出最后的忠诚和忧虑，“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犹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年近八旬的李鸿章死的不甘，他一生的才华抱负却背负了太多的历史罪名，相信这位阅历天下的老人，早已看出国势的倾颓不可挽回，少荃带着满心的遗憾，离开了这个唾弃他的尘世。

一万年来谁著史？是啊，李鸿章的这句感叹发人深省，太史公么？想那司马迁不过一操刀刻简之吏，舞文弄墨之人，评点帝王将相不知几何？即如汉武之雄才伟略，不知太史公能窥见一斑否？复有何资格著史评点？一万年来，著史之人微末，然史载之人雄伟，不知以微末之史官，何以揣度评述雄伟之英才？也许后世的骂名与赞誉，皆出于无名小卒之口，实不值介怀。

曾读梁启超之《李鸿章》，“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对持真境应无取，愿得身闲便作僧；世情已逐浮云散，到头难与运相争。难为少荃。

当此逆境，诸事繁复纠结，总有怨天尤人之念。唯每每念及少荃当年局面，眼前一切，不过区区，后此多事之秋，尚不知前途何处，归宿何家，但将毁誉生死置于度外，前途何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