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中的自救，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一世在危难中进行军区制改革

军区制改革是一场有关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由于这场改革以解决军事问题为主并且最终普遍建立军区，故被称为军区制改革，新制度则被称为军区制。

拜占庭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庭帝国个别地区试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目前，已有大量历史资料证实拜占庭军区制形成于7世纪，学者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然而关于拜占庭军区制名称的来源，学者的意见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塞姆”（Θεμα）一词源于阿尔泰语“杜曼”（Tuman），意为“万人”。这种意见是不可靠的，因为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影响，一般认为是从8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军区制在7世纪末已经在拜占庭帝国内全面推行。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来源于希腊语（Θεδης）一词。据著名的拜占庭学者伊科诺米基斯考证，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军区制是由6世纪末拜占庭总督区（Exarchate）演变而来。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仅有迦太基和拉韦纳两城由总督统辖。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早在4世纪，迦太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533年，拜占庭军队重新控制该城以后，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集散地。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拉韦纳在4—5世纪日耳曼各部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逐步取代罗马和米兰的地位，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前哨站。

540年，拜占庭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地位。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们均于6世纪中期被确定为总督区。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体制有别于拜占庭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其特征之二是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拉韦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底人的军事压力，而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总督区采取的总督一元化领导管理形式使总督能够统一指挥，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皇帝希拉克略一世开始逐步建立军区。拜占庭军区制首先是在其亚洲属地上出现的。7世纪初，由于波斯人入侵，拜占庭帝国东线吃紧。随着边防部队的后撤，皇帝希拉克略在帝国小亚细亚地区首先建立了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其他皇帝又建立了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军区。根据9世纪的资料记载，亚美尼亚军区组建于629年，它包括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黑海西南岸至小亚细亚中部卡帕多利亚的广大地区，辖治17个防区，统兵不足万人。亚美尼亚军区以西，自阿里斯河中下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为奥普西金军区，它可能先于亚美尼亚军区3年建立，所辖防区略少，地位也略低于亚美尼亚军区，所辖士兵约6000人。亚美尼亚军区西南至爱琴海沿岸地区为阿纳多利亚军区，由于它地处波斯人进兵之要冲，地位重要，故与亚美尼亚军区列为同一等级。该区有34个要塞，统兵15000人。色雷斯军区的辖区位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西侧，其重要性在于防御斯拉夫人的侵扰，由于其作用与上述3个军区相比较略差，故史料记载不详。根据在该地区出土的拜占庭印章，学者甚至认为它不是独立的军区，或是附属于奥普西金军区，或是由奥普西金军区将军兼任该军区首脑。基维莱奥冬军区为拜占庭帝国小亚细亚沿海军区，负责防守海上入侵，管理沿海要塞和海军基地，兵力仅3000人。由于当时阿拉伯海军势力羽翼未丰，尚未对拜占庭帝国构成威胁，故而海上军区的作用也不甚重要，其将军的年薪仅10金镑。

军区虽然是从总督区演化而来，但是又与后者有区别。其一，它们的管理结构不同，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与其他省区无异，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而在军区内，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附属于军事系统。与总督相比，军区首脑将军拥有更大的权力。其二，总督区制度下没有形成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组成。但是军区制下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兵役田产的业余军人组成，他们成为中期拜占庭（7—11世纪）的社会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庭帝国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军区制度改革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军事化。

拜占庭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上沿袭5—6世纪的旧制。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就在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对帝国军队进行调整，将原罗马军团按军事功能重新编制。到5世纪时，帝国军队五大主力的两支驻守多瑙河一线，一支沿幼发拉底河巡逻，两支驻扎京畿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听候皇帝调遣。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因西征的需要，野战军的人数略有增加。但是，6世纪的大瘟疫和7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使拜占庭军队遭到严重减员，兵源损失极为严重，战斗力下降，遭遇一连串失败，2/3的帝国西部军队被击溃，东部军事实力也损耗了1/7，军队内部的组织系统被破坏。因此，重建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是建立军区制的关键。拜占庭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上沿袭罗马帝国旧制，但在拜占庭军队遭到重创、节节败退之际，首先必须着手重新确定军事等级编制，通过财产确定军队内各级官兵的关系。由于各军区建立的时间有先后，其人数也有不同，因此在编制上并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军区是由2—4个师（Τουρμα）组成。师由5—7个团（Βανδον）组成，其下还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若为骑兵，则人数在50—100人，若为步兵，人数在200—400人之间。依此推算，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3000人左右。基层军事单位的军官为“十夫长”、“百夫长”等。

军事序列的确立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使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其二，在此基础上，各级经济关系得以确定。根据7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军区最高长官将军的年收入最多为36—40金镑，师长的年收入为24金镑，团长、营长和百夫长分别为12、6和1金镑，一般士兵年收入为12—18索里德，相当于1/6—1/4金镑。当然，各军区地位不同，其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为一级，其将军年薪为40金镑左右，二级军区将军年薪为30金镑，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10—20金镑，仅相当于或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经济等级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军区制的确立。但是，拜占庭帝国军事失利、领土缩小，以及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无力逐年支付军饷，于是在军区成立之初，采取每隔3年或4年分批发放军饷的办法，这一点为多种资料所证明。

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困难，利奥王朝和希拉克略王朝采取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的办法，这一措施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这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造就了一个农兵阶层，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事实上，以田代饷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已之举。7世纪上半期，拜占庭帝国国土大量丧失，特别是在帝国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的北非、西亚地区的失陷，使国库年收入减少了2/3甚至一半以上。埃及行省的收入历来占帝国财政收入的3/8，加上伊利里亚地区的收入，大约可占帝国总收入的一半。因此仅北非地区陷落阿拉伯人之手就使拜占庭帝国损失了超过1/3的收入。据粗略估算，希拉克略一世统治初年的收入仅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收入的1/3。如果按查士丁尼时代年度总收入11万金镑计算，希拉克略时代年收入仅为36667金镑，相当于2639952索里德。这笔收入远不能弥补拜占庭国家财政预算的赤字，因为仅阿纳多利亚一个军区的年度军事预算就超过了123万索里德，这几乎占了国家年收入的一半。显然，拜占庭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支付军区的军饷，迫于无奈，只好以田代饷，将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充作军饷，按照军种和级别颁发给各级官兵。

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不论什么兵种和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田产，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在服役期（一般为15年）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Στρατιωτικα κτηματα）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服役，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服役，或参加边境防御战和军事远征，或修筑军事要塞，架桥修路，或营造舰船。第二种是间接服役，即由一户或几户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兵的军费开支和给养。这种形式的军役义务与前一种一样，在文献中被称为（Στρατει）。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队编制，随时听从军区将军的命令，随时集中行动，或从事军事工程劳役或随军作战。亚洲地区最先采取以田代饷的办法，因为该地区有大量弃耕农田。小亚细亚地区曾是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的谷仓，这里水系丰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于农耕，因此农业一直比较发达。但是6世纪末、7世纪初的战乱和瘟疫使当地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大量土地被弃荒。这些土地就成为军区制下军役田产的主要来源。

拜占庭社会结构的军事化解决了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学者估计，4—5世纪的拜占庭军队总数可达65万人。但是，由于大瘟疫和连年战争，人力资源消耗严重，至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末期，军队人数已减至15万人，以致拜占庭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力不足6400人。为了弥补军队人力资源的巨大缺口，早期拜占庭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日耳曼人雇佣兵，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也被迫充作雇佣兵的军饷。巨额军饷连同其他军费开支就成为拜占庭国库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拜占庭帝国年收入约为11万金镑，其中80％用于军事开支。

第一，军区制将本国公民作为军队的主要兵源，使军队建立在广泛的本国人力资源基础上。这一制度将成年公民按照军队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屯田于边疆地区，平时垦荒种地，战时应招出征，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这样就使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另外，拜占庭政府为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长期推行移民政策，如7世纪末年，迁入奥普西金军区的斯拉夫人达7万人，仅762年迁入小亚细亚军区的斯拉夫人就多达21万之众。军区制下的农兵大多屯田于边疆地区，因此其参战的目的兼具保家卫国的性质，战斗力明显提高。而且，农兵占用的军役田产可以世袭，故使拜占庭军队的兵源世代维系。另一方面，军区中除高级将领，如将军从国库领取薪俸外，其他各级官兵均自备所需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而不依靠国库供给，从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二，军区制下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推行军区制以前，拜占庭帝国在罗马军团基础上组建的边防军、野战军和御林军几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并不介入地方行政管理，军权和行政权分离，军队首脑仅负责战事。行政长官则控制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这种军政权力分立曾有效地消除了罗马帝国后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但是，到6世纪后期，由于军政权力相互竞争，拜占庭帝国地方管理陷于混乱，常常出现军队出征御敌而得不到行政长官支持的现象，至于军政内讧、互挖墙脚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军区制的推行扫除了地方管理中的扯皮现象，将权力集中于将军一身，使之能集中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而行政长官或作为将军的幕僚则听命于将军，或被挤出权力机构，从而使地方管理中消除了相互掣肘的因素。地方统治一元化和社会组织军事化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早期拜占庭皇帝旨在削弱地方势力，增强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也曾扩大了朝廷各部门的权力，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时刻，庞大的官僚体系运作迟缓，难以对随时变化的军情作出及时反应。特别是当大规模入侵使得某一驻守边关的部队难以抵抗时，军队中枢指挥机构不能及时抽调其他部队前往增援，经常贻误战机。而军区制是依据防务区域需要建立的，军区首脑按本区实际情况统筹谋划，或调动军队或组织生产，并以其控制的军、政、财、司法等机构，相对独立地指挥，故可使下情及时上达，也可迅速执行中央命令，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力量。现代拜占庭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庭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