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中，形成了以方孝孺为代表的抗拒派和以三杨为代表的归顺派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太子朱标死后，当时的朱棣以及秦王、晋王，甚至是辽王都是帝位强有力的竞争者。

(一)“靖难之役”前后的时局

皇四子燕王朱棣33岁，而建文16岁，除了身份地位的优势外，朱允炆在各个角度都不是燕王的竞争对手，最重要的，如果燕王继位，在士大夫集团的思想中，对礼法上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冲击并非达到完全敌对的状态，这中间存在调和的空间，因为皇权仍然在皇族内部交接，而燕王年过而立，政治经验、军事影响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担任帝国合法的继承人。但是朱元璋要给后世子孙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家法，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秦王、晋王、燕王、辽王自西向东依次分封在陕西、山西、北京、东北，四王联手担负防御北边蒙古的任务。洪武二十八年和三十一年，晋王和秦王先后死去。燕王朱棣封地在北京，虽然排行老四，随着秦王、晋王的先后过世，风格颇类太祖的燕王便逐渐浮出政治权力斗争的水面。但是握有军事权力的亲王在礼法上却永远要低于皇帝一等，甚至在拜见皇太孙时仍然要向这个侄儿下跪。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太祖死后，遗诏立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同时阻止藩王赴京吊唁。朱元璋在洪武时期并没有解决地方藩王势力对中央皇权威胁的隐患，最终爆发“靖难之役”。“靖难之役”后明朝的政治时局为“严网四张，人人在刀俎之上。”士大夫在这一时局背景下做出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选择：抗拒一方以方孝孺、铁铉、练子宁为代表，被朱棣处以极刑；归顺一方以三杨为代表，杨荣迎朱棣于马首，建言朱棣先拜谒祖陵以正大位。

谈迁评论“靖难”中士大夫认为方孝孺用十族的生命成就其自己的忠义过于惨烈，三杨的顺利归顺有违君臣之义，唯独肯定周是修的死义行为。

(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抗拒派

方孝孺坚持“气”的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源。人也是由气所生成，但是气有“清”和“浊”之分，因此就分成“圣人”和“众人”，而在众人到圣人的过渡层还有君子这个层次。

1、“正国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

方孝孺以君子自居，在生死观念上自然与众人有别，方孝孺认为君子对待生死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义”；小人对待生死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利”。“无行而富贵，无益其为小人。守道而贫贱，无损其为君子。”

重视名节，生死符合“礼”与“义”，声名才可传千古，同时君子的生死更是关系天下而有益于世教，方孝孺之死非君臣之义所能涵盖和笼罩，其对待生死的态度以是否符合“礼”与“义”为根据，终极的追求在于是否“有益于天下”和“有益于世教”。方孝孺对死义的追求根源于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又符合民本主义的政治信仰。

2、“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

方孝孺认为士大夫是天下之治的“春天”，治理天下惟在士大夫的努力。士大夫的政治价值不在“才学”和“技能”，而在于其拥有“仁政”和“民本”的政治信仰。方孝孺认为这个“道足以济天下”，实现治国、安民、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其内在的核心是“道德”和“仁义”。

方孝孺认为士大夫天然的责任就是同君主共同治理天下万民，是政治的主体。方孝孺的天命观念的政治寓意在于借助天命而约束皇权、保护士权。皇权虽然可以至高无上，但是必须符合“天命”和“民意”两点，违背这两点的皇权就是非法的暴君政治。

士大夫是上天对君主的赠予，用以辅佐君主，君主必须任重贤士大夫才能保证社稷的太平和百姓的安乐。“盖国家之兴，天也。天之佑乎国家，莫大乎锡之以贤才。贤才多而道德政教无不举，国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皇权、天命、民意、社稷四者成为方孝孺政治理念的核心。“天”是皇帝权力的赋予者和监督者，“民”是皇帝权力的价值所归和世间的监督者，道统确立了这种秩序和理念的基本精神。

3、“是”的解读：“炙道德之辉，聆仁义之旨意。”

方孝孺认为政权的变统有三：篡臣、贼后、夷狄。此三者虽然可以号令天下，却是“率天下之民无父无君”而扰乱纲常礼教。在方孝孺看来，朱棣是违背天理、扰乱纲常、颠倒礼法、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的典型，臣民效法必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局面，天下人间的秩序就混乱了。违背了这一制度就是乱臣贼子，也就是造成了先王所立的政治秩序紊乱。方孝孺的死难就是对“道德”和“仁义”的坚守，同时也是对政权正统性的执着追求。

儒学内部存在孔孟的“择君而仕”和荀子的“无君不可仕”的差异，也可以用来解释方孝孺的行为选择。荀子与孔孟一样有自己理想中的君主，他们的不同在于荀子能本着退而求其次的态度而主张士人可以在非理想的君主治下入仕，因此天下无君不可以仕。方孝孺的《读荀子》对荀子的批评态度佐证了方孝孺君臣观和出处观坚持了孔孟“择君而仕”的原则。

士大夫的生死必须依据此道而做出选择，把生死与国家、社稷关联起来。在建文朝努力建立一个士大夫理想中的“三代之治”，改造现实的世界，重建人间的政治秩序，彰显了明前期士大夫的政治自觉和政治主体意识，与皇帝同治天下，为天下万民。

在方孝孺看来，所有这些努力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合法、正当、正统的政权体系，这是所有理想得以实施的基石。而“靖难”的发生，朱棣的永乐政权在方孝孺眼中无法给予正统性的认可。在方孝孺理念中，朱棣的行为也完全违背了儒家的道德仁义，他只有用十族的生命来捍卫士大夫理想中的人间秩序，用生命来为这个秩序确定规则和法度。

在当时的时局中，方孝孺处于建文与朱棣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方孝孺能否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直接关系到朱棣夺取的皇权能否获得政治合法性，决定了朱棣的皇权属性，也决定了新政权能否获得士人舆论的认可和支持，这些都影响、甚至决定了朱棣新政权根基能否牢固和生命能否长久。

同时他的特殊性还在于，他在建文与燕王的军事斗争中，是建文的重要谋臣，很多用人决定和军事方略都是在方孝孺的主持下完成，讨伐朱棣的檄文均出自方孝孺之手，所以方孝孺与三杨相比，除了他处于帝师身份地位外，更多了一份斗争失败者的沮丧和无奈心态。

(三)以三杨为代表的归顺派

朱棣夺取皇位后，从永乐到正统年间，对“靖难”事件，三杨所留下的著述大多隐讳不语，多用“太宗皇帝奉天靖难”之语一笔带过，要想分析三杨在“靖难”时做出归顺朱棣的内心感受和思想理论基础，只能循着三人所留文集中的只言片语扩展分析，参酌三杨在执政期间的政治修为进行解读。

1、君臣观念与经权思想

儒家的君臣观念存在孔孟的“择君而仕”观与荀子的“无君不可仕”观两种。孔孟坚持“择君而仕”基础上保持儒士的相对独立性。强调士大夫与君主合作的前提是君主接受、尊重和施行儒家的治国理念。如果君主不能实行儒家的治国理念，士大夫官僚只能隐退出政治之外。

荀子虽然和孔孟同样认为理想中的君主应具有尧舜等三代明君的美德，但是理想中的圣德君主却从未出现于现实政治中，仅仅存留于理想信念中，因此在调和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后，荀子提出“君为主、臣为辅”的理念。

在无法改变现实君主，却要保持儒家政治追求之时，产生“择君”与“为民”两者之间选择上的冲突和矛盾，无道则隐，保持情操的同时失去民本的追求；为天下百姓而仕并非贤能的君主，又违背了士大夫对道德情操的坚守。“君尊臣卑”观念的形成是荀子对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变通的结果。

儒学经权思想可以用来分析方孝孺和三杨政治立场选择的差异性。指出“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坚守经义和权宜变动。权与经不同，却合乎道。方孝孺死义是对经义的固守。

三杨归顺可理解为“权宜”之计。三杨的诗词言论和政治修均可以体现“上有以禆益国家，下有以惠利生民”的政治理想。正如孟森先生所言：“成祖以篡得位，既即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为太祖之子，攘夺乃帝王家事，未必于建文逊位之后，定欲为建文报仇，非讨而诛之不可也。”认为朱棣的篡权行为本来并没有超越士大夫的政权合法性的底线，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建文与永乐之间的皇权转移，毕竟是在朱姓皇族内部进行，这给三杨的归顺提供权宜借口。同时三杨与方孝孺相比，并不处于时局的风口浪尖处，亦没有参与到建文与朱棣的军事斗争中，在战争期间，三杨均在翰林院任职，对战争冲突的体会，绝没有方孝孺般强烈。朱棣对方孝孺等士人的残酷杀戮让三杨倍感紧张，这种紧张超出了“靖难”本身对他们的影响，更深刻影响了永乐以后三杨的政治风格和心态。

永乐以后，三杨虽然具有“士君子出处进退求合乎道”的政治信仰，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却秉持“居而孝于亲，仕而忠于君”的行为准则。忠孝思想成为三杨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士大夫的主体意识弱化。显亲扬名、英声令誉、扬于今而传于后等世俗化的价值取向遂成为三杨追求事功的目的。

2、归顺后的矛盾心态

归顺朱棣，对三杨来说势必也会造成道义上的自责。通过三杨对建文和殉难忠臣的平反的努力可以显示出来。杨士奇对“靖难”死难士人王文英后人的照顾也映照了其自责的心态。

正统七年，接受张太皇太后遗命之时，三杨所举三事中第一件就是为建文修实录，目的就是恢复建文皇帝的皇统地位；第二件就是为方孝孺平反，即是为了缓解压制的政治语境和舆论氛围，更是为了通过对方孝孺的平反，端正天下士气，深层次的原因更是取得良心上的安慰。这些举措透视三杨心中不安、紧张、自责的心态。

三杨和方孝孺均接受儒家教育，都在洪武和建文期间入仕做官。方孝孺在建文朝以帝师自居，重构“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重建以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三杨同样推崇和效法宋儒，也有重建人间秩序的理想抱负。

三杨与方孝孺差异化的政治立场选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冲突和矛盾，其根源在于儒学思想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端的调适。既有孔孟儒学及理学的理想主义，又有荀子的现实主义。两者殊途同归，理想主义为天下秩序确立原则和标准，为士大夫提供终极追求目标；现实主义为天下秩序提供基石和保障，为士大夫提供创造事功的现实舞台，使士大夫的理想获得现实的依归。

儒学内部孔孟“择君而仕”观与荀子“君尊臣卑”观共存，使得士大夫在“靖难”后差异化的政治立场选择均可获得理论支持。两宋以来，伴随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勃发而起的是士大夫的政治自觉，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身份定位，努力重建一个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三代之治”，这是方孝孺终身坚持和努力实现的政治理想。

这个体现儒家治国理想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在“靖难”后改变生存状态，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蛰伏在皇权政治的威势下。后世士大夫对方孝孺持续不断的追忆印证和透视着士大夫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

这种北宋以来形成的独立自主、蓬勃发展的士风在建文时期的方孝孺身上获得充分体现，方孝孺也在宋儒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备的政治理想和“三代之治”的宏伟蓝图。朱棣的“靖难”摧毁了方孝孺政治理念的基石，同时也打断了明兴以来孕育的士大夫政治的蓬勃进程，开始进入专制皇权为主宰的“君为臣纲”的时代。

在这个严酷的君权专制背景下，方孝孺提倡的政治自觉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转入另一种迂回曲折、引而不发的状态生存下去，所以三杨等归顺士人在迎合朱棣的政治意图的同时，努力用儒家思想来培养朱棣的继承人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力求这些未来的皇帝能成为自己的代言人，践行儒家治国理念，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和惠济天下的普世关怀。

经历洪武朝严峻的政治生态后，建文朝逐渐显露出文治的气象。这个“文人政治”的春天却被“靖难”生硬地打断，建文朝体现出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风格开始向“君为臣纲”的政治文化风格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