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苑深处钟自鸣（上）

在大清的宫廷陈设中，除了沉静的古董、字画外，自然少不了一种热闹的机械玩意儿——“钟表”。

中国古代的计时器，主要是用刻漏、借水或沙滴漏来测量时间，更原始些的还有圭表、日晷，它依据太阳运行的投影来测定时间。直到明朝晚期，一种叫“自鸣钟”的机械计时器才在中国出现。第一座来自西洋的自鸣钟，据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献给明神宗皇帝的。

铜镀金珐琅亭式内有升降塔钟

机械钟表明末传到中国，但尚未在朝野中引起大的影响。直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由于皇帝个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与兴趣，在宫中才出现了收集并仿制钟表的热潮。

康熙曾在他的《庭训格言》中说：“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国，作验时之日晷。初制一二时，明朝皇帝目以为宝而珍重之。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虽能髣髴（fǎng fú仿照，模仿）依其规模，而咸在内之轮环。然而，上劤（古同“劲”）之法条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至朕时，自西洋人得作法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今与尔等观之，尔等讬赖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岂可轻视之，其宜永念祖父所积之福可也。”

康熙的训谕揭秘了在顺治十年（1653年）前后，清宫已开始仿制自鸣钟，且初具规模，以至到康熙朝时，每一个皇孙都可以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宫里存有这么多自鸣钟，足可证明当时宫中已有一个收集、制造与管理机械钟表的机构存在。顺治、康熙朝，这个机构中有一个灵魂人物，他就是“具有惊人机械才能”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ns）。安文思在顺治、康熙两朝，曾多次为清宫制造自鸣钟和机械人，“欲以此博帝欢”。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文思去世时，康熙帝御制悼词云：“彼在世祖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赞扬安文思不仅“营造器具（自鸣钟与机器人）”，而且还负责管理这些自鸣钟和机械人。很明显，安文思当差的这个机构应该就是宫中档案中常称的“自鸣钟”。

《国朝宫史》和《钦定日下旧闻考》的记载：“端凝殿南，旧设自鸣钟处。”康熙十年（1671年）曾御书“敬天”匾额，传旨要在自鸣钟处悬挂，故可推断，清宫自鸣钟处的设置时间应在顺治末到康熙十年之前。又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端凝殿兼自鸣钟（处），七品首领一，执守侍。太监十。专司近御随侍赏用银两，验自鸣钟时刻及陈设、洒扫、御前坐更等事。”

铜镀金锦鸡山石骑士牵马表

自鸣钟处始设之初，主要是为了保管、贮存以及维修陈设宫内各处的自鸣钟，同时自身也兼有一个制作自鸣钟的小生产作坊，这一作坊中供职的有“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据中西文档案记载，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的20余年间，先后有陆伯嘉（JacquesBrocard）、Guetti、杜德美(PierreJartoux)等6位西洋钟表匠师相继进入清宫，参加了自鸣钟的制造，特别是著名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后，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水平大大提高。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帝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帝朱批道：“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已（以）后不必进。”这反映出到康熙朝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沈初的《西清笔记》曾记载了当时宫中自产自鸣钟的精巧：“内府一自鸣钟，下一人，有铜人长四五寸许，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盘，钟鸣时，铜人手持管，于盘中划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钟响寂，则书竟矣。”

雍正时期，“自鸣钟”下面的钟表作坊已独立出来，成了专门制作宫中钟表的“做钟处”，隶属清宫造办处，地址在隆宗门外、慈宁宫花园以东。

做钟处的内部结构应包括三部分人：西洋传教士、做钟太监及中国匠役。西洋传教士是不占编制的技术人员。做钟太监，据《国朝宫史续编》：“八品首领一，侍监，太监十五。”即包括首领太监在内一共16名太监，至于中国匠役的人数可能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据沙如玉（ValentinChalier）神父的记载：“18世纪30—40年代，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大约有100名中国人在他（沙如玉）的指挥下工作。”如此推算，做钟处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总数是在120人左右，这应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规模。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设定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

另外，乾隆时期，圆明园如意馆内还设有一个做钟处，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遣使巴石喀使华记实中云：“如意馆内三位西洋人画画，两位做钟，共五位。西老爷（即西洋传教士席澄元）在如意馆内钟房，常见万岁，万岁常和他说话，还夸说他的法子很巧。”

红木套圆形双面钟

乾隆一朝是我国宫廷制钟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宫廷钟表的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清代中国钟表业最辉煌的时代。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实：乾隆初年，入宫的著名钟表匠师林济各与他的助手沙如玉尚在清宫制造自鸣钟。沙如玉在法国就早已是技艺精湛的钟表师，他自称：“我懂得的理论肯定跟欧洲钟表匠一样多，因为我敢肯定很少人能有如此丰富的经验。”

乾隆三年（1738年），法国钟表师席澄元（SigismondodiSanNicolà或Adeodat）、杨自新(CoadjutorGillesThébault)入宫，之后还有李衡良（西名不详）、汪达洪(Jean-MathieudeVentavon)、李俊贤(HubertdeMericourt)、巴茂正(Charles)等欧洲钟表师先后进入清宫。如此众多的优秀欧洲钟表师聚集在宫廷后，将欧洲各国如瑞士、法国的先进技术带进宫廷，并传授给中国工匠，直接推动了清宫钟表技术的发展。在做钟处内，还有许多从广州来的工匠。

在清代，广州是与西方接触的前哨，因此，西方钟表技术传入中国后，广州工匠是第一批受益者，这些人在宫中被称为“广匠”，其中一些人的技术堪比西洋工匠。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清宫做钟处主要制造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部钟等，为突出皇家的威仪，多用紫檀木、红木为外套、以亭台楼阁为造型，体量巨大而庄严，其中尤以乾隆时期的居多，且钟表表盘上多有“乾隆年制”款。

从档案文献记载看：乾隆元年（1736年）已“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1737年），“所造钟表甚多”，以至奏报“作房窄小”。据宫中档案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间，做钟处共生产钟表44件。又据现存清宫《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记载，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做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清宫的达116件。从数量来看，似乎并不特别多，但由于清宫生产的钟表大多是用于皇宫内部高大上的陈设，不仅要求质量高，而且要求造型精美，并多由皇帝亲自验收。

因此，清宫每生产一件自鸣钟均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做钟处制造钟表要奉皇帝之命，制作过程中要由造办处内的漆作、木作、金作、玉作、牙作、铸炉作等作坊配合，还要通过粤海关购买进口发条、表盘等。

铜镀金空中仙阁祝寿钟

据档案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传旨做钟处，要西洋技师速作玩意钟表一件。经一个多月的设计，西洋技师终于将完成的“八仙庆寿”“海屋添筹”等山子楼台玩意钟设计图上呈，乾隆帝审阅后，批示：“外面楼作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这个玩意钟历时5年才做成，但乾隆帝看了并不满意，仍传旨修改：“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做鲜明，里面安玻璃四块，门上玻璃三块，后面俱贴画。”这座玩意钟楼分两层，能报时刻，每逢三、六、九、十二时，随着乐声，上层三门即自动开启，三个持钟人出现，中间一人敲钟报时，左右两个敲钟报刻，同时下层人物转动，待时刻报完，乐声停止，持钟人退入门内，门即自动关闭。在乾隆一朝，制造这种结构复杂、工艺繁琐的钟表就达数百件，完全可以证明乾隆朝宫廷钟表业的发达。

［文章来源］

《御苑深处钟自鸣》胡忠良

［编辑］

付 怀 东